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夭折
西太後作為封建頑固勢力的總代表,表麵上允許光緒帝變法改革從來就“非其誠意”,她在起初給光緒帝變法定下以不違背所謂的“祖製”為限,便設下了一個陷阱。
在西太後的心目中,封建專製體統那是完美無缺的,絕不允許更改,至於其權勢地位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在光緒帝推行變法新政期間,西太後除了利用其心腹出麵加以阻擋之外,又時時注視著光緒帝的一舉一動。她一直在等待時機,準備借口“收拾局麵”再來重新公開操政。
直九月上旬(7月中、下旬)以來,西太後等待的時機終於到來了。
八月末,在光緒帝裁撤一些衙門和冗員的時候,就使“朝野震駭”,那些丟了它的“失職”者無不驚惶失措。
九月,當光緒帝進而罷掉禮部六堂官,把鬥爭矛頭集中指向西太後的班底,並又任用維新人士,極力鼓勵天下臣民上書言事,邁開“大行改革”的步伐時,更使“守舊大臣,人人危懼”,當然西太後也就坐不住了,感到她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的威脅。似乎光緒帝的行動已經越軌。
當懷塔布被革職後,他就通過其妻以待奉西太後在頤和園“宴遊”的便利條件,向西太後“哭訴”光緒帝的所謂“盡除滿人”等“罪狀”,對光緒帝和變法新政加以惡毒的詆毀。她的這種鼓噪,顯然是投合了西太後的心理,從而西太後立即在頤和園召見了懷塔布“詳詢本末”,進一步掌握了事態的詳情。隨後,懷塔布便與內務府大臣立山及禦史楊崇伊等人勾結在一起,頻繁地到天津與手握兵權的西太後心腹榮祿進行“密謀”,加緊了“謀變”活動。
光緒帝打擊頑臣,聚結力量的行動,觸到了西太後的要害,當然在她眼裏這些舉動也都成了“亂家法”的叛逆行為。她在懷塔布等人被革職和任用四卿之後,於頤和園警告光緒帝不要“以遠間親、新間舊”雲雲,實際是向他發出的一種信號,表明她的忍耐已到限度。要最後下手來“收拾局麵”了。
經過幾天緊張地串通和密謀,到九月十三日(7月28日)前後,西太後一夥已進入發動政變的準備階段,榮祿在秘密中調聶士成的武毅軍進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軍移駐北京城西南的長辛店,便是加緊政變前的軍事部署。
與此同時,他們又大肆渲染讓光緒帝到天津“閱兵”的氣氛。於是,形勢急劇緊張,預示著西太後要采取行動了。
在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要大動幹戈的情況下,維新派人士也開始籌劃對策了。康有為認識到,如果光緒帝不操兵權“恐不及事”,因此他通過譚嗣同向光緒帝建議,應“親攝胄而統之”,並為光緒帝籌劃了“撫將帥”,抓兵事等具體辦法。
在這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康有為等人原想拉甘軍首領董福祥,後又根據一些表麵的現象認為,農當時“擁兵積,可救上者”隻有在天津小站統率新建軍的袁世凱。
因而,康有為先由徐致靖呈折“請召見(袁世凱)加它優獎之”;後又經譚嗣同以密折“請撫袁以備不測”。
這時,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拉袁世凱在天津閱兵時“以兵衛”光緒帝,其實這隻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
九月十三日(7月28日),光緒帝準備開懋勤殿以便大舉新政,他尚未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當天的晚些時候,光緒帝得到一些新的情況,於是他擬就了給康有為和楊銳的兩份密諭(但未及時送出)。
第二天,光緒帝到顧和園向西太後“問安”時,原準備利用這一機會請示開懋勤殿事宜,但在他與西太後的對話中,發現“太後神色迥異尋常,自知有變”,光緒帝對開懋勤殿的事沒敢談吐,就急忙準備采取應急對策了。
在此後的幾天裏,新、舊勢力便在半公開半隱秘的狀態中展開了最後的激烈較量,當然較量的結果直接關係著這場變法維新的命運。
