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係國家

光緒帝長期精心締造的變法圖強事業,被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用血腥與高壓政策毀滅了。但在光緒帝的心中“改造之中之觀念,並未因此而消滅”。

當光緒帝被囚禁以後,他“心底上,始終確認那些新政的策劃是絕對合理的,絕對可以推行的。但須等到老佛爺(西太後)撒手西歸的時候,他一定就可以很順利地幹一番”。

的確,在戊戌政變之後,光緒帝革新祖國的願望並未消失,他隻不過在西太後的強大壓力下,把它埋藏在心裏罷了。

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光緒帝之所以反對向列強宣戰,以及後來要求留京,以便擺脫西太後的控製。除了為抵製西太後的禍國陰謀之外,又因為他始終懷有待機重建維新“大業”的緣故。

當然,光緒帝沒有成功,但他其維新圖強之誌,在此之後仍未動搖。即使在光緒帝被西太後挾持出走的途中,他終日鬱鬱寡言,說明在其心中還存有種種難言之隱。

但是,光緒帝深懷的滿腔憂國之憤和強烈的圖強之念卻依然時有表露。在當時,光緒帝每至一地總好獨自“坐地作玩耍,尤好於紙上畫成大頭長身各式鬼形無數,仍拉雜扯碎之。有時或畫成一龜,於背上填寫項城(即袁世凱)姓名,粘之壁間,以小竹弓向之射擊,即複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飛,蓋其蓄恨於項城至深”。

在這裏,光緒帝畫的那些各式“鬼形”,如果說可能是比作破壞變法維新的大小頑固派權勢者,這隻是出於推測,但他痛恨袁世凱卻是確鑿無疑的。

這時的光緒帝之所以如此,表明他對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的出賣行徑還深惡痛絕之外,亦反映出他還在懷念變法維新的往事。光緒帝采取這種動作,無非是在抒發自己的鬱憤之情。

直到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末至九月中(1901年10月),當光緒帝又被西太後帶著自西安返回北京之際,他還在設想回京以後能夠繼續“大行新政”呢。但是,光緒帝的這一念頭,同樣隻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

翌年初,光緒帝在隨從西太後自西安回到北京時,當他沿途看到被帝國主義聯軍**後的慘景,便使其“立刻感到一種不能形容的恥辱”。進而,光緒帝“見外患日逼,大局垂危,宵旰憂勞,遂櫻心疾”,不斷地自言自語:“外國人如此鬧法,怎麽了?怎麽了?”又激起他深深的憂思。

按照《辛醜條約》的規定,僅就清政府向列強各國的賠款而言,即達創記錄之巨。

當時以中國四萬萬人口計算,從剛生下來的娃娃到尚有一息的老人,平均每人承擔一點兩多白銀;如加上利息便人均二點四兩多了。

當時,清政府國庫空虛,全國廣大勞苦群眾更是掙紮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在這種情況下,西太後仍舊沉醉於窮奢極欲之中。而且她為了粉飾其建築在人民的血與淚之上的罪惡統治,回京不久,又下令籌集款項修建被八國聯軍破壞了的正陽門城樓。

然而,光緒帝卻認為,“何如留此殘敗之跡,為我上下儆惕之資”!這個被敵炮火摧毀了的城樓,變成八國聯軍侵華的罪證,亦是西太後等禍國行徑給京城帶來的傷痕。它確也具有啟示後人不忘國恥的作用。

西太後及光緒帝,在庚子事件後回到北京時,其在心情和表現上形成的反差,可以說是體現了他們對當時的國難和國家的前途所懷有的不同心態。

戊戌政變後,變成囚徒般的光緒帝,竟然成了一個在國內外頗有影響力的人物。直到庚子事件發生後,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出自它們的需要,仍在關注著光緒帝的去向。

在中國人當中,那些希望通過變法維新來振興祖國的人,對光緒帝的不幸遭遇更深為同情。

至於流亡到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在日本成立了“保皇會”,打起了保衛光緒帝(即“保皇”)的旗號。他們所以又把光緒帝高高地抬出來,除具有在感情與理想上的聯係之外,在實際上康、梁也主要是為適應在新形勢下的政治需要。

他們力圖以此作為繼續推行改良路線,以抵製日益發展中的民主革命運動服務的。

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年)夏,在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進入**、八國聯軍大舉侵入中國及西太後在施展政治陰謀之際,康有為、梁啟超企圖利用國內空前動**的局麵,策動唐才常等回國發動營救光緒帝的起義。

