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決策

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際,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高度的保家衛國的責任感,使許多愛國人士走到一起,商討抗擊列強之策。這時,燃燒在直、魯交界等地的義和團反侵略鬥爭星火已在迅速蔓延,預示著淤積在廣大勞動人民心中的對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即將猛烈地迸發出來。

繼挽救民族危機的變法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又出現了群情激奮,共同抗敵的局麵。

西太後對來自人民群眾中的反抗鬥爭從不心慈手軟,“剿”、“撫”兼施,亦是她對付人民鬥爭的慣用伎倆。

在光緒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以前,在西太後看來,這種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還隻不過是“散賊”、“股匪”、“小魚焉能掀起大浪”,不會構成什麽嚴重威脅。而已成為西太後死敵的康有為、梁啟超還“逍遙法外”;被她視為眼中釘的光緒帝仍占據著皇上的位置,這一切,不能不引起她極大的關注。因此,她依然醉心於朝廷中的權位之爭。

至當年五六月間,義和團的反帝烈火已燃燒到中外反動勢力集結的京、津一帶。同時,帝國主義列強也劍拔弩張。

這時,一方麵,列強的駐華公使在越發蠻橫地迫使清政府鎮壓義和團;另一方麵,其各國政府正在加緊策劃,要對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進行武裝幹涉了。從而,內外矛盾錯綜交織,形勢急劇緊張。

因為內外形勢出現了日趨複雜的尖銳局麵,所以西太後也就不得不麵對這種現實了。

不過在複雜的局麵中,她向來均以對其皇太後統治地位的威脅程度,來決定對策的。

在6月上旬之前,西太後因在廢立皇帝的問題上,對列強各國產生的怒火還沒有平息;並且她越來越感到,這一牽動其心的懸案不能落實,其症結還在於列強的幹預。

與此同時,義和團的事又越鬧越大,而且這還需要其迅速作出決斷。因此,正如當時控製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所說,“中國朝廷(實為西太後)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如不鎮壓義和團,則各國使館將以采取行動相威脅;如準備鎮壓,則這一強烈的愛國組織將轉變為反抗清朝的運動。”

的確,如果清政府采取堅決鎮壓措施,有可能迫使義和團轉向“抗清”,這也確是西太後的一大顧慮。她所以在四月十五日(6月4日)派出刑部尚書趙舒翹等出京“宣撫”團民,說明西太後對義和團還處於舉棋不定的狀態中。

顯然,這又為義和團民大批進入北京城,在客觀上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時的西太後,雖對外使懷有強烈的怒氣,但她依然缺乏與列強對抗的膽量。

在五月初四日(5月31日),英、俄、美、法、日等國的侵略軍先遣隊三百多人所以

進入北京,是因為得進八北,是因為得到西太後“準該兵來京”的。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當西太後召集群臣商討對策時,她還旨令發布上諭,“著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衛,不得稍有疏虞。”直到西太後決定要對列強同時宣戰的最後時刻,她還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

在當時,西太後曾向天津、北京調集了一些軍隊,但其目的又是為了準備“攻剿拳民”,根本不是準備抵抗侵略的措施。隨後,由於八國聯軍不斷向大沽口海域集結,無疑這又給她加重了壓力。

另一方麵,反帝鬥誌益愈高昂的義和團群眾,也加速向天津、北京推進,進一步使西太後陷入“剿撫兩難”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西太後似乎認為這是決定對策的時候了。

其實,當義和團反侵略鬥爭的烈火燃至京津之際,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清廷統治集團發生了歧分。其問,在他們當中,軍機大臣榮祿、吏部侍郎許景澄、總理衙門大臣袁昶、聯元等,均主“剿”。端郡王載漪、莊郡王載勳、貝勒載濂、大學士徐桐、軍機大臣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等人竭力主“撫”。

在主“剿”派中,如許景澄,多年任駐法、德、俄、奧等國公使,了解外情;榮祿、聯元等在總理衙門任職中,也多與外使打交道。

其中,多為原頑固派官僚,他們的思想並非完全閉塞。這些人,基本是從維護清王朝出發,主張堅決鎮壓義和團。

後者,以原來不得誌的滿洲貴族為中心,載漪即是大阿哥之父。他們和一些居心叵測的原頑固官僚勾結在一起,形成一個為滿足其私欲的陰謀集團。

正當西太後有意在義和團上打主意而又猶豫不定時,載漪“頗怙攬權勢,正覬國家有變,可以擠擯德宗(光緒帝),而令其子速正大位”。企圖利用義和團反侵略鬥爭的混亂時機,完成皇帝的廢立,從而爭奪權勢。

