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變法革新繪藍圖 《明定國是詔》

奕訴死後不久,康有為立即上書翁同和,建議應馬上搞變法更新,不要貽誤大好時機。與此同時,康有為已知道了光緒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因此,從奕沂死後的四月初(5月末)以來,原欲南歸又留在北京的康有為,便在一些支持變法的官員協助下,一麵為革新積極獻策;一麵加緊敦促光緒帝頒詔定國是。康有為公開宣布變法為國策的方式,作為推行變法新政的開端。

康有為原在《上清帝第二書》中提出的“乞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還僅是為了達到廢約的目的,還沒有把“下詔”與變法直接聯係起來。

此後,在他寫的《上清帝第四書》裏,即提出變法如同求醫,應像先“講明病證(症)”一樣“尤以講明國是為先。”在此,康有為不但把要求光緒帝頒詔定國是與變法聯係起來;而且還將其視為變法的首要條件。

到德國侵占膠州灣之後,康有為在遞上的《上清帝第五書》中,又進一步指出,變法必須“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

至此,康有為雖然仍把明定國是視為變法的重要步驟,但是他已將其作為舉國變法的起點了。

繼而,康有為在其《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中,與明確提出應仿照日本明治維新進行變法而向光緒帝獻出三“要義”之時,就將“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列為其首。

在經過圍繞保國會展開的激烈鬥爭之後,雖然無視國家之危的頑人越來越不得人心,但隨著光緒帝日益加大支持變法的力度,一些開明的愛國官員也迅速向維新派隊伍靠攏。因此,頑固派猶如火燒眉毛狗急跳牆,其幹擾活動更加囂張,而且他們的矛頭更明確地集中於變法的關鍵人物身上了。

當時,不僅康有為早已成了內外守舊勢力攻擊的靶子,支持光緒帝變法的軍機大臣翁同和也頻頻遭到彈劾,使其在清廷中的處境越發困難。甚至由於僅僅曾向光緒帝介紹一些外洋情形的侍郎張蔭桓,也被頑臣誣為“漢奸”。一時間,射向變法的明槍暗箭紛紛射來,致使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嚴重阻礙了變法的推行。在此逆風狂撲的時刻,康有為曾幾度憤然意欲回歸;身在朝廷中樞的翁同和也隻求明哲保身。在此之間,因受命續進康之書而發生的帝、翁口角,便是翁同和惶恐心態的一種表現。

此外,翁同和還企圖“聽任”康有為離京以解其困。所以如此,抑或體現了這個學者式的高官翁同和,在麵對嚴重政治風險時產生了動搖,但卻充分表明當時守舊勢力之猖獗。

不過,由於康有為看到通過光緒帝變法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他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緒帝盡快頒詔定國是,來排除幹擾啟動變法維新。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明定國是的重要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於四月初(5月末6月初)相繼寫出數份請定國是的奏折,從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別由支持變法的官員楊深秀等,陸續進呈給光緒帝。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又在四月二十日(6月8日)遞上康有為的《請明定國是疏》。

徐致靖,是江蘇宜興人,寄籍順天(今北京)宛平。光緒二年(1876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累遷侍讀學士。致靖為人“廉靜寡欲,無意仕宦”,剛直不阿。甲午中日戰爭後,在國家危難益深之際“隴外患日迫”,於是在北京興起圖強熱的影響下也傾向變法求存。後來因為與康有為在京新搬進的居處相近,從而彼此“往來辯難無虛日”,其間的關係日益密切。到了這時,在康有為急需助力之時,徐致靖也加入請定國是的行列。在他出麵代康有為呈遞的《請明定國是疏》中,康除強調中國“萬不能複守秦漢以後一統閉關之舊”,必須適應世界的發展形勢之外,又指出“泰西諸國為政,亦未嚐無新舊之分,然皆以見諸實事為斷,無以空言聚訟,敷衍塞責者,蓋亦慮夫眾喙繁興,國是莫定,進退失據,坐誤事機”。從而強烈要求,通過明定國是分明是非“力行新政”。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康有為急切地要求光緒帝頒詔明定國是,意圖是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並鑒於中國守舊勢力之強,力求以皇帝的權威來肯定變法維新。而且主張以此作為國家的“行政方針”,公布於天下。康有為認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群疑”,擺脫守舊勢力的幹擾與阻撓,收到“人心乃一”、統一思想的效果。

這樣一來,便可使上下群臣有所遵循而“力行”變法新政了。

顯然,至此康有為又進而把光緒帝的明定國是,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變法誓師之舉。這在當時對促使變法**的到來起到重大作用。

西太後在多方麵的壓力下,在權力上對光緒帝作出了讓步。當光緒手中取得有限的權力之時,他看到楊深秀、徐致靖請求詔定國是的奏疏。於是光緒帝同翁同和等相商,決意采納楊、徐的奏請,頒詔定國是,推行變法新政。但是,作為這樣一件大事,在采取行動之前,光緒帝又要親往頤和園向西太後請示。

