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定變法方略

當光緒帝決意采納楊深秀等出麵要求頒詔定國是的奏請時,西太後仿佛意識變法之勢是阻擋不了的,包括她的親信們也有這樣的預,如果光緒帝公開頒詔變法,他們抵製革新的活動將更會受到限製。

於是,西太後召集心腹、親信們,加緊密謀防範措施。

與西太後等此次密謀緊相響應的有,於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榮祿被授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時戶部尚書是翁同和)";授予剛毅為協辦大學士調任兵部尚書。從而既進一步提高了後黨兩大骨幹的地位,又擴大了西太後核心班底的權勢。種種跡象表明,圍繞頒布《明定國是詔》,西太後等人確實采取了密謀活動。通過他們的精心策劃,一個阻撓和準備破壞變法維新的周密陰謀,便在頒詔後的幾天內公開出台了。

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西太後“勒令上(光緒帝)宣布”了三道諭旨和一個任命。

諭旨之一,以所謂“漸露攬權狂悖”之“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和革職並遣返原籍。

諭旨之二規定,嗣後凡有賞項或補授文武一品及滿漢侍郎之臣工,均須具折後再到西太後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須一體向皇太後“具折奏謝”。諭旨之三,提前宣布,於當年秋光緒帝“恭奉”西太後,由“火車路巡幸天津閱操”。

一個任命是,將王文韶調進清廷樞府,任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此前,翁同和已是連任帝師近二十年之久的帝黨首領。但是,直到甲午中日戰爭時,麵對西太後接連挑起矛頭指向光緒帝的黨爭,翁同和為了避免“朝局囂淩”以便穩定內部一致對敵,他力主“宜靜攝之,毋為所動”,在帝、後之間竭力調和。

但為堅持抗戰及維護國土台灣,在與外敵、內奸進行艱苦的鬥爭與周旋中,他卻與光緒帝同舟共濟、密切配合,充分體現了其君臣之間之情誼。

中日戰爭後,當光緒帝欲奮起圖強時,在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中“輔翊皇上,籌劃新政,僅其(翁同和)一人”。與此同時,在後黨頑固派官僚的嚴密監控下,他尚為最早接觸與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的第一個清廷大員。在促進帝、康走向結合共同推動變法的過程中,翁同和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清廷統治集團裏,他又成為光緒帝決心變法的一大支柱。

不過,久經宦海的文人高官翁同和,他也具有封建官僚的一些習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朝野內外,翁同和有自己的關係網;也有其對立麵。直到甲午戰爭後期,西太後對他還時而委以重任,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沒有達到緊張的程度。至戰後,由於翁同和支持變法圖強,並首先向光緒帝保薦康有為。因此,朝內的守舊大臣便對其“皆忌之”。在其中,早已視翁同和為“偽君子”、與其勢不兩立的榮祿,首先成為反翁的主力。此外,剛毅與大學士徐桐,也“集矢於(翁)同和”。這些人及其追隨者,亦在暗中詆毀翁同和。因而早就對翁同和存有戒心並重於“猜疑”的西太後,便進而對翁氏日益“惡之”。在光緒二十二年初(1896年2月)她下令撤書房及罷翁同和值毓慶宮,就是西太後向翁發出的一個警告。

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當光緒帝與康有之間推動變法的跡象日趨明顯時,頑固派官僚繼續大肆造謠中傷翁同和。此時,這些人又對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末康有為來京大做文章,鼓噪這是翁同和“所引,將樹朋黨以誘皇上變法”。於是,廷內外的守舊勢力在極力攻擊康有為的同時,西太後與其親信亦把翁同和視為心腹大患,一些頑臣便公開跳出來參劾翁同和。

麵對守舊勢力的猖狂進攻,翁同和曾企圖在表麵上以拉大與光緒帝及康有為的距離,來改變自己受攻擊的處境。但是,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已把他與帝、康及變法緊緊地拴在一起了。而且,他們在尚不敢直接觸動光緒帝的情況下,便把翁作為在朝內打擊的明靶子。

因此,當變法維新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時,竭力謀劃對變法構築新“防線”的西太後一夥,便加緊策劃除掉翁同和以警光緒帝的陰謀了。

原在光緒帝頒詔定國是之前,西太後與其親信官僚密謀時,榮祿、剛毅揚言“隻有翁同和能承皇上意旨”,其中即充滿著“殺機”。於是西太後在加固其核心班底時,命新授予大學士之榮耀的榮祿“管理戶部事務”,也是為頂替翁同和作準備的。