光緒皇帝於九月十四日(7月29日)在頤和園發現西太後的異常動向時,心情極為焦灼,他當即召見了揚銳,匆忙地將於前一日準備好給康有為和給楊銳的兩份密詔命其帶出。接著,便於次日返回清宮。
光緒帝在這兩份密諭裏均傾吐了滿腔的愛國熱忱,表露了他與西太後在政見上的主要分歧,也道出了他的苦衷和焦急心情,但從語氣和提出的要求來看,兩者卻截然不同。
給康有為的密諭說得急切,主要是命康有為待“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發出了緊急求救的呼號。
在給楊銳的密詔裏,口氣就較為緩和了,大部分內容具有解釋的意味,發出的要求也隻是讓楊銳等人“籌商”既堅持緩和的變法又不違背西太後意圖的良策,沒有提出求救的要求。
而且光緒帝又指出,楊銳等籌議的對策仍按通常的辦法由軍機大臣代遞封奏,從機密性來說,兩者也顯然有異。所以出現這種區別,可能與當時楊銳的表現已引起光緒帝的疑慮有關。
據說,在光緒帝召見楊銳,向他述說情由時,楊銳竟推脫說,“此陛下家事,當謀之宗室貴近,小臣懼操刀而自割也”,流露出畏懼的神情。
於是光緒帝以斥責的口吻對之日,“爾胡然”,遂拿出手諭命其出。
事實上也正是這樣,楊銳帶出密詔後,因為“震恐,不知所為”,遲疑了二天多才轉給康有為。
當時事態十分緊急,陷於束手無策之境的光緒皇帝,又采納了康有為、譚嗣同原先的建議,在召見楊銳送密諭之後,又於當日傳旨命袁世凱進京準備召見。
袁世凱是一個靠投機鑽營發跡的人,甲午中日戰爭後,受命在天津小站仿照外國編練新軍,到戊戌變法時,他編練的新軍已擁有相當實力。
這時的袁世凱,仍觀風轉舵、兩麵三刀,大搞投機活動。在康有為、梁啟超成立強學會宣傳變法維新的時候,他見克朝士大夫等陸續入會,自己也想趁機撈取政治資本,遂寄給強學會五千金以示“讚助”。在變法新政推行以後,當他摸到西太後等權貴對變法懷有敵意時,他又“日短帝於太後之前”,向西太後獻諛。時到此刻,在他接到光緒帝的旨令後,同樣懷著不可告人的企圖馬上在當日(9月14日)來到北京(住在法華寺),準備接受召見。
九月十六日(8月初1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的毓蘭堂接見了袁世凱。在接見中,光緒帝隻對他作了一些試探性的詢問,沒談什麽實質性問題。袁世凱卻趁機奏雲:“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榮祿飭臣督率修理操場,並先期商演陣圖,亟須回津料理,倘無垂詢事件,即請訓(返回天津)。”
光緒帝與天津“閱兵”和對榮祿的態度,袁世凱不能一無所知,他說這些話,既有向光緒帝透露頑固派的動向以便從中討好的意思;也有要以此來激發光緒帝的用心。這時的光緒帝認為不便表露自己的意圖,隻想,因此在接見後,光緒皇帝就頒諭宣布,以“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的名義,授予侍郎候補銜,命其“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
實際上,光緒帝這是按照康有為等的建議。采取的一種饑不擇食的辦法,企圖把手握兵權的袁世凱拉到自己一邊來。袁世凱很快就洞察了光緒帝的用意,在他被召見和受到封賞之後,對前來祝賀的人說,“以無寸功,受重賞,決不為福”,意識到可能要承擔風險。於是袁世凱馬上走訪了後黨的核心人物剛毅、王文韶、裕祿等人,想和這些權貴們拉關係。對於袁世凱的這些的活動,光緒帝並不了解,於次日(9月17日),再次以“謝恩”的方式召見了他。
在第二次召見時,光緒帝就進一步對他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言下之意,就是讓袁世凱在今後可以不受榮祿的節製,自行其是了,從而光緒帝點出了召見、重用袁世凱的意圖。
袁世凱心領神會,他既不願為走投無路的光緒帝鋌而走險;更不會為變法新政而賣力。所以袁世凱在向光緒帝“謝恩”之後,又一頭紮進了西太後的砥柱之一、慶親王奕助的官邸。當時恰值天空濃雲密布大雨傾盆。正好襯托了他們的陰暗密謀。