同時,經管溥儒學習事務的大學士徐桐、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以及貝勒載濂等人,也都懷心腹事,在見風使舵,“竭力阿附”西太後。通過這些人的鼓噪,如熱鍋上螞蟻的西太後更“意已為動”。

但西太後清楚地知道,如若采取利用義和團的計謀非同小可,其中有著極大的風險,特別對列強她更不敢輕舉妄動。因此,西太後既要準備押下賭注,又想為以後可能出現的不測之局留下嫁禍於人的借口。

正是出於這種卑鄙的用心,西太後在準備作出陰謀決策時,居然聲稱,“此國家大事,當問皇帝”,又要把已被囚禁起來的光緒帝拉出來表態。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西太後於儀鸞殿召集、主持的禦前會議,就是她要公開施展一個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陰謀的開始。

到會的除大學士及六部九卿之外,受西太後之命光緒皇帝也出場了。實際上,對西太後召集這次禦前會的用意,一些人是有所覺察的。所以在會上,圍繞著戰、和及如何對待義和團等重大問題,群臣紛起陳詞,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曾出使過外國的吏部侍郎許景澄,想先發製人當即進言,他認為“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元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於朝不謀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地”?

太常寺卿袁昶更明確地說,“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太常寺少卿張亨嘉,也持以同見。

這些人之所言,皆從敵視人民反抗鬥爭和維護清王朝出發的。主張對義和團應繼續堅持“剿”的方針,鎮壓不了就“設法解散”,不主張利用義和團對外開戰。

對於他們的這些議論,已心中有數但尚未拿定主意的西太後沒有公開表態。不過,她對反戰者卻有傾向地以“目懾之”。從而,載漪、載濂兄弟等人便會意地奢談起“人心不可失”的闊論來了。

他們竟冠冕堂皇地說,“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雪仇恥”;載濂甚至滿臉殺氣地建議,“時不可失,敢阻撓者請斬之”。態度蠻橫地煽動利用團民對列強宣戰。

或許是鑒於這場鬥爭事關緊要,已被剝奪了執政、議事權的光緒帝,也未失時機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人心何足恃,祗益亂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鮮之役,創钜痛深,效亦可睹矣。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他進而明確地指出“斷無同時與各國開釁(之)理”。

在這次的禦前會議上,西太後沒有公開作出決定。但她在當時雖已有了傾向,但不過還沒有最後形成定見。再從這次議論的情況看,野心家的主張還未取得明顯的優勢。但是,載漪並未因此而甘拜下風。他抓住了西太後內心活動的症結,在這次會後的當天,即唆使“軍機章京連文衝偽造”了一個以“請太後歸政,廢大阿哥”等為內容的所謂“外交團照會”,連夜派人通過榮祿把它傳到了西太後手裏。

這一辦法果然奏效,對西太後猶如火上澆油。她看到偽照立即火冒三丈,大發雷霆地說:“彼族竟敢幹預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

到這時,西太後才真要對帝國主義列強翻臉了。因此,她於次日(6月17日),再次召開了禦前會議,企圖利用“會議”來施展她的政治手腕了。

在這次的禦前會議上,因光緒帝仍在場,所以,西太後又不得不暫且自我心虛地按捺住心頭的怒火。她在委婉地宣布了偽照後即表示,“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西太後說這些話的用意十分明顯,那就是她既要押寶,又不想承擔由此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充分暴露了這個政治賭徒的醜惡靈魂。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更為急切地感到“國命安危,在此一舉”。當時他幾乎忘掉了自己的處境,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他認為,“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叉說,"‘亂民’皆烏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為兒戲?"光緒帝還進而指出,“忠義之氣,虛而不實,況未經訓練,一旦臨陣,槍林彈雨之中,徒手前敵,其能久恃乎?是以不教民戰,直是棄之。”很清楚,光緒帝的如是之說,是直接針對西太後和載漪等人而來的。

