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變法新政
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多年來被西太後壓抑但又力圖有所作為的光緒帝,終於被變法圖強的滾滾洪流推到了曆史的前台。
顯然,從變法圖強的使命與光緒帝自身的境況來說,這種局麵的出現,仿佛是一種很不協調的曆史安排。但是,這卻深刻地體現了曆史發展的合理性。
光緒帝自頒布《明定國是詔》和召見康有為與其共商變法大計以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革新建議和其他一些圖強要求,都通過他發布的詔書像雪片飛向全國各處。於是,在短短的二三個月內,便在清王朝的政治思想界卷起了“除舊更新”的洶湧波濤。到此,從甲午中日戰爭後興起的奮發圖強的救亡運動,迅速形成激**全國的革新**。衰弱落後、任人欺淩的近代中國,迎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洗禮。這一革新熱潮,雖然首先是在清王朝統治階層的內部展開的,但其影響卻很快地衝破了這個王朝的政界圍堰,成為十九世紀末葉中國政治生活中的軸心。
若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告推行變法新政為起點,到當年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後發動宮廷政變宣布變法維新為非法的“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先後發布有關革新的各種詔令,計約一百八十條左右。按一百零三天計算,平均每天頒發一點七條,最多者,如在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的一天之中,即頒發了十一條維新諭旨,可見這場變法維新的來勢何其迅猛!這種盛況的出現,當然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客觀反映振興祖國以求存的時代要求所促成的,但是它也體現了光緒帝“深觀時變,力圖自強”的急迫心情。
通常所說的“百日維新”,指的隻是這場變法維新運動的初期階段。期間,如梁啟超所言,“因皇上無權,不敢多所興舉。”這就是說,當時光緒帝是按照他召見康有為之時,康提出的“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逐步改革的方針進行的。
因此這期間光緒帝頒發的革新詔令,諸如廢八股改試策論;興學、出洋造就與選拔“通達時務”的新式人才;發展近代農工商及交通、郵政等事業;獎勵發明創造、倡譯外國書刊、淘汰腐敗的綠營兵和編練新式陸海軍以及編造財政預算、修整京師道路等方麵的革新措施,都是采納或是以康有為的建議為基礎製訂頒詔推行的。
當然,其他官員提出的革新要求,光緒帝亦采取了兼收並蓄的態度。就是在這些官員當中,如山東道監察禦史楊深秀和宋伯魯、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江西道監察禦史王鵬運等人,他們呈遞的改革奏疏,或是為康有為“代遞”的;或是“受命”於康有為上呈的。
談到其他官員提出的革新建議,也基本上沒有超出維新派主張的範圍。光緒帝推行的這些維新措施,“大多為康有為先生之政治主張”。康有為自己也證實,在戊戌維新當中,“皇帝已經采取了很多我的奏折中的建議。”
在光緒帝推行的改革措施中,例如設廠、開礦、興商、修築鐵路、編建近代海軍以及辦學、譯書等等,這些內容在洋務運動時期就進行過。引進“西學”,也是洋務派官僚早就提倡過的。
人們知道,這些又都是近代中國人要搞近代化所離不開的,不能把從事這些事業的活動都一概鑲在洋務運動的框子裏。
前麵說過,以李鴻章為首的老洋務派,搞了些有限度的近代建造,卻是緊緊服務於封建統治的。至此,後起的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對“西法”、“西學”更加推崇。
然而,他仍然認為“今朝政清明”,好像封建統治製度根本沒有改革的必要。從而張之洞針對維新派和光緒帝的變法改革,提出了一個所謂“可變”與“不可變”的嚴格界限。
張之洞認為“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製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即是說,在他看來可以仿效外國加以變通的隻不過是“法製(統治方式)”、“器械”、“工藝”之類;至於封建專製主義的道統及其政治體製,那是無可挑剔的,絕不可以棄而變之。
另一個後起的洋務派官僚劉坤一,也對維新派宣傳的西方資產階級的“平等、民權”說,斥之為“傷理害道”。對在當時具有反封建作用的西方政治學說,他表露了切齒之恨。可以看出,張之洞、劉坤一等洋務派大官僚的“西學”觀,與頑固派官僚榮祿、王文韶提出的觀點是同出一轍的。
光緒帝是在甲午戰敗之後,出於“憂國傷時”,對封建的傳統觀念產生了懷疑,感到不得不另尋出路。他在了解到一些國外的情況之後,便又萌發了仿照西方強國來革新中國的願望。
當光緒帝在被曆史的潮流推到變法維新的前台以來,其胸懷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於是,一方麵,光緒帝深切地感到,在當時的形勢下,要維新必須“講求時務,勿蹈宋明積習”,不應再走回頭路了。