光緒帝對袁世凱寄予,可是直到這時他連一點明確的、口頭上的支持表示也未得到,他似乎有點不托底了。相形之下,西太後一夥策劃“變政”的活動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連日來在天津榮祿的督署府和在北京頤和園門前,一些負有特殊使命的人絡繹不絕。尤其是有些頑固派官員又聯名上疏,要求光緒帝出麵“請太後訓政”。
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遂“知事局已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於未來了。於是,光緒帝在第二次召見袁世凱的當天(9月17日),一方麵,他以公開頒諭的方式說: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
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另一方麵,光緒帝又召見了林旭,命其將一份親筆密諭傳給康有為,諭雲: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廷。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擅自調攝,將來更放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
一個明詔、一個密諭,說的本是一事。但前者是一派官樣文章,看來也是說給他人聽的;後者可謂語重心長,既對康有為個人表露了深切的關懷,又對他寄予了無限的期望。如對任命康有為督辦官報一事,在明詔中說的是理應如此,但在密諭裏卻談“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表露的心情截然不同。
種種情況表明,在密諭裏說的確是光緒帝的心裏話。光緒皇帝為了使康有為迅速地離開北京,所以既送給密諭又發出這樣的明詔,其用意顯然是給康有為的離京造成正常赴任的樣子,避免引起頑固派的懷疑,有利於他的行動。
至於說光緒帝為什麽讓康有為迅速離京?康有為在逃亡的過程中對外國記者談話時說,這是“皇上命我到外洋去為他設法求援”。
當時的光緒帝對外國抱有某種幻想,康有為的這種說法或許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從康有為這一談話的特殊背景和具體環境來看,其中加入了他個人的理解和出於某種需要是不應忽視的。
再說,光緒帝在此前給他的密諭,其目的是鑒於“朕位幾不保”,命康有為“設法相救”;但這一個密諭,卻是催促康有為迅速出京。
可以看出,這前後兩個密諭,實際是反映了程度不同的嚴重事態和光緒帝的思想變化。光緒帝親自寫第二道密諭時的思想狀況,是在看到這次變法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已把視野向前延伸,將主要著眼點放在未來上麵了,希望以後有朝一日再重建維新“大業”。這一份密諭,不完全是消極思想的產物。
應當說光緒帝命康有為盡快離開危險的北京,其首要的用意是為了保存維新派的實力,以備讓他在“將來更效馳驅”。在這裏,既集中地體現了光緒皇帝的政治抱負。也反映了他與康有為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礎。
林旭在得到光緒帝的這個親筆密諭之後,馬上來到康有為的住處,但因康有為外出,所以沒有及時送到。
直到西太後發動政變後的幾天裏,在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致其本國外相的電報中還說,"皇帝陛下(即光緒帝)及康派之意圖雖尚不清,但無疑將對滿洲派不利。”他仍然認為,中國圍繞變法維新所展開的拚死搏鬥隻是清朝內部派別的衝突。
事實說明,帝國主義列強皆不願目睹一個獨立富強的中國出現在它們的麵前,為維護侵略權益,對中國政局的任何變化都十分敏感。
在變法運動初始之時,英、美在華的侵略分子李提摩太等人,就想方設法地想打進中國的變法中來以便加以操縱。