可是,老奸巨猾的西太後,沒有從正麵給予反駁,想通過對光緒帝將軍的辦法來套他的口氣,故問日:“為今之計將安出?”這時,光緒帝也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他的見解:“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斷未有以一國,能敵七八國者。為今之計,惟有停戰議和為上策,其次則遷都。”

正當光緒帝說到遷都之時,一個緊緊追隨西太後的貝勒立即跳出來,當麵歪曲光緒帝準備抗戰的原意,指責這是畏敵潛逃。對此光緒帝也沒有讓步,他據理反駁說,“朕豈惜一身,然如太後及宗廟何?且古未有京城糜爛如此,尚能布置一切者。”在遭到光緒帝的有力批駁後,這個無言以對的貝勒遂“拂衣徑出”。

因為在這次禦前會議中仍存有尖銳的分歧,特別西太後尚未得到可在日後為逃脫罪責的借口。因此,西太後雖亮出底牌,卻仍沒有公開作出決定。

由於在第二次禦前會上,對壘的雙方仍然爭執不下,難以定論,因此,西太後沒敢立即作出最後的決斷。但是對她來說,既然主意下定,就要頑固地走下去了。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舉行的第三次禦前會議。開始,西太後以及載漪等人就專橫地控製了場麵。載漪提出圍攻“使館”,西太後當即“許之”;總理衙門大臣聯元說出點不同意見,他們就予以頂回。

在這時,權臣榮祿,實際也是從維護西太後的統治地位著想,怕她倉促蠻幹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也不同意對外宣戰,主張保護外國使館。看來,西太後對其心腹的勸告也置之不顧了。

於是,她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問光緒帝:“聖意如何?”在這種情況下,“聖(光緒皇帝)顏悲戚,默然頗久,似乎欲言而不敢言,後雲以應請太後允從榮祿所請,使館不可攻,洋人亦應送津,惟是否有當,出於太後聖裁,非朕所敢做主者也。”

既然事態如此,光緒帝隻得借榮祿之見再重新表示一下自己的態度了。其所謂由“太後聖裁,非朕所敢作主”雲雲,無非是不讓西太後抓住以後出亂子時再嫁禍於自己的借口。看來,他隻能做到這一步了。

其時,後黨官僚協辦大學士王文韶,也憂慮“何以善其後”,請求“三思”;可是西太後依然大為反感,竟以“手擊案罵之”。就這樣,西太後等人的陰謀決策便強行通過。

鑒於這種情形,光緒帝無可奈何地拉住許景澄的手沉重地說,“兵端一開,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蒼生耳”;他要求許景澄再出麵“設法救之”。

但是,當這一情景被西太後發現後,她竟厲聲強令光緒帝“放手,毋誤事”。直到此時,這個清廷主宰者凶相畢露。看來,她要決心下賭注了。

在此關係到國家存亡的緊要時刻,光緒帝未計前嫌,散會時他對榮祿言:“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審慎,好在兵權全在你手。不宜浪開釁”。光緒帝又企圖通過榮祿來勸說皇太後,不要對外宣戰。

在連續召開禦前會議之後,西太後又觀察了一下內外的動向,並經其單獨召集會議進一步策劃,遂在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便正式頒布了對列強同時宣戰的上諭。在諭中表示,要與列強各國“一決雌雄”,改稱“團匪”為“義民”,命各省督撫將其“招集成團,藉禦外侮”。至此,一貫無視國家與民族利益和極端仇視人民反抗鬥爭的西太後,曾幾何時,現在她竟然要“聯團抗洋”、向列強各國宣戰了。

西太後為何如此一反常態,決意與列強抗衡?實際上,這正是體現了她以私欲為核心而陰險、狡詐的特性。

在五月上旬(6月中旬)之前,西太後對來自列強及義和團兩大不同的壓力,在權衡對策時尚處於猶豫不定的狀態中。對於列強,她既有在廢立皇帝問題上的積怨,後來又因外使逼迫鎮壓義和團過急而加重了反感。

但對帝國主義各國,西太後還的確不敢輕易“翻臉”。高舉“滅洋”旗幟的義和團民,僅在京師一帶即已“處處皆是”。從而使西太後越發感到,如果對其大力“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他們自己也有迅速滅亡的危險。加上去涿州“宣撫”團民的趙舒翹等於五月二日(6月9日)返京後的蓄意回奏,更加重了西太後要借義和團之手打擊列強的意向。