至此,除翁之謀已定。隨後,當光緒帝去顧和園向西太後請示頒布“國是詔”一事時,西太後在不得不表示同意此詔之餘,又提出了“必去翁同和”的條件。當時的光緒帝,或是由於過分興奮抑或出於其他考慮,對此未加可否便匆匆回宮了。

事情很明了,在變法新政開始推行的時刻趕走翁同和,這就等於切斷了光緒帝的臂膀和他的活動渠道。使其“失所倚”,進一步把光緒帝孤立起來。所以,當光緒帝果真得到指令革職翁同和的懿旨時,他頓時“驚魂萬裏,涕淚千行,竟日不食”,陷入萬分的悲傷之中。翁同和被罷官的次日,他在離京前於宮門和光緒帝相遇時,帝“回顧無語”;翁亦頗感“黯然如夢”。

事已至此,這對君臣的心情,顯然都不是用言語可以表達的。在光緒帝頒布推行變法新政的詔書墨跡未幹之時,西太後就把他在內部的積極支持者除掉。無疑,這仿佛冷水潑頭,對變法革新事業不能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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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西太後又重新攬過對重要官員的賞賜和授任權,從而限製了光緒帝任用新人推行變法的活動餘地。西太後對其班底作了調整,以填補翁同和的空缺,把頑固官僚王文韶調入清廷中樞,加強了她在清中央的實力陣容。

西太後將其嫡係親信榮祿安插在顯要的直隸總督位置上,並以他來統轄警衛京津的北洋三軍,為其進一步鞏固了後盾。提前放出準備於當年秋讓光緒帝“陪”她到榮祿轄區閱兵的空氣,又是設下的一大陷阱。

總之,這些都是西太後對光緒帝推行變法所設置的重重“防線”,也是她向光緒帝發出的個個危險信號。

十分明顯,西太後在大變革的關鍵時刻采取這一連串的行動,實際是企圖控製和準備扼殺變法維新(包括迫害光緒帝)於萌芽之中。

在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開始進行變法維新之時,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並未旁觀。不過,光緒帝是站在了時代潮流的正麵,並且他又已經把變法納入了正常的施政軌道。

在這種情況下,陰險狡詐的西太後及其親信們,還不敢立即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對變法維新大下毒手。他們寧願把線拉得長一點兒,“俟到時候”再算“總賬”,好像這對他們更為有利。但,這卻又給光緒帝推行變法新政,提供了一定的時空。

當西太後持續不斷大放明槍暗箭,對變法維新構築層層障礙之時,想通過變法圖強的光緒帝沒有被這咄咄逼人的氣勢所嚇倒。反而,他要以其得到的有限“事權”與時空,毅然把變法維新付諸實施了。

在變法新政剛剛起步推行的時刻,盡快實現光緒帝與康有為的會麵,共商變法圖強大計,是關係著這場變法能否沿著維新派的指向推進的一大關鍵。早在年初,急於變法維新的光緒帝就想召見康有為。

但在當時,由於受到恭親王奕訴等人的阻撓未能實現。至此,特別是在帝、康之間起橋梁作用的翁同和被革職逐出北京之後,在開始變法之初,盡快打破光緒帝與維新派之間的人為屏障顯得十分緊要。恰恰是為適應變法形勢發展的需要,在四月二十六日(6月14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保薦”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徐致靖的奏請,光緒帝得見後深為“大悅”。

他立即抓住這一時機,諭令“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補用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著名的維新人士,幾乎均已列入光緒帝準備召見的計劃中。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緒帝便按其目前的安排,首先召見了康有為與張元濟。

很明顯,光緒帝同時召見康有為和張元濟兩人,不過是為了減少頑固派的“疑忌”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光緒帝召見這兩人的地點,不是在遠離西太後的紫禁城裏,而是選在西太後眼皮底下的頤和園仁壽殿。這時正是西太後放出四支毒箭的第二天,當時的緊張氣氛是可以想見的。

並且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又是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最為敏感的事。在如此的情勢中,光緒帝的這種安排,是力圖把他的召見盡可能使之染上堂堂正正的色彩,避免西太後等人的“猜忌”。

在新政伊始之際,光緒帝親自召見康有為,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在召見過程中,光緒帝的態度和表現如何,又是考察他的變法走向等問題的重要依據之一。

這時光緒帝對康有為的召見,對他們兩人來說,都有著迫切的需要。而這種需要,又直接關係著變法維新的走向等重大問題。

在召見過程中,康有為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難得的機會,又進一步向光緒帝麵陳了在列強圍逼之下,隻有奮起變法方可求存的道理。同時也為光緒帝籌劃推行變法新政的具體方針、步驟,以及應變的主要內容和變法方式等等。