唐才常回國後,即運動會黨成立“自立會”、組織自立軍,準備在長江中遊一帶發動反清的武裝起義。

在這時,唐才常等便在國內揭起了“討賊勤王”的旗幟,並以讓“光緒帝複辟”作為起義的“宗旨”之一。由於這些人仍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對立麵要另起爐灶,所以他們的失敗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與此同時,已把立足點轉移到革命方麵的章太炎,認為唐才常“一麵排滿一麵勤王,既不承認滿清政府,又稱擁戴光緒皇帝,實屬大相矛盾”。

自此,章太炎為反對“保皇”、力爭實現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目標,把光緒帝也列為革命的對象,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在當時正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中的劉坤一等,也想利用光緒帝的名號來與英國等列強搞“東南互保”。顯然,這些內外的各種勢力對光緒帝采取的不同態度,除了在社會一般人中具有感情因素之外,其他

無不懷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而這種情況的出現,隻能說明光緒帝影響的擴大。

因為光緒帝的影響不斷擴大,這又給西太後增加了威脅感;又對她起到了較大的牽製作用。因此,西太後的“廢帝”棋子更遲遲不敢落下了。

事實上,隨著國內外形勢的演變,光緒帝就成了西太後的一大政敵;亦變成了她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政治籌碼。另外,西太後原來準備取代光緒皇帝而立起來的大阿哥溥倆,自從被接入宮內以後,在她的庇護下其行為**,極不檢點,無所建樹。就是溥儒在隨同西太後逃到西安期間,他仍然“頑劣日甚,時與宦官等私出冶遊,甚至在宮中拔取皇後之簪珥以為戲樂”,在宮內時而激起風波。

特別是在光緒二十六年末(1901年2月),西太後為了滿足帝國主義提出的“懲凶”要求,以便盡快完成新的賣國交易來保住自己的地位,又采取了“舍車馬保將帥”的手法,把她原來的追隨者載漪、載瀾等也給予了“懲治”。

於是在西太後看來,載漪已經沒有用了,那麽他的兒子溥儒,在清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此外,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實力派官僚,也越發感到光緒帝的名位不可棄,並為此而反複向西太後疏通。

正是鑒於上述各種緣由,西太後在從西安返京的途中,於一九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降懿旨頒諭宣告:“已革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儒,前經降旨立為大阿哥,宣諭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亂,肇釁列邦,以致廟社震驚。推究變端,載漪實為禍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經嚴譴,其子豈宜膺儲位之重。自應更正前命,溥儒著撤去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宮”。

就此,西太後借“懲治”載漪之名廢去了大阿哥。其實,這是她在內外不斷增強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其原來的“廢立”企圖。

從而,西太後改變了手法,又以光緒帝作為純粹的傀儡,繼續牢牢地控製著清廷。當西太後一九零二年初回到北京後,為了進一步給自己裝潢門麵,在表麵上“稍給”光緒帝一些行動“自由”。每當其臨朝或有接見事宜時,亦把光緒帝拉去作為陪襯;凡是發布政令繼續利用光緒帝的名義。

但是,西太後對光緒帝的“監視仍嚴”。在之後的多年裏,光緒帝不僅依舊對朝政根本沒有發言權;就是在平日的言行也照樣受到嚴密的監視和控製。特別是西太後唯恐光緒帝與外界發生聯係,又命其親信太監嚴戒外人“跟皇帝說話”。

庚子事件以後,光緒帝的皇位雖然保住了,但他的實際處境並未改變。事實上,光緒帝完全成了西太後的一個會說話的工具。

原來,西太後在逃至西安期間,當她看到與帝國主義列強進行的一場空前的賣國交易即將有緒,為了掩飾其賣國求榮的醜惡嘴臉,改變一下統治方式,籠絡浮躁不安的那些在向資產階級轉化中的上層人士,尤其是想給帝國主義露一手,以便博得其主子的信賴。

於是,在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頒諭宣布,她也要起來“改弦更張”、利用“西法”,采取“補救”措施了。那麽怎樣“改”和如何“補救”呢?西太後在這個諭旨裏說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今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這就清楚地道破了西太後高唱的改革論調,不過是張之洞之《勸學篇》的翻版,還是洋務運動的那一套。因此,她在此後四五年間進行的這種改革,除了為帝國主義列強掠奪中國的礦藏、進一步控製中國的財政等大開方便之門外,還花樣翻新,如獎勵商辦實業、廢除科舉等等。在經濟、文化領域采取了一些較為寬鬆的措施,對社會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於封建專製體製和維係它的思想鏈條,還是拉得緊緊的。

