雙重災難
西太後宣布對列強同時開戰,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主要有兩方麵,一是功漪惟恐天下不亂,使其子“速正大位”,二是西太後“以快其私憤”,所以西太後在宣戰時之時塤論“招集團民禦侮”等高調和采取了一些小動作之外,很快顯露出真實麵目。
在西太後等一夥陰謀家、野心家,企圖利用義和團民仇恨侵略者的愛國義憤及其自身弱點,大肆煽動盲目排外的同時,清政府又以製訂“團規”和派大學士剛毅、莊郡王載勳統轄義和團等手法,來控製廣大團民的反抗鬥爭。並頒諭命“載勳等嚴加約束”義和團群眾,對所謂“借端滋事之‘匪徒’,驅逐淨盡”。
一些團民被不幸殺害。在西太後等人利用、欺騙和控製之下,既給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蒙上層層陰影而把它引向歧途;又使義和團的成分越發複雜,加速了這個戰鬥群體的分化和瓦解,特別是很大程度上地削弱了義和團反封建鬥爭的銳氣。
當八國聯軍大舉侵入,義和團廣大愛國群眾和部分清軍在與強敵展開
浴血奮戰、處於抗擊敵軍的緊急時刻,西太後與載漪等人還按其預謀,演出了幕幕幹擾抗戰的醜劇,他們企圖利用一些被欺騙的義和團群眾加害光緒帝,仍在進行廢帝活動。繼載漪在義和團民中煽動“殺一龍(光緒帝)”的活動之後,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載漪、載勳一夥又帶領六十餘名義和團民闖到光緒帝臨時居住的寧壽宮門。
這些人,口稱尋找“二毛子”,“大聲呼噪,請皇帝出宮,群呼殺洋鬼子徒弟,殺洋鬼子朋友”,欲對光緒帝下毒手。甚至大阿哥溥儒也仗勢欺人,當麵“呼帝為鬼子徒弟”,對光緒帝肆意汙辱。
由於野心家載漪、載勳兄弟的這種活動過分拙劣,使清宮中陷入一片混亂。因而西太後便以二十來個義和團的大小頭目作為犧牲品,把他們殺掉來掩人耳目。
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在對外宣戰的上諭墨跡未幹之時,西太後就通過各種渠道向其帝國主義主子頻頻奉迎,想給自己處處留條退路。這時,她除了在北京不斷向外使獻殷勤之外,六月初三日(6月29日),通過駐外使節向列強各國政府解釋其所謂的“苦衷”。說什麽“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即指義和團群眾)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護不及,激成大禍”。
這就是向帝國主義者交了底。隨後、西太後即以奴才的臉譜、乞求的口氣向列強各國政府說,“且中國(實為西太後)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持‘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
原來,此前在清廷統治集團舉行禦前會議時,光緒帝即鑒於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一再指出不應同時與列國開戰。而當時的西太後,竟氣壯如牛似地非要蠻幹下去。
曾幾何時,現在的西太後卻把此話以求饒的口吻向帝國主義者道出了相同的話,在不同的時間與場合、說給不同的人聽,當然體現了說者的不同用意。其效果,固然亦會有異。
幾天之後,西太後控製下的清政府,繼以遞交“國書”的鄭重方式,再次向俄國、日本以及英國政府表示,希望彼此在共同對付中國“亂民”的前提下“暫置小嫌,共維全局”。
到此,西太後醜態百出的奴相暴露無遺。她公開向帝國主義者表明:
寧肯叛賣國內人民,也絕不願切斷與其主子的連線。在國內軍民正與帝國主義侵略軍進行殊死搏鬥的時刻,西太後的這種言行,無疑在事實上即已構成了一種出賣國家和人民的罪行。不過,這時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已經緊緊地咬住中國,他們豈肯輕易鬆口。
曆史事實驗證,西太後的對外宣戰,在她的骨子裏還主要是消滅義和團和實現其廢立之謀。在這期間西太後的所作所為,同樣還是圍繞著她的統治地位這條基線在左右擺動的。
西太後根本沒有聯合義和團抗擊侵略者的誠意,她不僅沒有全力組織抗戰,反而還想方設法、或明或暗地在破壞各地軍民的反侵略鬥爭。致使八國侵略軍於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攻陷天津,接著又**,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犯至北京城。到此,西太後便完全成了一個輸光了的賭徒,要倉皇地逃跑了。