在頤和園和光緒帝的周圍,西太後早就布滿了眼線。就在光緒帝接見康有為的時候,西太後的心腹榮祿,做為不速之客突然來到頤和園的仁壽殿。而且他還搶先一步,向光緒帝“麵劾”康有為“辯言亂政”。

榮祿在此刻出現在光緒帝麵前,是企圖通過繼續攻擊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主張,來達到離間光緒帝和康有為的目的,同時也是對光緒帝施加壓力。因此,在召見康有為的過程裏,光緒帝還不斷地注意“簾外”的動向,並不時地流露出為難的神情。在他們的對話當中,光緒帝的語言不多。盡管如此,對於康有為提出的所有就變法維新的看法和建議,光緒帝都逐一地表示了肯定和讚成的態度。

諸如變法方可圖存、守舊必致誤國,以及應該果斷地廢除“八股之害”等緊要問題,光緒帝的態度同樣是明確而堅定的。

事實上,光緒帝通過這次與康有為的麵談,他們在變法的必要性等重大問題的看法上,意見完全趨於一致。

帝、康的對話,突出了如何對待守舊勢力的問題。在這方麵,光緒帝鑒於自己的實際處境,的確表露出無可奈何的苦衷。

實際上,擺在他麵前阻撓變法的勢力既頑固而又強大,這是活生生的事實。對此,就康有為來說,他也是無法回避的。

在對話之初,康有為曾一再強調必須“全變”。但當光緒帝談到因充塞宮廷的權臣“多因循守舊,罰不及眾”而感到苦惱時,他也不得不改變主意,又提出“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的“漸變”方針。

至於在守舊官僚充斥朝廷的情況下,應依靠哪些人變法?康有為也隻得麵對現實,建議“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

與此相應的是,為了避開守舊官僚對變法的抵製和幹擾,康有為又要求光緒帝“凡變法之事,皆傳下詔書”,采取公開推行的方式。

但又怎樣處理新、舊勢力之間的關係?他隻得從實際出發,向光緒帝建議“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誌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折奏事足矣。彼(守舊)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複無失位之懼,怨請自息”。

康有為認為,這樣似乎就可以排除幹擾順利地進行變法革新了。此後,光緒帝就是按照這一方針、策略推行變法新政的。

從光緒帝與康有為議定的變法方略來看,固然具有對守舊勢力妥協的因素。然而,在新舊力量對比懸殊的特定環境中,搞變法維新,對根深蒂固的守舊勢力在一定的條件下作某種程度的妥協,是在所避免的。十分明顯,他們準備做出的這種讓步,其根本的立足點,還是為了推進變法維新事業。因此,帝、康議定采取這種具有妥協氣味的對策,既有其現實性,也有策略性。

年初,康有為被總理衙門大臣接見後,光緒帝便乘機予康“具折上言”權。至此,光緒帝在召見康有為之後的當天,又命其“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很明顯,這既是光緒帝出於任用康有為參與變法的意圖;也是作為帝、康議定的變法方略的體現。但是,按康有為的推動變法中所處的實際地位和作用來說,授予他較高的銜位是順理成章的事。其實,在光緒帝準備向康“賞官”時,榮祿與剛毅就竭力阻撓。對此,光緒帝曾力圖通過,征詢樞臣的意見來排除這種幹擾。當時,已傾向變法的軍機大臣廖壽恒認為應授予康有為五品卿銜。

於是,榮祿、剛毅看到硬頂已無濟於事,於是又企圖對康“予微差以抑之”。無疑,榮祿與剛毅多是反映西太後的意圖的。因此,光緒帝為了避免由此引起更大的風波,才又不得不按著康有為的主張作出這一決定。鑒於當時的特定情況,對於已成為頑固勢力眾目睽睽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關鍵不在於銜位的高低,而在於是否使他取得籌劃變法新政的必要條件。何況剛剛還被權臣榮祿指為“辯言亂政”的人,現在竟被光緒授任。就這方麵來說也確是一“創舉”。

光緒帝通過召見康有為,在進一步統一了思想認識的前提下,共同議定了推行變法新政的方針、策略及步驟、方式等具體事宜,擺脫了頑固勢力的糾纏。康有為與光緒帝從變法思想到具體方策均達成共識,又通過已在清廷取得的合法地位與奏事權,這也是左右變法維新的必要條件。因而這又為光緒帝推行的變法新政,納入維新派鋪設的革新軌道做好了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