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艱難拚搏話浮沉 步履艱難
列強鐵蹄踐踏、魔掌籠罩下的中國,要奮起變法圖強,的確極大地煥發了關心祖國命運的人的自信心,在他們當中形成了一股民族自強的熱流。
但是,這條變法維新的道路,卻是荊棘遍布、曲折難行。光緒帝起來變法時,依舊處於“上扼於西後,下扼於頑臣”的不能完全自主的狀態中。
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誌銳被發遣,文廷式遭革取,繼而翁同和又被逐出清宮,使原來就十分脆弱的“帝黨”基本瓦解。
至此,雖然又有如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及禦史宋伯魯等人積極支持光緒帝變法維新,但他們也都是些職位較低的文職官員,起不到參與決策的作用,再沒有出現像翁同和那樣的人物了。
因此,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對於這種情況光緒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召見康有為的時候,就流露出唯恐頑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為提出的必須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議。
在頒布《明定國是》詔之後,他就降諭指出,要“切實圖維,用人一道,最為當務之急,尤須舉賢任能”。
此後他又連續頒諭旨令上白京官下至督撫學政,都要迅速推舉“通達時務”又“誌趣向上者”隨時“引見”以備錄用。光緒帝想通過選拔、任用有誌變法維新的人來改變自己被孤立的處境;又想在學習外國的過程中以廣設學堂、派員出國遊學的途徑再於全國造就一批基礎力量。
但是,封建守舊勢力根深蒂固,光緒帝要實現這一願望談何容易!所以在實際上,仍然造成以“舊人”“委以新政”的局麵。
清王朝中,手握實權的頑固派大臣,鑒於其統治地位的危機,對於栽植一些外國的皮毛技藝並不是全盤否定。但是,他們都唯恐變法運動脫韁危及其所謂的“祖製”,因為這是維護他們統治地位的護身符。
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時,西太後即對她的心腹官僚奕助、剛毅、榮祿等人交了底,並向他們發出了暗示,對光緒帝開展變法的“要緊處”,要力行“阻之”。
隨後,他們便采取了一係列的“防範”措施。當變法剛要邁步的時候,在光緒皇帝的身邊,便設下了層層圍扼變法維新的明碉暗堡。至於全國各地的督撫等地方實力派人物,隻有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個別人還有些進取的誌向,尚能遵旨進行一些興舉。其餘同樣都是些“龐然自大”,
“貪劣昏庸者”流,他們隻圖謀取“高爵厚祿”,“置國事於不問”,終日“如夢如醉”花天酒地、養尊處代,對於頻頻而下的新政詔令“置若罔聞”,無動於衷。
另外,有很多人還在地方製造事端,公開阻撓維新措施的貫徹,甚至有些地方官吏居然“籍新政以擾民”。就是口口聲聲高談“西學”的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在新政進行的緊要時刻,他拋出了《勸學篇》,打出維護“聖道”的旗號,對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張加以放肆的抨擊,極欲把變法維新運動引向更加溫和的軌道。與張之洞鼻息相通的另一個洋務派大官僚兩江總督劉坤一,也在暗中抱定,凡是光緒皇帝“責成各督撫者,可辦辦之,否則靜候參處”,對變法維新采取了觀望、放挺的態度。
原被左宗棠器重、“疏薦”步步進入高官行列的兩廣總督請鍾群,其態度尤其頑固,對光緒帝皇的新政詔令甚至公然對抗。當時已失去實力地盤的老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由於名聲敗壞,隻是在西太後的庇護下寄予清中央。
這個深諳世故的洋務派大官僚,為了收買人心,有時在暗地裏向康有為傳遞一些信息,但其基本的立場和態度並沒有改變。
總之,在來勢迅猛的這場大變革麵前,洋務派官僚雖然以一種“新人物”的麵孔,懷著複雜的心理遊動在新、舊勢力之間,在政治上他標卻與封建頑固派仍保持著牢固的聯盟關係,顯示出半殖民潘半封建社會土壤中成長起來的這個新勢力的特有性格。
在當時,像張之洞這樣的疆臣大吏可算為“有聞於時”的“使位”者,尚且對攣法維新持以不屑一顧的態度。
自全國上下手操大小實權的官僚群的心理狀態來講,梁啟超把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獸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日此漢奸之危言驚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
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美,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覆,而非尋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其三以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借,且自顧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
從而梁啟超指出,“全國握持政兩之人,無一人能出此三種之外者。”可見,通過這些人來推行變法新政,如同與虎謀皮。至於來自社會上的因循守舊的傳統習慣勢力,更令人觸目驚心的。
因此,當光緒皇帝按照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指向推行變法新政時,從一起步就遇到了來自各方麵的重重阻力,而且隨著變法改革的深入發展,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來越大,遂決定了這場改革必然具有的極端複雜性。
康有為在要求光緒帝頒詔定國是、確定變法方針的同時,同時把清設製度局作為推行變法新政的重要保證。康有為要求設立製度局的設想由來已久,康有為具體係統的主張,是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光緒24年3月19日)由總理衙門代遞給光緒帝的第六書中提出的。
康有為提出這一建議的出發點和具體主張,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辦法,並鑒於“分之部寺,率皆守舊之官,驟與改革,勢實難行”的特殊情況,要求在頒詔確定以變法為施政方針的同時,又請在內廷設製度局。
