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之間
兩個來月變法維新的曲折曆程,清楚地表明,清王朝上自西太後下至各級擁有大小實權的絕大多數官吏,無論是頑固派還是洋務派,皆從不同的角度與維新運動對抗,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勢力。從而,使新舊營壘越發分明,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也就愈形尖銳激烈了。
在推行變法新政之初,光緒皇帝和康有為,對頑固派權貴抵製變法的危險性是有所預料的。光緒帝在康有為的啟示和促進下,曾想通過設立製度局、選用“通達時務”和有誌維新的人士輔政的辦法,來避開守舊勢力的幹擾;以大力創辦各種學堂培養新式人才的途徑,在地方培育一層基礎力量。
但是,議設製度局,曆經周折,還是夭折。辦學育人,一方麵遠水不解近渴;另一方麵也很不順利,成效不大。選用人才,光緒帝也同樣付出了力量,頒發了大量“選賢任能”的諭旨,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措施,但一開始光緒帝就陷入重圍而難以舉足。
對於左右變法維新方向的康有為,起初光緒帝沒敢公開委以重要職務,隻是讓他在幕後籌劃變法事宜。後來仍然“舊黨皆側目於康”,進而“謗言益甚”,特別榮祿等西太後的親信大官僚氣焰益形囂張,他們利用一切機會,既猛烈攻擊康有為,又陰險地中傷光緒帝。
這時,就連腳踏兩隻船的交部尚書、兼管京師大學堂的孫家鼐,也公然隨波逐流地極力排擠康有為。於是,康有為便完全成了西太後和所有的反對派人物敵視、攻擊的中心目標。
實際上,這是敵對勢力企圖以集中火力攻擊康有為來破壞變法維新運動,其用心極為險惡。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光緒帝既“不敢多召見”,更不敢把康有為納入清廷中樞。
至七月二十六日(6月初8日)光緒皇帝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作為一種“保全”措施,任命康有為到上海督辦官報。當時康有為正忙於編寫準備進呈光緒帝的《波蘭分滅記》和《英德變政記》等書,或許還有其他原因,故未成行。
光緒帝準備召見康有為的同時,另一個維新派領袖人物梁啟超也引起了光緒帝的重視,命總理衙門“察看”梁啟超以備召見。隨後,還是由於頑固派官僚的作梗,拖到七月三日(5月15日),光緒帝才得以召見梁啟超。梁啟超自己說,他以“布衣”被破例召見,亦足見光緒帝對他的器重。
在當時,梁啟超已成為幾乎與康有為齊名的維新派領導人,並也引起了頑固勢力的極端恐懼。光緒帝通過召見同樣隻是授予梁啟超六品銜,命其辦理譯書局事務,未能加以高官,應當說還是迫於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強大壓力的結果。
從一種策略上的角度來看,在此特定的情況下,光緒帝讓康有為、梁啟超主持負有“開通民智”使命的兩大官辦的輿論陣地,也可謂此“職任不為不重”。
但從變法維新的全局來看,作為推動變法的兩大支柱康有為、梁啟超,終未在清中央取得發揮更大作用的應有權位,這對整個的變法維新事業而言,又不能不認為是一大損失。
所以造成這種不正常的局麵,主要原因在於新舊力量對比懸殊,也與光緒帝虛弱無力有關。
光緒皇帝在六月十三日(4月25日)宣布準備召見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時候,經徐致靖的推薦,又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將著名的地方維新人士、湖南長寶鹽法道黃遵憲及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送部引見”。
可是,就在他作出這一決定的當天,在清中央即有禦史黃均隆跳出來“參劾”黃遵憲、譚嗣同等人;隨後湖南的一些“守舊黨”人,也“妄造謠言”,惡毒地誹謗黃遵憲、譚嗣同等人的維新活動。
其時作為兩湖地區的最高長官張之洞,對譚嗣同等在湖南等地宣傳、組織變法的活動亦認為“其偏尤甚”,心懷惡感,所以他與劉坤遲遲不予引送,也是具有其用心的。或許因為公開反對黃遵憲和譚嗣同的人,還不是清王朝中最有權勢的人物,則光緒帝的態度毫無動搖。
