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深推進

據梁啟超說,此時光緒皇帝已“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大致在禮部六堂官被革職之後,當光緒皇帝照例到頤和園向西太後“問安”時,西太後麵責光緒帝:

“九列重臣,非有大放,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似指康有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

對此,光緒帝果斷地回答說,“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世笑也。”

從光緒皇帝在這期間的言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確實被反對派勢力逼迫得橫下了一條心,為了不失去“祖宗之民”,維護“祖宗之地”,以免給“天下後世”留下笑柄,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甘願“壞祖宗之法”,也要將變法新政推行下去。

而且光緒帝的這種信念,竟然達到敢於向曆來望而生畏的“老佛爺”公開攤牌的地步。

九月五日(7月20日)的一天當中,光緒帝又采取了兩項關係重大的措施。其一,任命署漢軍部統裕祿、倉場侍郎李端菜署禮部尚書;內閣學上壽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署利部左持郎;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使薩廉署利部右侍郎。其二,經分別召見頒諭宣布,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這兩項措施既有聯係,但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對清中央政府原有官署官員的更換;後者是光緒帝“以輔新政”而自行任用的官員。

更換官員,當然要按照清廷的慣例進行,而且尚書、侍郎通常屬於二品以上的高級官員,對於這些職官的任用權已被西太後重新攬去。很明顯,光緒帝要能使他的這一任命得到西太後的批準,對在這些新任官員的搭配上自然要動些腦筋。在光緒帝任命的這七個禮部尚書、侍郎之中,李端菜、是貴州貴築(今貴陽)人。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進士,累擢學政、禦史、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後調任倉場侍郎。他長年擔任鄉試考官,累操“文柄”,“喜獎拔士”。

李端菜在廣東擔任主考官時,“賞梁啟超才,以從妹妻之,自是頗納啟超議,娓娓道東西邦製度”,與梁啟超在思想上互有影響,關係甚密。

在變法維新期間,他積極支持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譚嗣同的變法活動。尤其在興學、譯書、辦報和派員到外國考察等方麵多有建議,他是唯一的一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

徐致靖,是江蘇宜興人。光緒二年(1876年)考中進士,自此進入官場,後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甲午中日戰後,見“外侮日深,思變法圖存”。在變法之初,徐致清是清廷官員之中推薦康有為的人之一。

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廢八股改試策論和議設製度局等重大改革的舉動中,除致靖均站在維新派一邊,成為改革的積極促進者。

在推行變法的風風雨雨的過程裏,他一直與維新派為伍,使康有為倚為“知己,一日三往叩謝”,康有為的很多奏疏、建議是通過徐致靖過是給光緒帝的,並且他個人亦有建樹。徐致靖是康有為的得力助手和維新派的可靠同盟者。

王錫蕃與徐致靖同樣,皆是常為康有為代呈奏議,“頻言新政”的人。內閣學士闊普通武,滿族正白旗人。在變法期間,力主“舍舊圖新”,建議“仿泰西設議院”,他是在滿族高官當中唯一的一個與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關係密切,積極支持變法維新者。

總之,以上四人,均可謂是維新官員。至於其他三人,都是守舊勢力方麵的人物。不過,壽耆與薩廉,既不屬於西太後的嫡係,在維新變法時亦未見有多麽露骨的抵製活動。

說起來,隻是裕祿雖對變法維新還沒有大露鋒芒,但他卻有點來頭。裕祿,自同治本年和進入光緒年間以來,曆任安徽巡撫及湖廣、兩江總督、盛京將軍等要職。在其任總督期間,廷議修建盧漢鐵路時,他“力陳不可”,思想十分守舊。

後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因其轄地半失“數被議”,受到參劾。其時“德宗(光緒皇帝)將罷之,榮祿說於孝欽,強帝調之福州兼理關稅”。

裕祿正是得到西太後以及榮祿的庇護終未丟掉烏紗帽,他可說是受到西太後寵信的一個頑固派官僚。光緒帝對這樣一個原要對其罷職、後又得到西太後賞識的人,現在竟任其為禮部尚書,顯然是有其特殊用意的。並在這新任的七個禮部堂官當中,有四個(占多數)是始終站在維新派方麵、積極支持維新變法的官員。

就此安排,對於沒有任用二品以上高官全權的光緒帝來說,無疑也是一個果敢的舉動。其實,在當時的情況下,就光緒皇帝而言,在將禮部六個頑固派官僚革取之後,馬上任用新人,其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時的光緒帝不僅敢於罷掉阻撓變法新政的高級官員,即使是西太後的親信,也勇於擢用他人。這種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極為必要的。