由於他們的偽裝得很好,曾使一心要學習外國的康有為和要奮起圖強的翁同和以及光緒帝都對他們產生過幻想。
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勃勃地要把中國納入它的勢力圈裏,對中國懷有突出的“興趣”。在變法運動進入**時,日本政府不僅利用其駐華公使館密切監視中國的變法動向,還派出特務到中國活動。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變法維新的末期,下野不久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所謂“私人遊曆”的身份,打著“與中國政府共籌東亞安全之策”的幌子來到中國,九月十一日(7月26日)到天津,九月十四日(7月29日)進入北京,當時正是新、舊力量進行最後決鬥的緊張時刻。
伊藤博文參與過日本明治維新,到中國後,以“維新名臣”自居,到處對維新改革發表評論,還表示,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甚為欣幸”,把自己裝扮成“支持”和“同情”中國變法改革的模樣。
曆史的複雜性就是這樣地呈現在人們的麵前,伊藤博文本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侵略和掠奪中國的禍首,但到這時,在力圖仿照外國革新祖國的一些中國人麵前,他竟然又成了一個頗有吸引力的人物。
自從他進入中國以來,有些清政府的官員即紛紛“奏請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為顧問官,優以禮貌,厚其愾廩”。
伊藤博文至北京的當天,宗人府主事陳懋鼎,又奏清光緒帝,“召見日本伊藤博文以顯敬賢睦鄰之實意”。還有人還在奏折中提出,“我即效彼圖自強,不妨消釋前嫌,共保同種。”這種情形體現了當時一些中國人希望學習外國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他們在認識上的曆史局限。
當時,處於山窮水盡狀態中的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這個突然到來的“不速之客”伊藤博文身上看來也產生了一線希望。在伊藤
博文到北京後的第三天,康有為到日本公使館訪見,請他勸說西太後“回心轉意”,想憑借伊藤博文來幫助挽救變法危局。隨後,於次日(9月17日)夜,張蔭桓通過在其宅邸宴請伊藤博文,又定於九月二十日(8月初5日)“入覲”光緒帝。顯然,張蔭桓出麵與伊藤博文作出這一決定,是由光緒帝授命的。
幾天來,新、舊勢力雙方,一方為了挽救變法事業;一方決心要絞殺維新,在進行著針鋒相對的緊張活動。
九月十八日(8月初3日),光緒帝先後通過楊銳和林旭帶出的密諭,康有為同時看到後悲痛不已。他在立即擬折表示“誓死救星上”和告知光緒帝他將於近日“起程出京”交林旭代遞之餘,又將梁啟超。譚嗣同、康廣仁等招來“經畫救上之策”。
這些缺乏支持力量的維新之士,麵對此嚴重的事態都“哭不成聲”,當即陷入了手忙腳亂的地步。
在這時,早已看到“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複興之星”的譚嗣同,態度堅毅,豪氣凜然,在他的鼓動下進而議定了一個策動袁世凱“殺榮祿,除舊黨”的對策。
榮祿,既是西太後的頭號親情,又是手握軍政大權的實力派頑固官僚,其他守舊大臣同樣是變法維新的嚴重障礙。
正是這些人又成為西太後策劃政變絞殺變法新政的主要依靠者,顯然除掉他們,對扭轉變法的危機局麵和解救光緒帝皆會起到很大作用。但是維新派人士卻把實現這一重大決定的希望完全押在了陰險的袁世凱身上,這又暴露了他們自身的虛弱性。
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議定的這一對策,隻是一種鋌而走險的行動,就是持反對態度的王照,也拿不出轉危之策。於是,他們為了營救光緒帝和挽救變法新政,譚嗣同帶著大家的重托,於當日(9月18日)夜密訪了袁世凱。