至七月三十日(6月12日),他又電諭張之洞、劉坤一及湖南巡撫陳寶箴,氣憤地指出,“湖南鹽法長定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前經諭令該督撫,送部引見”。於是光緒帝又嚴詞責令劉坤一、張之洞、陳寶箴,“即行飭令該二員迅速來京,毋稍遲延。”
事實說明,光緒帝在力圖任用地方維新人士的問題上,同樣遇到了來自各方麵的阻力。
在用人的問題上,光緒帝隻是從表麵上看是否“通達時務”和有否維新的表現來決定任取。不過,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冒牌人物也受到任用。
如在八月二十一日(7月初5日)於北京設立主持全國工商改革事務的農工商總局時,光緒帝委派直隸霸昌道端方及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等督理其事。
從一方麵來看,端方,係舉人出身,號稱“通人”,曾“附保國會”,似乎他與變法維新還有些聯係;徐建寅是近代中國著名科學家徐壽之子,懂得一些近代科學知識,並曾“頗遊外國”,可算為一個“通達時務”的人;吳懋鼎,在這時正於天津創辦了一個商辦的硝皮廠,更可以說是個既“通達時務”又從事製造者。
從另一方麵來說,這三個人又皆為頑固派官僚剛毅、裕祿、王文韶的“私人”,他們對變法維新並無誠意。這裏既暴露出光緒帝的弱點,但主要是反映了當時的複雜背景。不過,在選拔人才方麵,光緒皇帝還是有一個大的界限的。那些支持或傾向變法的官員向他推薦的人,基本都予采納,力求召見任使:相反,在當時,如反對變法維新的死硬派官僚榮祿,先後曾向光緒帝推薦了三十餘人,但“無一召見,無一用者”。
另外,在遠離清廷之地,有許多官吏又利用光緒帝讓“保舉”人才之機,出於各自的企圖“濫保私人”,趁機安插心腹,“同出一氣”。狼狽為奸。
例如兩廣總督譚鍾麟,竟公然違抗光緒帝的旨令,對“全省有談時務者,不委差使”,明目張膽地抗拒光緒皇帝的旨意。
對於以上種種違旨營私的卑劣行徑,光緒帝曾多次降諭予以嚴詞訓斥,甚至還鄭重宣告,各種“濫保”行為“一經查出,定將原保大臣,從嚴懲處”。
但是,對於那些以西太後為靠山的官僚來說,光緒皇帝的這種旨令,豈能放在他們的眼裏!
實際上,光緒帝的保舉人才的諭旨,竟成了一些權勢者“營私牟利”、網羅黨羽的借口。
就這樣,光緒皇帝以及康有為,要盡力在清廷上下扶植維新勢力的迫切願望,也未能實現。在光緒帝周圍終未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在地方也未形成有力的支持力量。
新舊力量對比懸殊的局麵毫無改變,反而更加突出了,籠罩在變法維新上的陰影更加濃重了。
在嚴酷現實麵前,作為這場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康有為也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他感到,“上既無權,必不能舉行新政,不如歸去”。在康有為看來,隻要再重新準備三年,“然後議變政,救中國,未晚也。”顯然,康有為的這種看法並非毫無道理,並且他的維新救國之誌也未因此而破滅,後來還是留在北京繼續籌劃挽救變法的大計。卻是事實。相形之下,光緒皇帝在這場火熱的鬥爭實踐中又使他經受了更加深刻的磨煉,思想認識和鬥爭毅力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和加強。
在這期間,光緒帝通過接觸各種各樣的奏疏,當然進一步豐富了他的見識;同時在此複雜、激烈的鬥爭過程中,他十分注意從外國的情況中引為借鑒。約在八月中旬(7月初),當光緒皇帝看到康有為進呈的《波蘭分滅記》,對康有為在該書中痛“言波蘭被俄、奧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茶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製之害,守舊黨遏抑之深,卒以割亡”等慘狀時而為之“唏噓感動”。