事實上,光緒帝采取的這種措施,也確實產生了深刻的積極影響。

光緒皇帝為了建立“輔佐維新”的班子所選用的這四個人,當然也各有自己的特點和不同的經曆、不同的社會聯係,但他們卻有其明顯的共性。

楊銳是四川綿竹人,自幼聰明無比,後在張之洞督學四川時“奇其才”,受“獎拔”,繼續在其門下受業。此後多年,又隨張之洞“任奏牘文字,佐幕府”。

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中舉人,授內閣中書(後任內閣侍讀),他從這時起即到北京做官。張之洞“愛其謹嚴”,所以直到在北京任職期間,他們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可是,當《馬關條約》簽訂後,楊銳也“益慷慨談時務”,並與康有為“過從極密”,在康有為、梁啟超於北京創立強學會,大力宣傳。組織變法維新的初期,他“起而和之,甚力”。

後來強學會被頑固派封禁,維新派人士將遭鎮壓,氣氛愈顯緊張的時候,楊銳又“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後來康有為又到北京繼續從事上書活動時,楊銳仍然“日與謀”,並且利用自己身為清廷官員的便利條件,又在給事中高燮曾麵靜“極稱”康有為。高燮曾“疏薦康(有為)先生,君(楊銳)之力也”。

到一八九八年春,康有為在北京倡立保國會之際,他又率先署名加入該會為會員。

劉光第是四川富順人,家境“奇貧”。其人在家讀書刻苦,學之有成。光緒九年(1883年)考中進士,被授任刑部候補主事,仍“閉戶讀書”,是一個能文詩善書法、注重“實學”的“傅學”者。劉光第為人較為“廉潔”,不媚權勢,除與其本省人揚銳相近而外不善交往。

在甲午中日戰後,亦鑒於“時危民困,外患日迫”產生了“虛懷圖治”的思想要求,後在康有為開保國會時,他也“翩然來為會員”。其人乃為文人官員,“性端重”,公開表露無多。

林旭是福建侯官(今閩侯)人,在四卿當中數其年輕。林旭也可謂才

華橫溢,本省鄉試第一名。林旭於一八九五年到北京應試時,正值《馬關條約》簽訂,為挽救國家的危機,“發憤上書,請拒和議”。當他被任為內閣候補中書之後,繼續投身於救亡運動之中。

康有為、梁啟超創立強學會鼓動變法圖強時,林旭亦“奔走其間”。以後便頻繁接近康有為、梁啟超,議論“國事”,對康有為“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拜其為師。一八九八年春,他在北京首先倡立閩學會,與其他各省在京人士相繼成立的學會密切配合,推動變法圖強運動的發展。

在開保國會時,林旭又是“會中倡始董事”。正在這期間,到天津任直隸總督的榮祿,欲網羅林旭入其幕府。為此,他特地請命於康有為“問可就否”?康有為說,“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

於是,林旭便應聘入榮祿幕府,直到被光緒帝召見任用時止。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他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在多災多難的社會條件下,從少年時代起就胸懷“大誌”。從而他與一般的求學者不同,“鄙科舉”,注重經世致用,接觸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思想要求進取。後便遠離家鄉,到新疆入巡撫劉錦棠幕,繼而為“察視風土,物色豪傑”踏遍新疆、陝甘、東南沿海和大江南北、黃河之濱。

甲午中日戰後,空前的國難,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進一步“提倡新學”,積極探索救國之道。當他得知康有為鼓動變法圖強,他就曆經周折親到北京訪求。但因是時康有為已經離京南下,經梁啟超的介紹,他對康有為的思想主張“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

從此,譚嗣同放棄江蘇候補知府奔而不做,集聚在康有為、梁啟超高舉的變法維新的旗幟下,踏上了革新祖國的征程。自光緒帝宣布推行變法新政以來,他們又支持巡撫陳寶箴大加興舉,使湖南成為在全國推行變法新政的最力者。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譚嗣同的名字也就和黃遵憲一樣廣泛傳開,引起光緒帝的重視,一再旨個引進召見。後來黃遵憲受命出使日本,譚嗣同懷著對“國事大有可為”的熱望,應詔入覲,被委以輔助新政。

楊銳與洋務派官僚張之洞的關係極為密切,早年即從張之洞門下就學,當然對楊銳的思想不無影響。或許與此有關,他在被光緒帝委任之後,一方麵,當他獲悉其兄死去的“凶耗”時,鑒於任事緊急不忍回歸;另一方麵,他又對譚嗣同等人存有某種異見、感到“積久恐漸不相能”。