在他們的密談中,譚嗣同用盡一切辦法進行鼓動和說勸,袁世凱思是躲躲閃閃不作正麵回答。
最後,譚嗣同在無奈之下,隻要求袁世凱做到“誅榮某(榮祿)、圍頤和園”兩項。並說,“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要與他以死相對時,袁世凱才不得已應付道:“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否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晉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
就這樣,維新派人士經過苦心籌劃而拿出來的這一最後“絕招”,也隻是得到了這麽個模棱兩可的口頭許諾。
當譚嗣同歸來將情況告訴梁啟超等人之後,他們也已意識到“袁不能舉兵”。在這無情的事實麵前,這些維新之士便完全陷入了無能為力的困境,康有為不得不準備盡快出京了。
當維新派為營救光緒帝和挽救變法新政趨向走投無路之時,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卻憑借著封建政權的力量,把絞殺變法改革的鏈條拉緊了。
九月十七日(8月初2日),榮祿在做好了發動政變的軍事部署之後,便“嗾楊崇伊,請太後複出聽政”。已“揣知太後意”的楊崇伊,為壯其聲勢又同後黨骨幹人物慶親王奕助,將“請太後再臨朝”的密疏“轉達頤和園”。
在此之際,善於察言觀色權宦李蓮英,也出來,跪請西太後訓政。
就這樣,西太後的親情、爪牙們,又在為她重新出來“訓政”作輿論等方麵的準備了。恰在這時,榮祿對光緒帝召見和封賞袁世凱又引起戒心。
因此。還不摸底細的榮祿為牽製袁世凱並為發動政變製造煙幕,於九月十八日(8月初3日),在繼續放出各國兵艦開到大沽海口的緊張空氣的同時,又通過電報和派出專人赴京敦促袁世凱迅速“回防”。袁世凱在當時因有自己的打算,故借口等待“請訓奉旨”,未能及時回津。封建頑固派在加緊推進政變進程的緊急時刻,由於榮祿等做賊心虛,又圍繞袁世凱加入了這麽一個小小的插曲。但總的來說,到這時西太後發動政變的準備已基本就緒,她可以隨時動手了。
幾天來,光緒帝或為掌握西太後的動向,到頤和園“問安”的次數也較前頻繁了。在九月十八日光緒帝從頤和園返回紫禁城之前,西太後已告訴他預定在九月二十一日(8月初6日)回宮,所以光緒帝國到清宮後便“代傳懿旨”,準備到時迎接西太後。
可能就在光緒帝離開頤和園之後,西太後得到了光緒帝在九月二十日(8月初5日)接見伊藤博文的消息,從而她大生其疑,認為光緒帝要“勾外國謀我”。
於是,西太後為了“明日監視皇上見伊藤”,以圖抓住把柄當機立斷,便提前於九月十九日(8月初4日)返回清宮。
據說,西太後回到清宮時,榮祿也“於同日化裝潛回北京”。榮祿也在這時突然來京。顯然不是與西太後還宮的巧合。伴隨榮祿的到來,又是十營聶士成的武毅軍開進京城。
西太後臨時改變原定計劃匆忙回到清宮意味著什麽?看來光緒帝的心裏是有數的。所以他也就在這時對樞臣說,“朕不自惜,死生聽天,汝等肯激發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無憾。”
光緒帝說這一席話時的心境很明顯,即一方麵,他意識到自己已處於絕境;另一方麵,又想盡一切可能爭取變法新政能得以保存。
而且光緒帝為了保全變法新政,寧肯把個人的生死置於一邊。可見,這與他給康有為的第二道密諭表露的心情是一致的。但是,他想“激發”那些顧臣出來維護變法新政,同樣隻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
西太後回到清宮以後,光緒帝的行動就置於西太後的監視之下了。不過,這時的光緒皇帝還沒有失去人身自由,並且維新變法也沒有被公開取締,在表麵上還維持著常態,當時的形勢可謂是血雨腥風來臨之前夕。
處於這種狀態,光緒帝預定接見伊藤博文和召見袁世凱的兩項安排仍要按計劃進行了。
