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教訓

甲午中日戰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經康有為思想和主張的影響,光緒帝的思想發生了日益深刻的變化。

從光緒帝的思想和政治態度的演變趨向及其行動軌跡來看,他確實順應了救亡圖存,改變中國落後地位的時代要求,把康有為、梁啟超宣傳、組織和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付諸實踐。並通過他,在近代中國史上繪製了一個較為全麵、係統的近代化圖案。

在尖銳、激烈的革新與反革新的鬥爭過程中,光緒帝又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堅定地站在了資產階級維新派一邊,並始終沿著維新派的指向和時代的脈搏不斷地向前邁進。

可以說,在光緒帝身上體現了一個力圖進取、時時向前變化中的人物形象。他在清廷政壇上的主要活動,是與戊戌維新密切相關的。所以,光緒帝也就當之無愧地成為這場變法改革的實際推行者和“百日維新”的公開領導者。

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說沒有光緒皇帝,也就無從談起“戊戌變法”。

以“百日維新”為**的戊戌變法運動,成為近代中國人民逐漸覺醒過程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準備階段中占有其應有的曆史地位,也與光緒帝在其中的重要作為分不開的,光緒帝變法改革在中國曆史上具有的深遠意義。

光緒帝在變法改革中所體現出來的“感情”、“偉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改革的征途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堅定性,固然有各種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源於對祖國的“向心力”。

維新派,當然不是以其成員的個人出身劃定的。如果說,它是在甲午中日戰後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以仿照資本主義國家來改造中國進而挽救民族危機為奮鬥目標的一個“代表一部分自由資產階級和開明地主的利益”的鬆散政治派別,那麽,對於實際推行和公開領導這一改革的光緒帝,說他是一個維新皇帝也未嚐不可。後人評價光緒帝,“必將許其為愛國之君,且為愛國之維新黨”,這是很有見地的。

光緒皇帝起來變法改革的十九世紀末葉,世界上的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

就當時的中國來說,一方麵,已被深深地卷入資本、帝國主義的漩渦,半殖民地地位越發深化,而且麵臨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威脅;另一方麵,中國自身不僅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而且階級關係也進一步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已不是封建大一統的時代了。

但從總的形勢來說,中外比較,先進與落後、國力的強弱卻越發突出了。對比的懸殊和時代的變異,也就使人們的思想認識不會繼續固定在舊有的模式裏。

當光緒帝宣布推行變法新政以後,繼維新派的宣傳,禦史宋伯魯上奏指出,在當時要變法自強,必須“曉然於天道之變,古今之殊”,他認為“中國之在大地為數十國中之一國,非複漢、唐、宋、明大一統之時,其為治,當用諸國共立流通比較之法,不能用分毫一統閉關臥治之舊”。

一個清政府的官員也認識到,必須證實時代的變化和適應現實的潮流。

緒帝在宣布變法的《明定國是》詔裏即明確地指出,“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也肯定必須因時而變。

所以他在變法改革中把模仿外國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強調,維新改革“勿蹈宋明積習”,顯然這些都不是出於感情上的衝動和好奇,而是體現了時代的製約。

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曆史條件下,光緒帝要通過變法革新把中國引向“富國強兵”的道路,而曆史上那些封建“明君”所走過的舊轍又不能重蹈,隻有從強盛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裏尋求模式,並且他在這方麵已經走出了可觀的一程。

所以,光緒帝與資產階級維新派走到一起,又是時代所促成的。

但是,光緒皇帝終究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地主階級的叛逆者。他痛恨那些“老謬昏庸”的守舊頑臣,堅持走革新道路;可他又始終沒有與西太後徹底決裂的勇氣。

直到變法末期,光緒帝已清楚地意識到西太後等即將把繩索套在他脖子上的時候,他還在極力尋求既堅持改革又“不致有拂聖意”的所謂“良策”。在頑固勢力的進攻下,光緒帝也加大了他的反作用力,采取了一些較為堅決的反擊措施,特別是大力鼓勵天下“臣民”廣泛上書言事,進一步推行開放性政策,充分地體現了他所具有的開明性;光緒帝沒有進而認識到依靠廣大人民鬥爭的重要意義。

在這一點上,光緒帝也與資產階級維新派有著相似之處。僅此足以說明,光緒皇帝的根本的階級立足點尚未到發生質的變化的程度。

同樣,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中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三十年後,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的中國的戊戌維新卻失敗了,使中國失去了一次走向近代化道路的機會,確實發人深省。

中國和日本這兩次相類似的維新所以出現了不同的結果,除了兩者具有不同的內外背景等原因之外,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中國的封建時代,經曆了漫長的歲月,比日本長一倍還多,而且基本上是長期處於“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狀態中,皇權“至高無上”。

由此。封建專製的政治體製、經濟結構和為其服務的封建思想都發展得極為牢固。固然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曾創造出大量著稱於世的古代文明;但另一方麵,“由於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和千百年來小經濟的局限,使得保守的惰性相沿成習”,這也是十分突出的。

甲午中日戰之後,在中國的朝野內外,湧現了一批要求仿照外國來革新祖國的人,這是有目共睹曆史事實。但是,在守舊“惰性”的集中體現者和“皇權”的實際代表者西太後及以她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借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壓製下,使這支革新力量始終沒有成長起來,並在最後被無情地扼殺了了。

對此,一些熱衷於變法維新的人,後來出自親身的感受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認,“中華守舊者阻力過大,積成痿痹,商之不理,蝣之不動”,為此而抱以終天之恨。

所以,僅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強弱來說明戊戌維新的失敗是片麵的。

使光緒皇帝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曲折和造成可悲的結局,與這場維新夭折一樣,除了說明他和維新派自身具有種種弱點及局限之外,更主要的是體現了一場曆史的悲劇。

通過維新運動的興衰,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國主義控製下的近代中國,守舊勢力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礎,如若進行任何改革,其道路都會遍布荊棘的。但它留給後世的深刻教訓,也是極其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