劉光第,書生氣十足,或許還有其他緣故,後來對變法的形勢產生疑慮,他既感激“聖恩高厚,急切不忍去”;又抱著“於政事,無新舊胗域”之分的折衷態度,並且他還時而思念“歸田”,幻想躲避新舊勢力的“互爭”。楊銳、劉光第二人在輔理新政期間,思想並不穩定,然而對於這些情況,當時的光緒皇帝是難以覺察的。不過,劉光第在有的緊要時刻還確曾表現了一定的獻身精神。譚嗣同、林旭,對於變法新政事業卻是始終堅定不移的。

特別是譚嗣同,經過尖銳鬥爭的錘煉,竟成為一個激進的維新誌士。後來在康有為的心目中重譚、林,而輕劉、楊,是不無其源的。但這四個人,在甲午中日戰後國勢臨危的情況下,又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救亡思想,並在康有為、梁啟超宣傳、組織變法維新的過程中,都有大小不同的作為,除譚嗣同最突出之外,楊銳、林旭的表現亦為明顯。

就此而言,他們既可稱為“通達時務”,又與維新運動有緣,顯然這是符合光緒帝的任人原則的。再者,譚嗣同一直活躍在變法維新的第一線,但是他在地方,雖曾遭到一些守舊人物的忌視,可是他卻沒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成為王朝上下所有敵對勢力攻擊的焦點。

其餘三人,在光緒帝正式推行變法新政以來,均沒有突出的維新活動了。這種情形,亦或成為光緒帝任用他們輔佐新政的原因之一。

因為光緒皇帝把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都作為自己的信臣選入中樞,所以他在頒諭宣布了任命之後,又向他們分別授予來筆諭,命其“凡有所見,及應行開辦等事,即行據實條陳”,並又強調說,“萬不準稍有顧忌欺飾”,其用意顯然是讓他們放手經理變法新政。

梁啟超說,此後“所有新政奏折,皆令閱看,諭旨皆特令撰擬以國政係於四卿,名為章京,實則宰相也”。這是對四卿的地位和作用的具體概括。

另外,原來“皇上欲大用康(有為)先生,而上畏西後,不敢行其誌”,致使光緒帝與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雖近在咫尺,但卻猶如隔著萬重山,彼此難以相通。而今,在光緒帝身邊終於有了一個輔佐自己的班子,便於貫徹個人的意圖了。

從翁同和被革職後,在光緒皇帝和維新派之間又重新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橋梁”,這就為光緒帝的變法繼續沿著資產階級維新派指引的方向前進提供了新的保證。

可見,光緒皇帝采取這一前所欲為而不敢為的重大舉動,以公開頒諭的方式宣布任用“輔佐”自己推行新政的官員,既等於宣告他要衝破重重阻力“欲行大改革”;也表明,到這時他又敢於按照自己的意誌來選拔任用維新人才了。

在這期間,光緒皇帝是把回擊頑固勢力排除變法障礙和聚結力量推進改革結合起來進行的。就在他任命利部堂官和任用“輔佐”新政的四卿之後,又隨之在九月七日(7日22日)降諭宣布,對在渾水摸魚的老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和昏庸腐敗的宗室官僚敬信“均著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把他們一並趕出清廷中樞,又踢開了兩塊絆腳石。當然這也同樣是打在反對派勢力身上的兩大悶棍。

同時,對來自守舊勢力方麵的反撲,他也采取了更加堅定的態度予以無情地回擊。也就是在這一、二天之內,有些守舊官僚打著為籌集軍餉的幌子,反複奏請繼續實行“捐官”的弊政。對此,光緒帝毫無所動,最後憤怒地指出,“一麵裁官,一麵捐官,有此政體否?勿多言!”堅決地給予駁回。在此鬥爭急劇緊張的時刻,光緒皇帝又一麵回擊守舊勢力的挑戰;一麵保護維新派的核心力量。事實充分說明,光緒帝對推進變法、革新中國的毅力和鬥爭性有了明顯的加強。

當光緒皇帝大煞了反對派勢力的囂張氣焰和組建起輔佐新政的班子後,他便以一種新的態勢來推進變法維新了。大致到九月中旬(7月下旬),光緒帝即從下列兩大方麵下手,力圖把變法維新向縱深推進。