光緒帝出於感慨的心情,馬上賞給康有為“編書銀二千兩”以示獎勵。隨後在八月二十八日(7月12日),康有為又以上《謝恩折》的方式,據俄國夥同奧地利、普魯士瓜分波蘭的曆史教訓,再次“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本行之無益,製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等利害所係,光緒帝看後更“大”為“感動”。
在變法維新遇到嚴重挫折的時刻,光緒帝又從上述等事況中得到了新的激發力。
於是,光緒帝又抖起精神,以一種力挽狂瀾的氣魄,有針對性地對準反對派勢力發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勢。力圖衝開頑固派設置的道道“防線”,排除障礙,打開局麵。從八月末以來,已處於衰萎狀態中的變法新政,呈現出新的生機。
在八月三十日(7月14日)光緒皇帝頒諭,將清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門“既行裁撤”;並把督撫同城的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閑置的東河總督、不辦運務的糧道、無鹽場的鹽道,也一並裁掉。
同時還宣布,對於其他上下的冗員也要“一律裁撤淨盡”。
為此,光緒帝又在這個上諭中嚴正指出,內外諸臣都“不準借口體製攸關,多方阻格,並不得以無可再裁,敷衍了事”。接著他還下了死命令,無論在廷諸臣還是封疆大吏,誰要在這項改革中夾帶私情,“推諉因循,空言搪塞,定當予以重懲,決不寬貸。”
對於清王朝上下那重疊臃腫的機構和龐大的官僚群來說,光緒帝裁撤這幾個閑散的機構和冗員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在當時,關於這個王朝上下的統治機構和職官設置,在封建頑固派看來都是“祖製”,絕不允許輕易去掉。
特別在封建專製時代,機構與官、官與勢、勢與榮華富貴都是緊緊地聯係在一起的,誰要觸犯於它,就等於挖了那些官僚們的祖墳,他們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事實上,在光緒帝采取和銀行這一改革措施的過程中更不平靜。就在他準備頒詔裁撤機構、冗員的時候,也照樣遇到了“樞臣”們的竭力阻撓,但光緒帝並未“獲聽”,還是付諸實行了。
對於光緒帝的這一舉動,康有為也感到有些唐突,他說:“吾向來論改官製,但主增新,不主裁舊”,堅持采取妥協“共處”的方針。或許由於康有為在這方麵持見溫和,則在當時有的守舊官僚曾請他出麵“諫止裁官”。
康有為對光緒帝的這一果斷行動認為是“變政勇決”之舉,深表欽佩;梁啟超也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裁官為最難之舉”。由此可見這時的光緒帝之魄力。光緒皇帝所以采取這一斷然措施,如說為了節省“冗費”或許是原因之一,但其主要目的是以此來拔除一些守舊官吏的活動據點。當光緒帝的這一諭旨頒出,即使“舊臣抱向隅之泣”,發出一片悲鳴。至此,光緒帝在維新改革的道路上,已顯示出自己的主見和一定的勇氣了。
九月一日(7月16日),光緒帝不失時機地抓住禮部頑固派官僚阻撓王照上書言事的事件,強化了對頑固派的攻勢。
到這時,反對派阻撓新政的矛盾突出了,並隨著光緒帝的思想認識進一步提高,才引起了他對這方麵的重視。而且光緒帝又力圖以此作為打擊頑固勢力囂張氣焰的另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王照是直隸寧河(分屬河北省)人,字小航,出身進士,後任禮部主事,在清廷本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官。王照“性勇直”,甲午中日戰後,既傾向變法圖強;又對光緒皇帝懷有同情感。
在光緒帝發出鼓勵上書言事的諭旨後,王照出於響應“求言”,具折請光緒皇帝到日本等國遊曆並抨擊了守舊官僚之“謬”,開了“人所不敢開之四”。王照是禮部的官員,遵照八月二日光緒帝的旨令,他便請求和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駁予以代遞。
王照的這一建議,不管其用意如何及要求光緒帶出國考察的時機是否適宜,但對增進光緒帝的見識,推動國內的維新改革,顯然都是有益的。