同時他又看到,“一省事權皆在督撫”,而這些地方實力派為維護自己的名位、權勢,必將恪守“舊製”,抵製新政的舉行。康有為認為,還應在每道設一民政局,每縣設民政分局,“準其專折奏事,體製與督撫平等”,在地方“督辦”新政事宜。
康有為請設的製度局,是把它作為在清中央協助光緒帝議定變法方策的最高機關,十二局,是其所屬的分門別類的辦事處;在各地設立民政局和民政分局,是作為貫徹新政措施的地方機構。在康有為看來,這是與頒
布《明定國是》詔確定變法方針具有同等作用的兩項關係變法新政能否順利開展的重大措施。
這裏,不擬對康有為提出這一主張的由來和演變等方麵作全麵、係統的評說。但從中可以看到,這一建議絕非僅僅是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爭取參政權”,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排除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清王朝實權派的幹擾,為推行變法新政提供組織上的保證。
在這裏,既正視於現實,又力求進取,如果這一建議付諸實現,必將非常有利於變法新政的推行。
當光緒皇帝在三月十一日(2月19日)看到康有為的第六書的時候,他對請設製度局一事也引起了重視。不過在這時,確定以變法為治國方針的《明定國是》詔尚未頒布,而且這一建議的落實,勢必牽動清王朝的統治體製,觸及到各級官吏們的切身權勢,特別是西太後更是難以容忍的。因而,光緒帝“蓋知西後之相忌,故欲籍眾議以行之”,便當即“飭下總理衙門議行”,從中可見他同意開設製度局的意向是明確的。
在這時,還未被革職的翁同和也“欲開製度局”,並主張命康有為“直其中”主持製度局事宜。此外,已經傾向變法維新的禦史楊深秀、宋伯魯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等人“皆以製度局為然”,他們對於設立製度局同樣持以積極的支持態度。
但是,西太後的心腹們,卻對此顯得那樣的敏感,他們很快就意識到此議“事關創製”,預感到他們的統治地位將受到威脅,則對光緒帝的旨令肆意“搪塞”,直到《明定國是》詔頒布以後還沒有拒不議行。於是,光緒帶又次降旨,敦促總理衙門大臣“速議覆奏”。迫於光緒帝的一再催促,到了七月二日(5月14日),西太後的親信、總理衙門大臣奕助等人聯名上奏,對康有為請設製度局和十二局的建議硬與原來的六部相套,遂以所謂“成憲昭垂,法製大備”為由,認為“不必另開製度局”,把康有為的這一建議公然駁回。
於是光緒皇帝又在“震怒”之下,緊接著於七月五日(5月17日)再次命軍機和總理衙門大臣複議。幾天之後,慶親王奕助一夥又聯合具折,繼而借口牽涉“變易內政”,“事關重要”,把康有為請設製度局與十二局的要求再度頂了回來。顯而易見,這些權臣的頑固言行,既駁回了康有為的建議,也違背了光緒帝的旨意。他們敢於這樣明目張膽“屢次抗拂上意”,當然還是由於西太後在後麵支撐的緣故。
設立製度局、十二局與民政局,對於推動和抵製變法維新的人來說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在康有為正式提出這一建議之後,它便成為新舊勢力鬥爭的焦點。
在一段期間裏,雖然它一再遭到頑固派官僚的抵製,但光緒皇帝並未灰心,他繼續為促其實現而全力以赴。
但當他感到以降旨催促議行不能奏效之後,迫於無奈,光緒皇帝又召見總理衙門大臣張萌桓,當麵對其指責他又想在這個有點新見識的頑固派官僚身上打開一個缺口。
可是,光緒帝的這一新的嚐試,結果也照樣化為泡影。到七月十三日,光緒帝看到奕助等人繼續抗拒議行的奏折時無比氣憤,當即采取了更為鄭重的手段,頒出親筆朱諭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切實籌議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向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出了“通碟”式的旨令。於是,圍繞是否設立製度局及十二局的問題,使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達到了極為尖銳的程度。
在對立的雙方已經公開僵持起來的時候,頑固派官僚也進一步施展了他們的慣用伎倆。一方麵,有的軍機大臣狂妄地叫嚷要頑抗到底;另一方麵,他們又繼續製造流言蜚語煽動說,康有為要設立製度局、十二局和民政局就是“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使向北京進犯的八國聯軍舊照“京朝震動,外省悚驚”。
在這一片喧囂聲中,剛被西太後納入軍機處的頑固派官僚王文韶顯得尤為陰險。他認為,對於議設製度局“上(光緒帝)意已定,必從康言,我全駁之,則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光緒皇帝要采納康有為的建議設立製度局,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不過,光緒帝明明知道西太後對此“相忌”,他若不明詔強行設立,必然要與西太後發生直接的對立,這對開始不久的變法維新事業將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影響。
但在光緒帝已與頑臣對峙起來的情況下,王文韶為預防光緒帝有被迫下明詔的可能,主張采取欺騙的手法來實現扼殺製度局的目的,表明他的用心更加險惡。就這樣,王文韶的主張,便很快地得到了頑臣們的讚同,一個新的陰謀遂醞釀而成。
到八月二日(6月15日),在西太後的得力親信、軍機大臣世鋒等人出麵上呈的一份奏折中,對於議設製度局、十二局和民政局提出了一個所謂的“變通辦法”,這便是他們“定議”的那個新陰謀的集中體現。
在這個“變通辦法”中,表麵上裝出對光緒皇帝的旨意“不敢執守成見”的樣子,實際上是采取了偷梁換柱的手法對康有為的建議進行了徹頭徹尾的篡改。
十分明顯,經過這種“變通”,康有為的這一建議“皆成為虛文矣”。
在此還應看到,世鐸等頑固派官僚提出的這個“變通辦法”,又是以迎合康有為之要術和順從光緒帝之旨意的麵目出現的。並且這件事,起起伏伏曆經四個多月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光緒帝為了促其實現盡到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終未衝開這個頑固堡壘。結果使這個變法維新的首項改革被頑固派弄得麵目皆非,實際是流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