一方麵,光緒帝緊緊抓住鼓勵天下臣民上書言事的渠道,試圖把這場維新改革引向社會,以擺脫權勢者幹擾。在這方麵,繼為勇於上書育事的王照伸張了正義之後,又在九月十二日(7月27日)的一天裏,先後頒布了兩個深有影響的上諭。

在上諭裏,光緒皇帝在重申了通過鼓勵天下臣民廣泛上書言事來“革除壅蔽”的基礎上,又特別指出,必須讓“百姓鹹喻朕心”,使變法維新做到“家喻戶曉”,以期“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把實現變法的目標與取得社會上人們的支持聯係起來了。

光緒帝不斷完善這一重大決策,雖然是從“大小臣工,狃於積習,不能實力奉行”變法詔令出發的,但也表露出他對變法維新的堅定誌向和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利用社會力量的必要性。這與曆代“明君”僅在臣於當中的“舉賢納諫”,顯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在專製烏雲籠罩大地,社會上的人們對國家事務毫無發言權的曆史條件下,光緒帝為進一步衝破阻力,推進變法而大力提倡“廣開言路”,並采取了一係列的保證措施,則更使“海內臣民,莫不歡欣興起”,紛紛上書議論國家的振興大計。

在九月上、中旬的幾天之內,通過各衙門呈遞的封奏,即有“一日多至數十件者”,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自各級官吏到各地讀書的生員以及一些“士民”都踴躍上書,為變法獻策或評議國家的興衰得失,甚至一些所說的“野民”、“漁人”,也加入到上書言事的行列。

這些上書者,固然主要還是在政界和知識界,但也波及到社會的其他階層,因而“閘門”一經打開,必然會造成川決之勢。在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愛憎分明地表達了中國人民對變法的期望和對破壞者的憎惡。

此外,有的人要求清政權“保護”本國的工商業;有的強烈主張改變由外人控製中國海關的製度,希望由“本國官員”管理關稅以護“國體”;還有人要求仿照泰西“設立議院上下相通”,如此等等。就這樣,在光緒帝大力倡導和強有力地推動下,使要求變法圖強的聲音迅速地衝破了由反對派設下的重重壁障而傳向中國的四麵八方,而且提出改革的方案也愈加豐富,在死氣沉沉的清廷政壇出現了活躍的景象。從而,給這場變法改革帶來了新的生機,為把它引向深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這種大好局麵的出現,又引起了敵視革新的勢力的恐懼。在這時,一些頑固派權臣,又抓住有的平民在上書中因不懂官場行文的規矩,稱“皇上”不抬頭等漏洞大作文章。他們煞有介事地叫嚷,這是“變亂祖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者”!在他們看來,這也是大逆不道的行為,要加罪於這些上書的人。

但是光緒皇帝對於這種上書的情形僅以“一笑置之”,並對這些頑臣說,“當廣開言路之時,不必有所譴責以塞之”,又壓下了這股邪風。由此說明,光緒帝鼓勵上書方事是認真的。

在這方麵,他也與頑固派和洋務派官僚形成了多麽明顯的對比!光緒帝的政治思想又踏進了一個新的境界。

另一方麵,當光緒帝的目光在逐漸向下、向社會注視的同時,他又試圖把剛剛出現的開放氣流引向清政權本身。

實際上,這是對康有為在改革官製方麵,為避免守舊官員的反對而提出隻增新不裁舊和對擢用人員隻委差事不加官的主張的發展。光緒皇帝增設的“散卿”、“散學士”,是運用了他的最大權限而設置的一種過渡性的官員。這種官員與四卿的明顯區別,在於“散卿”,“散學士”的名額,可以無限擴大,並逐步作為正式官員安排到各衙門當中。這一措施,從現實來說,為更多的維新人士參與清廷政事又敞開了一扇大門;從未來而言,可以逐步改變舊臣一統天下的局麵。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改革意義。

在九月上、中旬(7月下旬),光緒皇帝又在醞釀采取兩項直接改革清政權的重大措施。

其一,就是準備模仿西方國家設立“議院”。資產階級維新派,在宣傳、組織變法時,曾把“興民權”、“設議院”作為變法維新的重要內容之一。

但是到光緒帝決定推行變法新政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等鑒於守舊勢力頑而又強,變法改革步履維艱的現實,便放棄了這一主張。

