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力重重

當議設製度局、十二局和民政局的問題受到頑固派極力抵製的時候,決意革新的光緒皇帝,並沒有停下他的腳步。

光緒帝在接見康有為之後,便按著康有為的迫切要求,又發起了一個新的攻勢,這就是為了打破在文化教育界相沿久長的精神枷鎖,廢除八股和改試策論。並又以此作為新的突破口,把變法改革的戰線全麵拉開。

於是,革新與守舊的鬥爭也就廣泛地展開了。在這個鬥爭日趨激化的期間裏,形形色色反對革新的勢力都站在了它的對立麵,極盡其搗亂、破壞之能事。使通過光緒帝推行的變法新政,雖在一些方麵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從總的形勢來說,卻出現了全麵的危機。

八股,這個從明代沿襲下來的死板僵化的文體越發陳腐,它已成了在文化教育界束縛人們的思想、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的工具。資產階級維新派要為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道路,勢必也要觸及到封建主義的文化思想領域。

因此,維新派人士在宣傳、組織變法維新的過程中,就把八股取士視為“禁錮”人們思想的精神鎖鏈,甚至認為它是中國“致弱之根源”。

他們大聲呼籲,要求廢除八股,並把它作為變法圖強的一個重要環節。實際上,這也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為衝破封建主義思想的藩籬所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康有為在被光緒皇帝召見時,又當麵強調了八股之害,從而他強烈要求斷然廢除這種積弊。光緒帝出於要向“西人”學習力行改革的願望,對康有為的這一要求均以“然”、“可”表明了他的支持態度。

這時,正是頑固派官僚利用“眾議”,在竭力抗拒諭旨阻撓開設製度局的時候。也許從中吸取了教訓,在光緒帝接見康有為的次日(6月17日),當他看到康有為早已“草定”、現經宋伯魯上呈的請廢八股改試策論的奏折後,態度越發堅決,準備按照康有為的要求采取不經“部議”的方式直接推行。

光緒帝的這一果斷行動,馬上遭到了頑固派的竭力抵製。

當時公開出場的頑固官僚剛毅,以“祖製,不可輕廢”為理由,還想利用“部議”加以阻止。對此,光緒皇帝直截了當地指出:“部臣據舊例以議新政,惟有駁之而已,吾意已決,何議為!”予以頂回。但頑固透頂的老官僚剛毅,又想搬出他們的後盾相威脅,揚言“此事重大”,讓光緒帝必須先向西太後“請懿旨”而後行,事態的發展又集中在西太後的身上了。

為了衝破阻力,光緒帝不得不硬著頭皮,親自到頤和園向西太後作了請示。

西太後不愧為一個地主階級老練的權術家,她或許感到還沒有到最後下毒手的時機,所以在表麵上予以應允,但這卻是光緒帝求之不得的。於是他便來了個趁熱打鐵,遂於六月二十三日(5月5日)頒發了上諭,宣布

“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光緒皇帝采取的這一改革措施,同樣是經曆了一場尖銳、激烈的鬥爭的。可是這一鬥爭風波至此並未平息。

康有為在草擬的《請廢人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中,在要求“罷棄八股試帖楷法取士,複用策論”的同時,也意識到此舉可能遇到守舊群臣的“阻撓”,並根據當時“學校未成”的現實,所以提出“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於廢棄八股(文體)”的主張。他認為,在當時隻要達到廢除八股文體改試策論,“以其體裁,能通古證今,會文切理,本經原史,明中通外,猶可救空疏之宿弊”。可見,在康有為的這個建議中並未要求一並廢除科舉製度,在這裏就留有很大空間。

光緒皇帝在六月二十三日頒發的廢除八股、改試策論的上諭裏,又指出“至士子為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為根柢,策論與製議,(亦即八股文)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

從此內容來看,更可謂新舊混雜。所以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似可認為:是光緒帝自身矛盾思想的反映;或是光緒帝為了能通過西太後的“關口”而作的一種妥協;這裏所說的是在廢八股改試策論之後,新式學堂尚未廣泛建立起來的條件下,一般生童還應照舊學習四書五經,並以此打好基礎,進一步做到“通經史以達時務”。

就此而言,這又可視為一種從舊到新的過渡性措施,是與康有為所說的“本經原蟲,明中通外”相呼應的。至於“體用兼備”之說,顯然又涉及到如何處理古與今、“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問題,而這個複雜的問題又是當時人還不可能給予解決的新課題。

