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奕訴之死
光緒帝的變法求存之誌益愈堅定,但其受製於人的處境還是無法改變。他要公開支持變法維新,猶如在以西太後為首的清王朝實權派(即頑固派)掌心中“玩火”,隨時都可能飛來災禍。但是,沉重的“憂國”之心和強烈的圖強求存之誌,驅使著光緒帝心甘情願履曆這條險峻的道路上向前邁講。
這時,清宮中發生一件令上下皆為之震驚之事,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沂突然病危致死。
奕訴,自甲午複出後,不僅在當時整頓朝政和推進抗戰方麵“無所建樹”,相反,卻成為西太後推行妥協投降方針的主力。
戰後,奕沂在晉升為軍機首座之後竟又成了清王朝的看家老手,竭力抵製變法維新,不時地在光緒帝麵前大談“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詞濫調,反對變法革新。
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沂又以祖師爺的架勢阻撓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當其病重之時,還對前來探視他的光緒帝“張目語曰:“聞有廣東舉人(指康有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信小人”。直到最後他在留下的《遺折》中,仍然有所指地“勸帝凡事皆謹遵太後之意旨而行”。可謂奕訴抵製變法直到其終。
原來,由於恭親王奕訴是道光帝僅存之一子,並在清廷“久襄密務”,其地位既至尊而又顯要。因此,他在朝中“大臣多以夙望,群小不得妄進,德宗(光緒帝)亦有所憚。”
顯然,到這時,奕沂已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取得了權勢淩人的顯要地位。他既成為光緒帝變法的一大障礙,又是為西太後維持局麵的一個頭麵人物,其“於改革及廢立(對光緒帝的廢立)皆有大關鍵”。因而奕訴在病重時,光緒帝及西太後均數次“親臨看視”,但其彼此的心情並非完全相同。
恰是在奕沂病危的四月初(5月下旬前幾天中),一向對西太後望而生畏的光緒帝,卻以其前所未見的勇氣,通過西太後的親信、當時在實際上主持清廷日常政務的慶親王奕助,讓他轉告西太後;“我不能為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
在曆史上,統治集團內部派係之爭的激化,從來不是完全孤立的曆史現象。在此之前的多年裏,光緒帝與西太後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時起時伏從未間斷。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及戰後,帝、後之間曾幾度形成水火,並出現過有利於光緒帝收權的局麵,但均未發生過公開索權的事。
在兩年前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西太後下令殺害寇連材欲挑起黨爭時,文廷式曾“請上收大權”,但光緒帝“搖手囑勿言”,他仍無此決心。但到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1898年5月末)此事終於發生了。所以如此並非偶然,除帝、後長期存在糾葛的曆史背景之外,其直接導因是由他們在如何對待國家危機的問題上的分歧與對立激化促成的;也是光緒帝決意變法的結果。無疑這種鬥爭的結果,必然關係著當時中國的去向。
可以這樣說,無論光緒帝要權的主觀動機如何,他為了不做亡國之君、支持和推行變法維新,而毅然向清王朝黑暗腐朽勢力的總代表西太後收權,無疑這更是跳出派係之爭的正當舉動,因為此權要得有理,具有無可否認的正義性。
西太後是個權力欲極強的“女皇”,至此時,她已控製清王朝達三十多年之久。但在權勢問題上,她從未真心退讓過。光緒帝大婚期間,西太後標榜的“歸政”等說法,已被其自己的實際行動戳穿了。
現在光緒帝真要收回權力,在她看來這當然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因此,當西太後得知光緒帝要權的事時,她立即暴跳如雷地揚言:“他(光緒帝)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不過在當時,不僅京城內外業已“沸騰”起來,而且救亡圖存已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就是在清廷內部也不平靜了,一些愛國官員相繼投入鼓動變法圖強的行列。
麵對這種“風滿樓”的局麵,對於陰險狡詐的西太後也不能不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壓力。而正當她處於心緒不寧之時,恭親王奕沂突然病危死去。奕沂之死,既使西太後失去一大支柱,又使她的統治陣勢失去了平衡,頓時陷入一片慌亂之中。
然而西太後畢竟是“久經權場”的老手,經與奕助策謀,她表示“由他(光緒帝)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於是奕助便奉西太後之命轉告光緒帝:“皇上欲辦事,太後不阻也。”很明顯,西太後的這種“讓權”,即是她被迫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也是給光緒帝設下的一個新圈套。
同時又說明,光緒帝收回的權力,是有限的。當然,無論如何;光緒帝畢竟從西太後口中得到可獨自“辦事”的承諾,並有第三者為見證,這又不能不對西太後產生一種約束力。
到了這個時候,光緒帝利用奕訴病危至死的時機,從西太後那裏得到的這種有限之“權”。顯然是由於各種矛盾交織、激化所促成的。同時,也是光緒帝多年來力求進取、順應潮流、堅持以國家前途為重,曆經曲折的鬥爭所取得的一種結果。雖然結果頗為有限而又充滿險阻,但卻為他在其一生中做出最為顯赫的政績,提供了一個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