西太後準備攜帶其心腹臣屬離京出逃之際,光緒帝曾請求留下,準備“親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臣麵談”,以求議和。他產生這種想法,與其對西方列強存有幻想有關。當時光緒帝的主要目的,是力圖在爭取議和盡量減輕國家損害的同時,乘機擺脫西太後的控製,重執朝政,繼續推行其變法新政。
但是,詭計多端的西太後馬上意識到,“帝留之不為己利”,於是拒絕了他的要求,決意也要把光緒帝帶走。當八國聯軍兵臨城下,西太後在倉皇出逃的前夕,她又命太監二總管崔玉貴(桂),把禁錮近兩年的珍妃推到寧壽宮外的井中害死。珍妃,時年僅二十四歲。
據有關資料記載,當珍妃從北三所被“召”出後,她也提出“帝應留京以鎮人心”的要求。不過,自從政變之後,光緒帝與珍妃曾時有在密中會麵的機會。
在此之前,其彼此之間趁便溝通一點心情,也在情理之中。另外,在西太後已知光緒帝有留京之念的情況下,她又向珍妃下毒手,絕非隻是其凶殘性的暴露。要清除一切有助於光緒帝東山再起的苗頭,以穩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是西太後的要害所在。
正因如此,後當《辛醜條約》簽訂,西太後回到北京保住其女皇寶座之後,她又以另一副麵孔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2年1月8日)降“懿旨”宣稱:“上年(實為1900年)京師之變,倉猝之中,珍妃扈從不及,即於宮內殉難,洵屬節烈可嘉。加恩著追贈貴妃位號。”可見,在其皇太後權位保住之後,西太後又掛起羊頭賣狗肉了。
光緒帝得知珍妃被害的噩耗之後,“悲憤之極,至於戰栗”,在其思想感情上又受到極大挫傷。事實上,這也是西太後施展的殺雞給猴看的伎倆。
當然,“穎敏”的光緒帝會從中意識到,似乎自己也隻有服服帖帖地順從西太後的擺布了;否則,個人的生命亦同樣操在她的手中。
因此,國難、親仇以及其有誌不得伸的積怨,均一並壓在了他的頭上。從此,光緒帝更猶如失去“靈魂”,“變成完全像木頭人一樣”。無疑,這正是其悲憤至極的心態之集中體現。
西太後在出逃之前,授於李鴻章全權,命其迅速來京承辦乞降事宜。當她於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挾持光緒帝、帶著其臣屬逃走之後,又一直與李鴻章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西太後寧願隻要保住自己的女皇寶座就不惜一切來取得帝國主義的寬恕。
八月十四日(9月7日),西太後等逃至山西太原附近時,她又派出慶親王奕勖回京“會同”李鴻章辦理投降事宜。並同時頒諭宣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劃除不可”。
至此,西太後便徹底地現出了原形,她把罪責一並都推到了義和團群眾身上,將自己洗得清清白白。
繼而,就便在許多地區出現了中外反動武裝聯合鎮壓義和團的局麵。至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逃到西安的西太後,看到她的統治地位又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確認,就降諭公開宣布,甘願進一步采取“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徹底賣國方針。
西太後為了滿足帝國主義的侵略欲望,決心拍賣國家和民族的所有權益。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經西太後批準,清政府的全權代表奕助、李鴻章便在《辛醜條約》上簽了字。
清廷與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奴、主關係,就在中國人民的血泊中進一步確定了。中國人民所得到的是一具更為沉重的奴役枷鎖。從此,又把中華民族拖入更為苦難的深淵。
至此,西太後“宣戰”的真實含義也就隨之而昭然於天下了。
在《辛醜條約》簽訂後的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西太後又挾帶光緒帝自西安返京。至光緒二十七年(1902年1月7日),西太後踏著人民的血跡回到了北京的清宮,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下,繼續其萬惡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