稍後,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一書中明確地提出了所謂“舊(或中)學為體、新(或西)學為用”的口號。實際上他的這個主張的側重點,還是放在“舊學”之上的。

張之洞認為,若不以“中學”為體,“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同時,他又把封建專製製度及其思想基礎和整套的封建倫理道德均視為永恒不變的“聖道”,可見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是有其鮮明的政治傾向的。

但光緒帝所說的“體用兼備”,卻是為了“通經致用”,“以勵實學”,它的側重點是“以達時務”。因此,光緒帝的思想傾向是為了進取,力求改革,顯然不能籠統地把它與張之洞鼓吹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相提並論。光緒帝頒發的這個上諭,其主要的意圖是麵向中外現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培養“通達時務”的新式人才,以適應推進變法維新事業的需要。

八股文體,原本隻是一種考試做文章的形式,策論也不是康有為和光緒帝的獨創,在康熙年間就曾一度改試過策論。但是康有為以及光緒帝提倡的策論,卻給它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力圖以此促使人們擺脫“聖賢”的迷網,起來注重“時務”、吸取新思想,為變法維新掃除障礙。

因此,當光緒皇帝甩開剛毅的竭力糾纏,決然頒布了廢除八股改試策論的上諭以後,清王朝上下的守舊勢力,又氣焰囂張地進行反撲。

在清中央,首先是禦史文悌,攻擊康有為,實際也是針對光緒帝,接著,禮部尚書許應癸也勾結剛毅,企圖通過攻擊康有為向光緒帝施加壓力,以達到反攻倒算的目的。

與此同時,那些醉心於通過“八股取士”的階梯以圖爬上統治階級上層的“守舊之徒”,也以為舍八股無所為學”,覺得“一旦改革,失所憑依”,便也紛“起而力爭之”。

甚至直隸(今河北)的一些地主階級的守舊文人,為了維護八股取士的舊製,居然要以“行刺”的野蠻手段來陷害康有為。

為回擊守舊勢力的猖狂反撲,康有為通過支持變法維新的楊深秀、朱伯魯具折上奏,要求光緒帝采取堅決的反擊措施。尖銳的鬥爭麵前,光緒皇帝還是旗幟鮮明地站在維新派一邊,他迅速降諭“再責舊黨”,並“怒”斥了文悌的反撲活動欲將其革職,後因剛毅再三求請,乃令文悌“回原衙門行走”,實“與革職無異”,從而煞住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囂張氣焰。

此後,對廢八股改試策論持以敵視態度的人,感到再公開對抗已無濟於事了,於是又采取各種陰謀伎倆,力圖盡量衝淡這一改革的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又披掛上陣,急忙於七月四日(5月16日)遞上了一個《妥議科舉新章折》。張之洞在這個奏折中,既表示同意廢八股改試策論,又打著維護“聖道”的旗幟,大肆宣揚“四書五經道大義精,炳如日月;講明五倫,範圍萬世,聖教之所以為聖,中華之所以為中,實在於此”的說教。

在這裏,張之洞以要求將考試“三場先後之序互易”的手法,想盡力提高四書五經的地位來衝淡策論。光緒帝與張之洞的個人關係比較微妙,尤其張之洞亦大談“西學”,有一定的迷惑力。光緒帝在七月十九日(6月初1日)所發布的一個上諭中,表示同意張之洞“將三場先後之序互易”的要求。就這一點來看,光緒帝似乎是加大了向張之洞的傾斜度。但是,他並未因此而取消考試策論,反而又強調和補充了康有為的要求,宣布今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以勵碩學而黜浮華”的內容。這項改革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過程,到八月十九日(7月初3日),光緒皇帝終於頂住了來自各方麵的幹擾和壓力,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再次頒發上諭鄭重宣告:“各項考試,改試策論,一洗從前空疏浮靡之習。”同時又決定,過去的“朝考一場,著即停止”。並且“一切考試詩賦,概行停罷”。至此,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這方麵第一步的改革建議,可謂全部實現了。