西太後畢竟是很有政治手段的清王朝“太上皇”。而且由於她“已許不禁皇上辦事,未便即行鉗製”。因此,這時的西太後可是使用權宜之計,準備等待時機再下毒手。另外,她也或許感到,楊深秀、徐致靖要求定國是的奏請,並沒有對她對其構成威脅。

於是,西太後在表麵上說楊、徐請定國是之奏“良是”;並還裝作讚賞地表示“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擺出同意光緒帝之主張的姿態。

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從頤和園返回清宮的當天,也就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便不失時機地向群臣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正式向中外宣告進行變法維新。詔日。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製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等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曉曉,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特此通諭知之。

光緒帝頒布的《明定國是詔》,采納了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迫切要求;通過了西太後的“關口”。

在“國是詔”中,指出今後必須“博采西學”,強調采西學“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必須腳踏實地地認真提倡。可見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國是詔”比康有為代楊深秀、徐致靖起擬的奏折強調得更為突出。

但在同一詔書裏,卻又說仍要“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顯然這是前後矛盾的。不過似應看到,在十九世紀末葉,即使在那些強烈地追求進取、希望學習西方振興祖國的先進人物之中,在如何學習西方的問題上,仍然處於探索階段。

當時,就是站在時代潮流前列的康有為,在其變法維新的思想中也夾雜著濃厚的封建糟粕。光緒帝與樞

臣議定“國是詔”之時,翁同和認為“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這裏體現了其牢固的傳統觀念,亦反映了當時人學西方的認識水平。西太後已經有言在先,推行變法新政,必須以“不違背祖宗大法”為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光緒帝不打出“聖賢”的旗號,在變法剛起步時就會遇到麻煩,以致影響變法維新的大局。

在《明定國是詔》頒布之前,光緒帝與翁同和等對其進行再三斟酌,其用意無非是出於慎重。因此,在這個宣布變法的“國是詔”中,具有些新舊矛盾的內容,對此也不必過分指責。

從《明定國是詔》的中心內容及其基本思想傾向看來,它尤其與楊深秀代康有為呈遞的請定國是折一脈相承、緊相呼應。

在詔書裏,鞭撻了那些“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的因循守舊勢力,同樣也用尖銳的語氣道出:“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無非是那些“空言無補”的守舊之徒造成的。

從而,光緒帝在這裏還以與康有為用的相似比喻,針對性鮮明地鄭重指出:“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五,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這就清楚地闡明了“變”是不可違抗的必然趨勢。

於是,詔令“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力行變法圖強。

同時又提出,今後上下諸臣“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阻撓新政。就這樣,光緒帝把推行變法維新提到清政府的施政“宗旨”和基本國策的高度。

康有為力求以此來排除頑固勢力抵製變法的企圖及光緒帝對上下頑臣的忠告,並不可能由此改變守舊之徒抵製變法的立場。光緒帝頒布的《明定國是詔》,宣告以變法為國策,並通過群臣公諸於世,這一鄭重舉動之本身,勢必對所有仇視變法的人形成一種約束力。

此後,除西太後之外,任何人反對變法維新都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在一定的範圍內,為光緒帝推行變法新政提供了條件與保證。可以說《明定國是詔》的頒布,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及光緒帝,在推動變法的過程中,曆經反複、曲折的醞釀與鬥爭,取得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大進展。它反映了人心之所向。

因此,當宣布變法的“國是詔”頒下,首先在社會輿論界產生了強烈反響。認為“諭旨如日月之照臨通國人民,如再不奮起向學,是真不知高厚而有負生成矣”!這在很大程度地激發了人們的奮發精神。

恰似康有為所指出的;“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歡欣。”

山東道監察禦史宋伯魯亦雲,《明定國是詔》頒下,“臣民捧讀感泣,想望中興。”梁啟超說得更為具體,他指出,光緒帝“召軍機全堂下此詔書,宣示天下,斥墨守舊章之非;著托於老成之謬,定水火門戶之爭,明夏葛冬裘之尚,以變法為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為臣民之講求,著為國是,以定眾向,然後變法之事乃決,人心乃一,趨向乃定。自是天下響風,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紛紛言變法,蓋為四千年撥舊開新之大舉,一切維新,基於此詔,新政之行,開於此日。”梁啟超對頒布《明定國是詔》的評說,或有過分渲染之處。

於是,光緒皇帝依照康有為等人的要求,把變法維新作為基本國策公開詔示群臣,布告天下,使那些希望中國振興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受到鼓舞。在群頑環繞的朝廷中,光緒帝采取這一斷然舉動,的確似一股洶湧的洪水衝著清朝統治層中因循守舊的壁壘。把變法維新付諸實施,起到無可否認的決定性作用。

事實上,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自宣傳、組織到進入實際推行階段,都是通過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實現的。光緒帝的這一舉措,是其在支持變法維新的道路之上,走出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