其實,這就是她舉行禦前會議的基本心態。但是西太後又明知,她要下的是一步險棋。而且,西太後從來均把自己的罪責借口轉嫁在別人身上,因此,在她看來,能於事後做其替罪羊的人,還隻能是掛名皇上光緒帝。

顯而易見西太後舉行的禦前會議,所以又把光緒帝召來,同樣又是企圖讓其上鉤的一大陰謀。實際上,這也是她召開禦前會議的另一個不可告人的主要目的。

光緒帝自從他參與清廷政事後,在其所經曆的中外戰爭中,出於反抗侵略維護朝廷,向來都站在清廷統治集團主戰的一邊。到此,經過甲午中日戰爭和戊戌變法錘煉過的光緒帝,確又展現出一種新的精神麵貌。

當時,光緒帝察覺到了西太後召開禦前會議的用心。但在事關國家大局等一些重要問題上,他沒有考慮個人的處境與安危,仍利用得到的這點有限發言權“侃侃而談”,盡力表述自己的見解和主張。

當然,在對於義和團的問題上,光緒帝是站在了它的對立麵,且對其懷有明顯的偏見。顯而易見,他雖然遭到皇太後的打擊又處於被禁的地位,但還畢竟占著皇帝的位置。因此,光緒帝沒看到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反帝力量,對之持以蔑視的態度,在敵視人民鬥爭這一基點上,他與西太後並無本質的區別。

光緒帝之見,是基於認識到列強在“合而謀我”這一總的前提下,依據“中國積衰”、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並鑒於甲午中日戰爭“創巨痛深”的教訓,認為“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反對同時與八國開戰,主張隻有議和。

固然在八國侵略軍已氣勢洶洶撲向中國的情況下,即使與敵議和,也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然而,這卻能使中國取得一定的主動地位。

於是光緒帝強調,以團民“徒手前敵”根本抵擋不住列強侵略軍。光緒帝雖然說了些蔑視團民的話,但又講出了一個實情。義和團反侵略的正義性及其英勇之氣、愛國之情和它對敵所起到的巨大威懾作用,都是抹殺不了的。

不過,由於其本身所具有的種種嚴重弱點,加上他們還是孤軍奮戰,所以義和團的鬥爭,是不能把帝國主義侵略者趕出中國的。隨之光緒帝又說,“奈何以民命為兒戲”!甚至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把未經“訓練”的徒手團民推到“槍林彈雨”的戰場“直是棄之”,如此等等。可以認為,這是光緒帝在憤怒尖銳地揭露與痛斥西太後一夥的險惡用心。

在當時的那種特定的情況下,光緒帝的“侃侃而談”,其實是從力圖維護朝廷與“民命”的大局出發的。他與西太後及載漪等人的出發點,是根本不同的。這就是他們主戰、主和分歧的焦點。但是,由外交使團偽照激起的“火氣”,西太後又終究抑製不住。於是,她就在載漪等野心家的大肆煽動下,不顧一切地橫下一條心,與洋人宣戰。

西太後一夥,無視內外大勢;不做認真的抗戰部署,不計可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嚴重後果,孤注一擲,向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宣戰。因此,這純粹是西太後“以快其私憤”的巨大冒險之舉。

同時西太後還有以此轉移人民群眾的鬥爭鋒芒進而暗算義和團的惡毒用心。實際上,西太後的對外宣戰,確是她以廣大團民和整個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為賭注的一場政治大賭博。在八國聯軍禍亂中華之後的多年裏,許多人都把西太後斥之為國內的“庚子禍首”,顯然是不無道理的。

在近代中國抗擊外來侵略的鬥爭中,由於內外形勢複雜,各種因素多有變化。所以的確不能簡單地以主戰、主和來判斷愛國或賣國。

由於西太後等的“宣戰”陰謀越發明顯,因此當光緒帝得知這個所謂的“宣戰”上諭即將頒布時,他又懷著極為沉痛的心情說道:“可惜十八省數萬萬生靈,將遭塗炭”。在國家與民族又將蒙受深重災難之際,已身陷囹圄的光緒帝,仍在心係祖國與民眾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