上麵所述是有關考試製度方麵的一些改革。但其影響卻遠遠地超出了考場的範圍。當時的輿論界也為之歡呼,認為這一改革是“中國由衰而盛,由弱而強之一大轉機”。

梁啟超說,當廢八股改試策論的詔書頒下,“海內有誌之士,讀詔書皆醉酒相慶”;又指出:“八股既廢,數月以來,天下移風,數千萬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園冊子帖括講章,而爭講萬國之故及各種新學,爭閱地圖,爭講譯出之西書”,使人們的“耳目既開。民智驟進”,人們的思想和社會風氣都起了明顯的變化。從廢除八股文體的本身來說,似乎隻是形式上的改變,事物的形式和內容是不能絕然分開的。

在十九世紀末葉令人窒息的中國文化思想界,通過這種改革,把束縛人們思想的精神鏈條給砸開了一環,使人們可以自如地思考一些問題和吸收點兒新鮮的空氣了。這一切,對於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莫大的激勵,進而在社會上促使更多的人擺脫陳習,起來探索和尋求新知識、新思想,導致社會風氣的改變。梁啟超把廢八股改試策論譽為“維新第一大事”,顯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這一開創性業績的取得,則曆經了周折、險阻,並且在光緒帝頒詔定製以後,直到九月份,身為重臣的兩廣總督譚鍾麟仍“故出八股題”。他的這種抗拒改革的行為,受到了光緒帝的嚴詞訓斥,但卻從中告訴人們,在貫徹這項改革的過程中並非是一帆風順的。

對康有為和光緒皇帝來說,廢八股改試策論與創辦各種新式學堂、鼓勵出國遊學等,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都是為學習外國培養變法維新所需要的新式人才這一總的目標服務的。光緒帝為了培養需要的人才,確也盡到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有關國家昌盛的基本建設,因為亦將引起社會的變革,所以它又觸動了守舊勢力的神經,而敏感地加以阻撓。

光緒帝在變法的初期,就“降旨諭令各省開辦學堂,限兩個月複奏”。但大多數的督撫均熟視無睹,一再“延緩”,拒不行動。就連張之洞這樣的“新人物”,亦站出來指責光緒帝急切倡導辦學育人是過激行為,予以冷視。

結果,除了在光緒帝直接插手、全力籌促下,京師大學堂終於在七月三日(5月15日)正式創辦以外,其他各地均因遭到各方麵的阻攔而舉動寥寥,光緒皇帝在設學、育人的決策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在經濟方麵的改革,依然是阻力重重。從甲午戰敗之後,在清朝統治階級當中,主張設廠、開礦、築路、興商的人確實多起來了。那些頑固派權貴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修補其千瘡百孔的統治肌體,並不是要以此來改造整個社會。洋務派官僚確實是“西學”的積極倡導者,然而如張之洞仍在竭力強調所謂“官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華商素鮮钜資,華民又無遠誌”,好像中國商民根本沒有創辦工商的能力。

因此,他認為,要開礦設廠、發展工商,離開“官權”必然“無益”。實際上他還是在繼續維護“官辦”或“官督商辦”的老路,並且張之洞的這種觀點,在洋務派中是有代表性的。

資產階級維新派,強烈要求仿照外國發展近代工、礦、交通、商務事業,是想以此來改造衰弱的中國。因此他們特別強調其“商辦”或“民辦”性,力求普及,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

光緒皇帝,在經濟方麵的改革,雖然也隻能通過其原來的國家機構及各級官吏來推行,但是,他對民間著書、製器和商辦工、礦、交通、商業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

在推行變法新政初期的七月五日(5月17日),光緒帝即頒諭號召破除“舊習”,宣布“各省土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係堪資實用者,允宜懸賞以為之幼”。

並且又決定,凡“所製之器,頒給執照,酌定年限,準其專利售賣”,此後,他又多次降諭“獎勵”“各省土民著書製器”。同時還諭令各省將軍督撫,“嚴飭各該地方官,務須體察商情,盡心保護”商賈。

當光緒帝得知粵東商人張振勳在煙台創辦釀酒公司、道員吳懋鼎在天津等款設廠製造的情況後,便於七月十四日命直隸總督榮祿“務令”張振勳、吳懋鼎等人“切實籌辦,以收成效”。在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帝對宋伯魯提出“各省舉辦鐵路礦務,官不如商,亟宜及時鼓勵”的建議,給予了明確而及時的支持。

直到九月七日,光緒帝又采納康有為的建議,旨令在民間停辦“昭信股票”,實際上這是為減輕“富商小民”的困苦,以促進民間“農工商之業”的發展而采取的另一項具體措施。

總之,光緒皇帝對“士民”發明製造給予獎勵,授給專利權;對於向資本家轉化的“官納”和一些上升的商人力行保護。說明他對私人投資發展近代工商交通事業,也采取了鼓勵的政策。