可以看出,西太後推行的這種改革,確是洋務運動在新條件下的繼續。其根本的目的,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和“修補”她的封建統治軀體。至於較之戊戌維新,可謂有進有退。尤其在目的與導向上,兩者截然不同。

總之,從二十世紀開始以後,隨著民主革命運動的勃興,西太後進行的這種改革,越發明顯地露出了它的欺騙性。對於西太後的改革,光緒帝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曾在私下向對其懷有同情感的德齡說:“我不信太後有力量有本領能夠改變中國的情形。就是太後有本領,也不情願做。恐怕離真正改革的時候遠得很呢。”

直光緒三十年(1904年),光緒帝又對德齡言:“你說勸太後推行新政,我沒有看見什麽效驗。”當然,光緒帝對西太後的改革持以否定態度,是出於他對西太後頑固劣性的認識。

其實,就在西太後“更張”期間,光緒帝每天都抽出一定時間堅持“閱視時憲書”,表明他依然有著自己的追求。可以看出,直到這時,光緒帝與西太後在政治見解上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他們都要改革,但其所走的道路和想以此達到的目標卻大相徑庭。

西太後在販賣自己的貨色時,卻又不忘詆毀康有為、敲打光緒帝和誣蔑變法維新。每當她在發布“更張”詔令之前,總要逼迫“皇上先自罵兩句,曰:“‘康有為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夫康有為一小臣耳,何能屍變法之名?’”就這樣,光緒帝對西太後的假改革,卻又不得不被迫說些違心的話。

當時的光緒帝,為何對西太後仍如此屈從?自光緒二十九年至光緒三十年(1903至1904年)到清宮為西太後畫相,並趁機見過光緒帝的美國人卡爾女士的口中,我們知道光緒帝所以這樣“非帝之懦弱無能,蓋被處於萬鈞壓力之下,固不得不爾,以為自全之計”。

在光緒帝身上的確具有明顯的懦弱性,這是由於他的特殊成長過程及其所處的具體環境造成的一個致命弱點。

如說光緒帝在西太後麵前的屈從表現並非出於無能,可以說是基本符合實際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光緒帝來說,隻要還想保存自己,以備東山再起重建維新大業,他也不可能有別的選擇了。

在深陷逆境的歲月裏,光緒帝依舊在“朝夕研求”古籍時書,在其中“於西學書尤留意”。

同時光緒帝還每日堅持以一定的時間“學習英文”,並光緒帝雖然被禁於高牆之中,但卻未阻塞住他那麵向世界的目光。

除此之外,還可見到,光緒帝對二十世紀初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激烈爭奪也深感憂慮。在光緒三十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期間,無視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西太後,竟然宣布中立、劃定戰區。讓日、俄兩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神聖領土東北地區任意火並、廝殺,給自己的同胞帶來無盡的苦難。

與此同時,西太後依舊在宮中“極度揮霍”,不斷地大擺戲台,終日拉著光緒帝在成群的宮女、太監陪伴下尋歡作樂。

但是,在這當中“唯皇帝一人,總無笑容”。光緒帝在公開場含“默無所言,若不介然於懷,斯豈光緒帝之本意哉!然而不知光緒帝者,則誠將以光緒帝為不識不知之庸主矣。安能見其操心慮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存於其間耶。

被長期軟禁的光緒帝,還在埋頭攻讀、密切注視外界動向、關心國家的危亡,仍在不斷的追求,其原動力,是來自他的憂國之憂和從未動搖的複興祖國之誌。隨著時代的前進和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民主革命的波瀾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已形成洶湧澎湃的滔滔洪流,清王朝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在這樣的曆史情況下,光緒帝還在幻想重新操政,繼續走他的維新治國之路。就光緒帝自身的處境來說,他也根本無力再揚起政治風帆了!

光緒帝在政治上的行跡早已消失。在此後的數年間,光緒帝除了作為西太後的陪襯參加一些祭祀、接見等活動之外,他自己在瀛台唯以錄書“表明心跡”了。光緒皇帝的末年,其存在的價值,僅僅體現於西太後的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