另一方麵,他看到,那些“昧於域外之觀者”,才“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意識到要學習外國各個領域之先進經驗。因此光緒帝在《明定國是詔》裏就強調指出,必須“博采西學”、“毋徒襲其皮毛”。
這種思想是對洋務派有限度地引進“西法”、“西學”的一種批判性的發展。
因此,光緒帝在采取或準備采取的各方麵的改革措施中,都貫穿了向西方強國學習的線索,而且又把這種學習提到了國策的高度。隻因這樣除了其個人探索之外,主要是體現了維新派的啟導作用。根本上來說,還是反映了時代的必然趨勢。
在這一學習的過程中,是要模仿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改造落後的中國;還是隻圖栽植一些西方強國的“皮毛”技藝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已越來越明顯地成為近代中國各階層人們學習外國的兩種不同走向。
光緒帝明詔在推行改革措施來看,無論其廣度和深度,都遠遠地超出了洋務運動。有些改革,如裁撤綠營兵、廢棄驛站,尤其是取締八旗人的寄生製等等,都是直接觸犯其“祖製”的變革措施。
在此之前,洋務派官僚在福州、天津等地創辦過新式學堂,派出一些人出國留學。李鴻章等在上海的江南製造局設立了翻譯館,譯出一些西方近代數理礦務等科學著作,對國內外都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但是所有這些,都是在幾個洋務派大官僚牢牢的控製下,僅僅是為他們從事的洋務事業服務的,根本沒想把它們推廣到全社會。因此,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出的西書,三十餘年來僅銷售十三萬來本,這些書滿足不了有識之士學習知識的需求。
康有為、梁啟超,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維新來革新中國,從而對培養各種新式人才都極為重視。光緒帝也“以為改革之事,全賴人才,故首注意教育”,並把發展近代教育視為變法維新之“急務”。同時,光緒帝也以此作為學習外國的重要途徑。光緒帝進行的變法改革,就是以創辦京師大學堂作為其開端的。
後來,光緒帝在改革科舉考試製度的同時,又接連頒發了大量諭旨,采取“獎勵”等各種方式,指令全國各地廣泛設立新式的高、中、小學堂“中外兼習”。甚至他為了克服經費的困難以便盡速推廣,又鼓勵各地私人“自行籌款”創辦速成中學。
此外,光緒帝還頻繁指令在國內各地設立礦務、農學以及醫學等專業學校,培養各種專門人才。與此同時,光緒帝並反複降旨,號召上自宗室王公下至各地的“聰穎學生”,皆可赴日本等國考察就學。他把派出員生出洋考察、學習,列為變法維新的重要內容。翻譯西書,光緒帝也不是僅僅立足於吸取外國的先進技藝,他還試圖“借以考證政治得失”,把仿照外國的改革擴展到政治領域。
光緒帝在十分重視發展近代工、商、交通和編練新式軍隊之外,又大力提倡“參用西法”振興中國的農業;“仿用西法”發展中國的絲、茶業;模仿西方各國“預籌用度之法”編製財政預算,以及“仿西法”修整京師道路。
與此同時,光緒帝還參照各國的情況倡導在各地設立商會、農會和蠶桑公院等群眾性團體;鼓勵“士民”上書言事;出版各種報刊“臚陳利弊,開廣見聞”,給人們一定的結社和言論自由;以及整頓吏治、改革民政、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等等。
所有這些,都是在洋務運動中不曾想象過的。可以看到,這次改革已具有較為廣泛的社會性。也表明光緒帝在仿照外國來改革中國的道路上,已走出了相當可觀的一段路程。
光緒帝主張向外學習,體現了挽救民族危機和維護國家、民族權益的鮮明特色。在推行變法新政的過程中,除繼續提醒人們注意列強環視的嚴重局麵之外,還反複強調了“近來中國利權,多為外人所奪”的嚴酷現實。
從而他指出,“講求工藝,設廠製造,始足以保我利權”;發展商務、開發礦藏和振興農業、絲茶業等,亦應以防止“利權外溢”。
為此,光緒帝申明,在發展商務開拓商埠時,要“詳定節目,不準劃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權”。可以看出,光緒帝學習外國的基本立足點,還是為了“以強中國”。
從光緒帝推行的這些革新措施的整體來說,是側重於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近代交通設備、商品流通方式和培養與此相適應的新式人才等。也不可否認,光緒帝卻在極欲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
光緒帝依據維新派的要求,仿照日本明治維新製訂的這一係列維新改革措施,是在繪製著一幅近代中國第一個力圖通過國家政權力量付諸實施的、較為全麵係統的近代化藍圖。
在變法新政推行的過程中,當革新的“詔書每下,薄海有識之士,皆感激零泣,私相勸奮”。有的官員馬上在其奏折中興奮滿懷地指出,“朝廷變法自強,舉行新政,此乃中國圖存之命脈”。還有的官員歡欣鼓舞地說:“皇上(光緒帝)發憤自強,奮厲風行,破數百年積習之弊,造四萬萬蒼生之福”。
因此,所有渴望國家複興的人們,都在變法維新之中看到了祖國美好的前途。
從此,當變法進行之際,就在一些地區出現了“爭言農商之學,爭譯農商之書,上行下效,風氣大開”的可喜局麵。
變法新政的推行,猶如薄雲遮蓋中的明月,讓中國人民隱隱見到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