九月二十日(8月初5日),光緒帝便按預先的安排於勤政殿接見了伊藤博文。原來,光緒皇帝準備在這次接見時與伊藤博文進行一次詳談,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並擬給予較優厚的禮遇。但時到此刻,形勢更加惡化,並於接見的時候西太後就坐在審後監聽。在這樣的氣氛之下、對光緒帝來說,這一接見也隻能變成一種過場了。雖然如此,也可以從中窺見一些當時光緒帝的意向。
在光緒帝與伊藤博文的對話中,光緒帝說的大部分內容皆為寒暄之詞。如說其要者隻有兩點;一是要求伊藤博文對中國的維新改革提出意見以備參考;二是表示希望發展中、日兩國友誼。
從當時光緒帝的狀況來看,一方麵他已看到西太後等就要對這場維新改革下毒手了,個人以及維新人士都陷於險境;另一方麵他對變法維新的誌向並未動搖。
由此可以認為,光緒帝接見伊藤博文,是基於對維新改革仍懷著堅定信念和對伊藤博文產生幻想的結果。
在對話當中,伊藤博文表示願意協助變法和希望中國“富強”雲雲,隻不過是要把中國納入其所謂的“東亞安全”範圍的政治圈套。
從中國方麵來說,要學習外國,就必然要與外國打交道;但是不排除侵略,也就無從談起中外友誼。
光緒帝希望發展中日“友誼”,顯然是包括兩層含意,一是想通過伊藤博文建立中日之間的聯係;另是幻想從日本方麵得到一些幫助。
不過,光緒帝想借助外力,卻不僅是為個人尋求出路,更不是乞媚於外國,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當下的維新改革和準備將來重建維新“大業”。
在此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作為光緒皇帝來說,對通過維新迅速強盛起來的日本產生一定的幻想是可以理解的。
當天(9月20日),又按預先的決定第三次召見了袁世凱。因為在這次召見時,新、舊勢力的鬥爭已趨明朗,所以在已經看出政局趨向的袁世凱說了些離間光緒帝和維新派的話以後,光緒帝“無答諭”,隻是授予袁世凱一道“於天津閱兵時,倘有他變,命以兵衛聖躬”的密諭,即令其退下。
在光緒帝接見伊藤博文和袁世凱之時,隨著大批武毅軍的到來,京城一下轟動了,政變的烏雲已經覆蓋了北京城。
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為了營救光緒帝,又走訪了李提摩太,想通過他能得到英、美駐華使節的支援。然而在當時,這些侵略者均“各懷二心”,都已先後離開了北京,使康有為所作的最後努力又化為泡影。眼見大勢已去,康有為就在這一天,懷著沉重的心情離京出走了。
時到此刻,陰險狡猾的袁世凱,看透了新舊勢力鬥爭的結局,同時地摸到了維新派的底細,這在他看來似乎又到了“立功”的絕好時機。於是,袁世凱在這次被召見之後,便於當日立即乘火車趕回天津,隨後他就把在北京得到的“詳細情形備述”給榮祿,榮祿又把光緒帝給袁世凱的密諭和譚嗣同要圍頤和園等情況迅速地轉告給西太後。
榮祿密告的情況,到這時無論從哪方麵來說,對西太後都已構不成威脅了,但這種情報,倒是西太後迫切需要的。西太後正是以此為口實,於九月二十一日(8月初6日)晨,趁光緒帝到中和殿閱家文的時候,一群侍衛太監和一隊“榮祿之兵”闖進殿中,聲稱“奉太後命”將光緒帝押解到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來,由此政變發生。
緊接著,西太後便按照預先的策謀,於當日又以光緒帝的名義頒諭宣布,自“今日始”重新由西太後“訓政”,從而結束了光緒帝的“親政”時期。立即又頒發上諭,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將工部主事康有為“革職”,並命步軍統領衙門捉拿康有為之弟康廣仁“交刑部,按律治罪”。
實際上,這就等於宣布了變法維新為非法。到此,通過光緒皇帝報行的變法新政,隻進行了一百零三天,在處於步步深入的關鍵時刻就被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扼殺了,光緒皇帝為革新祖國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也就因此而付之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