但由於他把鬥爭矛頭明顯地指向了封建頑固勢力,因此,頑固透頂的懷塔布、許應驥見之如臨大敵,當即粗暴地將其奏折擲回不予代呈。王照在氣憤之下,親自帶折到禮部大堂,在麵責懷塔布、許應驥等人阻撓上書言事的違旨行為之後,又憤怒地表示,如禮都堂官仍拒不為代遞,就親到都察院請求代呈。
由於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懷塔布、許應癸看到不好收拾,才“不得已乃允其代奏”。可是,他們在向光緒帝代呈王照的奏折時,又夾進私貨,將其串通擬就的奏疏一並呈上。他們在其奏疏裏,一方麵,以“日本素多刺客”,恐“置皇帝子險地”為借口,說“不敢代遞”,為自己抗拒諭旨的行徑進行辯解;另一方麵,這些頑臣又以反咬一口的卑鄙伎倆,控告王照“乃敢登堂咆哮”,要求光緒皇帝必須對之給予“懲治”。
光緒皇帝在見到王照和懷塔布等人的奏折後,是非鮮明,態度堅定,遂於九月一日(7月16日)頒出上諭,在上諭中重申了鼓勵各級司員官吏均可上書言事的方針,澄清了是非,為王照上書由張了正義,也抓住了懷塔布等頑固官僚的黑手。
光緒皇帝還進一步把“士民”與各級官吏上書言事列為同等的地位,都給予切實的保護。而且對於“士民”的上書,還特別地規定一條,命都察院必須“隨到隨遞,不準稽壓”。在此還應指出,對於所說的“士民”,在光緒帝的心目中並沒有嚴格的界限。
事實說明,到這時,光緒帝已把鼓勵“天下人”上書言事提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並且他又把鼓勵人們上書言事和打擊頑固勢力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
光緒帝在重申鼓勵“士民”上書言事的時候,並未放鬆對懷塔布一夥的懲處。當然,清廷中的頑固派官僚確也沒有就此坐視,就在光緒帝授命擬旨要對利部頑臣進行最厲懲處的時刻,頑固派老官僚徐桐等即迫不急待地出來以“應議”奏稱,“查律載,應奏而不奏者杖八十,係私罪,降三級調用”。顯然,老奸巨猾的徐桐等人,又想借助清廷舊律以歪曲事實的手法,盡力為其同夥減輕罪責。然而,光緒皇帝並沒有聽他們的這一套,仍按自己的既定方針,以空前的膽略和勇氣於九月四日(7月19日)下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懷塔布、許應癸等禮部大堂官來了個一窩端;同時又對敢於抗暴言事的主事王照加官晉爵,立場鮮明,態度堅決。
以懷塔布、許應驥為首的禮部六堂官“均太後黨,阻撓變政甚力”。特別是身為禮部最高長官的懷塔布和許應發,僅就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招推行變法新政以來,無論是在廢八股改試策論,還是在議設製度局等重大問題上,他們都夥同其他頑固派官僚要陰謀、放暗箭,竭盡其搗亂、破壞之能事,為變法新政設置了一係列的障礙。
其中的許應駁,雖出自翰林院,但卻“素以不學名,語言甚鄙”,是一個惡棍式的頑固官僚。早於康有為在北京開保國會號召“保國、保種、保教”的時候,他就夥同禦史文梯,出來惡毒地彈劾和攻擊康有為及保國會。他也是反對變法維新的老手之一。
至於懷塔布,做官多年“得孝欽(即西太後)寵最專”,又是一個西太後最為得力的親信。懷塔布、許應驥等人把持下的禮部,在清廷成了一個頑固堡壘,也是頑固勢力策劃破壞變法新政的一個重要的黑據點。
因此,光緒帝對懷塔布、許應駁等“惡之久矣”,他這次一舉將其全部革職,並非偶然。當然光緒帝采取這一舉動,猶如在虎口拔牙,充分地顯示了他在日益增強的革新勇氣。
如果說,光緒帝裁撤一些機構、官員,還隻算是打擊頑固勢力的“外圍戰”,那麽,他這次把禮部六堂官一網打盡,可以說是觸到了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中樞部位。在變法維新處於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光緒帝繼拔除了一些頑固官吏借以活動的“領地”之後,又連續采取了這一更為果斷的舉動,既大滅了反對派勢力的威風,又使“維新者無不稱快”。因此,罷免禮部大堂官,可謂在推行變法新政期間發生的對新舊勢力都有巨大震動的一起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事件,使在維新中排除幹擾的鬥爭推進到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