為把這一政策貫徹到全國,光緒皇帝選定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沿海、沿江地區作為試點,於七月二十五日降諭,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各自的轄內試設商務局和籌辦商報、商會等,“以期逐漸推廣”,促進整個工商業的振興。

在經濟改革方麵,光緒帝所走的道路與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張基本吻合,超出了頑固派和洋務派設下的禁區。所以,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光緒帝與頑固派和洋務派發生了正麵的衝突。

直到在北京設立了農工商總局之後的八月二十九日,對於光緒帝要求在長江流域一帶進行試點和在其他地區盡力興辦的一係列改革詔令,張之洞一直在“觀望”;劉坤一“藉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責”;兩廣總督譚鍾麟,對之也“置若罔聞”,既無行動又不回複;至於距北京近在咫尺的直隸總督、頑固派官僚榮祿,更是靜坐觀之,蓄意頑抗。特別是地方的權勢者更是無動於衷。

康有為為發展近代工商業排除障礙,曾極力要求廢棄漕運、裁撤厘金,對此遇到的難題更為錯綜複雜。

梁啟超說,本來康有為提出的“請裁漕督”的建議“上知而決行之”;在其他材料中也說,康有為要求“裁厘金”等項“帝皆嘉納之”。

光緒帝在頒布的許多上偷中也一再指出過厘金“弊端叢集”,“厘差勒索工商”,則多次諭令要“整頓厘金,嚴杜中飽”。關於廢漕,光緒帝亦曾降諭提到“漕督一缺,究竟是否應裁”,命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詳議具奏”。

在這期間光緒帝已經清楚地知道厘金危害工商的嚴重“弊端”,可是他隻提出“整頓厘金”;對於廢漕,他在眾人麵前的態度也不明朗。

康有為提出這兩項建議皆在農曆七月,至“百日維新”的末期。這時光緒帝已經發現西太後“不願將法盡變”,正在策劃絞殺變法維新的陰謀,他們之間已至“決戰”階段,光緒帝根本無力兼顧“其他”了。再者,漕運,“宦豎旗人,多食於此”,廢棄漕運波及麵較廣。厘金,雖已“積弊日深”,但它卻仍是清政府的重要財源之一。

在這期間,一方麵清政府的“帑藏奇絀”;另一方麵,還要大加興舉,“需餉浩繁”。光緒皇帝所以未能如願以償斷然廢漕、裁厘,除反映了他在這時還缺乏果斷性之外,也有其難言之隱。

光緒帝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力圖把中國引向“富國強兵”的道路,又連續頒諭指出,“思禦外侮,則整軍經武,難再視為緩圖”。故命各地將軍、督撫應迅急整頓武備,對水陸各軍“裁弱留精”,仿照外國“勤加訓練”以成“勁旅”。可是各將軍、督撫亦“不肯實力奉行”。光緒帝要整頓吏治,命所有衙門刪減繁瑣的治事“規則”另訂新章。結果,各衙門也“借口無例可援,濫引成案”加以抵製,如此等等。

光緒帝推行的變法新政,遇到阻力越來越大。他為了改變這種局麵,把維新改革推向前進,從八月十日以來,就接連向下麵發出道道諭旨,反複宣說必須“舍舊圖新”;無情地抨擊了“墨守舊章”、“附會古義”、“膠執成見”或“麵從心違”敷衍塞責等種種抵製和破壞變法維新的卑劣行徑;對舉國上下“不知振作”、隻求“自便身圖”的昏庸之輩表露了切齒之恨。

接著,光緒帝又語重心長地告誡他的臣屬“務當洗心革麵”,“力矯疲玩積習”,希望能“一心一德,共濟時艱”,把變法維新進行到底。然而光緒皇帝的這些忠告,對於那些守舊之徒來說,猶如對牛彈琴,東風過耳。

光緒皇帝決心要“發奮為雄,勵精圖治”,革新祖國。到八月底,變法維新以迅雷之勢推行了二個多月。在這期間,雖有一定的建樹,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積極影響。但一係列重要的改革:有的尚未公開推行就被扼止;有些被改頭換麵使原議走形;多數既經頒諭推行但卻未能得到切實貫徹。變法維新,麵臨著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