但在推行變法新政的過程中,內閣學士闊普通武於八月十九日(7月初3日)上的奏折中,又提出請仿泰西設立議院的主張。隨後鑲白旗蒙古生員誠勤也提出了這一要求。

闊普通武的具體建議是“請設立上下議院,無事講求時務,有事集群會議,議妥由總理衙門代奏,外省由督撫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雖議於下,而可否之權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爭權之弊”。

可見闊普通武要求設立的這種議院,隻不過是一種輔助皇帝的話詢機構,它僅有議事的義務,但沒有任何否決權,還起不到立法作用。

然而在封建專製時代,設立這麽一種評議國事的常設機構,在清廷當中不免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特別是這一建議的要點,又在於選用議員的條件上,闊普通武說:“惟議院之人實準其選,必須品端心正,博古通今,方能識大體,建高議。此泰西議員,必由學堂出身者,一取其學貫中西,一信其風有操守,亦防弊之深意也。”

按照這種條件,顯然是為維新派、資產階級人士和通過新式學堂培養出來的新人物進入清政權開辟了道路。所以這一改革主張,雖然在基本上還是停留於形式上的變革,但也涉及到改變清王朝統治體製的問題。

不言而喻,這種議院,在當時的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氣味的新事物,也可以說它是一種“興民權”的低級形式。

正因如此,當這一改革主張由維新派提出之後,便遭到了一切維護封建專製體製的人的拚命反對。

對於設立議院,光緒皇帝無疑是有個認識過程的,也定然會有一個醞釀階段。可能就在醞釀的過程中,光緒帝逐漸“決欲行之”。於是大學士孫家鼐出來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極力阻止。對此,光緒帝作了這樣的回答:“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雖無權何礙?”表示寧願使大權旁落也要堅持這一改革。

到了九月中旬(7月下旬),當光緒帝在政治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時,他對設議院的態度也越發堅決。但在這時,康有為等鑒於“今守舊盈朝”,認為“萬不可行,上然之”,乃作罷。

但是,光緒皇帝卻未因此而放棄設議院的念頭,他在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後仍然表承“待後數年乃行之”,表明光緒帝對設議院是堅定的。而這種堅定性顯然是來自對變法維新的決心和對世界大勢的認識。

其二是,議定開懋勤殿以議製度。

關於開懋勤殿的用意,除康有為說“以議製度”之外,梁啟超又作了具體說明。他說:

上既廣采群議,圖治之心愈切,至七月二十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製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

另據王照記述,當開懋勤殿事宜議定之後,康有為前來見他時“麵有喜色”,並向他透露,開懋勤殿初用的“顧問官”“業已商定”,其中,包括了康有為和梁啟超。

懋勤殿,位於清宮內的乾清宮西廊,原是一所供清朝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宮殿。到同治以後便已虛廢。自從議設製度局流產、擬開議院作罷之後,經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的策動,光緒帝決意要重開懋勤殿,這實際是想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以設“顧問官”的方式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領袖、骨幹人物集聚起來,組成一個最高的籌劃、指導變法維新的核心班子。

雖然從康有為等人和光緒帝來說,要開懋勤殿都想使之起到製度局的作用。但從其組成人員和賦予它的使命來看,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既與他們設計的“議院”不同,也較原議的製度局有所區別。

這個班子不僅包括了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而且還具有了一定的獨立議定權,顯然這是為適應當時光緒帝要大舉新政的需要而設計的。

同時,這次準備開懋勤殿的籌議,根本沒有通過原來的王公大臣,而是由光緒帝和維新人士單獨議定的。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決定開懋勤殿,也是力圖進取的舉動,具有無可否認的積極意義。可是,就在光緒帝於次日到頤和園向西太後“稟請”時發現有變,他為籌劃應急措施,匆忙返回紫禁城,開懋勤殿一事就此擱淺。

自八月末以來,光緒皇帝以破釜沉舟之勢,在維新改革的征途中采取的一係列重大舉動和措施,都基本是在政治領域中進行的,從而把這場變法維新引入新的深度。

事實說明,在當時要改變落後的中國麵貌,無論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都必然要觸及到社會的核心部位,這是在激烈進行中的變法與反變法、維新與守舊鬥爭發展的結果。

鬥爭實踐中,堅持革新的光緒皇帝,其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升華。他增長了鬥爭的勇氣和才幹,在嚴酷現實的逼迫和時代潮流的導發下,使他在思想中隱伏的政治離心傾向得到進一步的伸展,他在這期間采取或準備采取的一些帶有民主色彩的措施顯然不是偶然的。

然而,正當光緒帝思想在向一個新的境界轉化的關鍵時刻,卻被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伸出的魔掌籠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