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圖存思變法

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自甲午中日戰後開始組織、發動變法圖強的維新運動之時,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就對它采取了極端仇視的態度。他們倒行逆施,唯“苟全富貴於目前”,無視國家的存亡興衰,對人們要求救亡圖存的愛國呼聲百般地加以抵製和壓抑。

開始,洋務派的頭麵人物及一些政治投機分子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各自心懷鬼胎,也曾企圖混跡於維新運動之中。

實際上他們的這種動向隻不過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的伎倆而已。因此,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這些人便先後現出了原形,又繼續與手握清廷實權的頑固派結成反動的“神聖同盟”,公開來對抗蓬勃發展的維新運動了。

光緒皇帝,在甲午戰爭後與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在政治見解方麵的分歧日益擴大;與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的見解、主張日益合攏,所以光緒帝對維新派從一開始就與頑固派分道揚鑣采取了同情的態度。隨著光緒帝的新的思想傾向不斷擴展,他對維新運動又從同情進而到支持,並且他的這種態度也越發明朗和堅定。

當時,西太後雖然“仍靜居於頤和園”,但她一直關注著清宮,她的心腹、軍機大臣剛毅、禮親王世鐸以及榮祿等人隨時將朝廷內的動向“傳達於(西)太後”,因此西太後還是牢牢地控製著清廷的政局。

同時,西太後又通過李蓮英派出大批親信太監,作為她的耳目在各個角落“監視”光緒帝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光緒帝仍要遵循西太後立下的“家規”,每月必須照例到頤和園向西太後“請安”,同時,“皇帝每遇國事之重要者,必先稟商(西)太後,然後降諭”施行,光緒皇帝依舊處於西太後的控製之下。可以看出,光緒皇帝的圖強熱情很高,但其麵對的局麵卻十分險峻的,他支持變法圖強仿佛是在以西太後為首的清王朝實權派手心中跳舞,隨時都有被毀滅的危險。

由於存在著來自社會、尤其是來自清廷統治集團內部的種種頑固的阻力,既決定了這次維新必然具有極大的複雜性和曲折性,及預示著光緒帝在支持維新運動的過程中,其前進的道路也定然是步履維艱的。

但是,深重的“憂國”之情和越發堅定的圖強之誌,驅使著光緒帝甘願在這條革新圖強的崎嶇道路上向前邁進。

此後,帝與後之間,也就圍繞著如何對待這場維新圖強運動,在清廷統治集團中激烈地展開。而且他們之間在此時期進行的較量,與維新圖強運動的發展和結局,又緊緊地交織在一起了。

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呈遞的《公車上書》,以及此後康有為的幾次個人上書。既表達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一切要求救亡圖存、希望祖國走向獨立富強的人們的共同心聲。

同時,這些上書,又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派宣傳、組織和發動維新圖強運動的主要手段。

因此,在當時反對還是支持康有為等人的這些上書,便成為直接關係著這場維新圖強運動能否開展起來的關鍵。

當時的清王朝,從內閣、軍機處到總理衙門和各部院等幾乎完全被後黨頑固派官僚所控製。

這些人秉承西太後的旨意,並出自他們個人的頑固守舊心理,利用種種借口對康有為等人的連續上書,一再加以無盡地刁難,使之不能上達,企圖以此把這場維新運動扼死在搖籃裏。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光緒皇帝和翁同和等“帝黨”官員,對康有為等人的上書,卻采取了與頑固派截然不同的態度。

由於頑固派官僚從中阻撓,光緒帝對《公車上書》和康有為在甲午戰爭後的前兩次上書均未得見。可是,他通過翁同和、高燮曾的居間傳介,已引起了對這些上書的重視。當一八九五年七月初,光緒帝在偶然中首次得到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對,便“覽而喜之”,受到鼓舞,為之振奮。

一八九七年(光緒23年)冬,當德國侵占中國膠州灣時,康有為返回北京進呈了《上清帝第五書》,進一步吐露了滿腔的愛國情懷,他以極其沉痛的心情陳說了國家麵臨的嚴峻形勢,並且說出了變法的緊迫性。

康有為在上書中的言語,可謂句句千斤、語重心長。特別是他指出,在“瓜分豆剖。漸露機牙”、亡國大禍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如不“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中國將無可保存,可以說是表達了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他雖然也流露出對人民起義的恐懼心情,但這不是他的主要針對者。

可是,清廷中那些頑臣,對這樣一份既充滿愛國**又提醒清朝統治者應認清利害的上書依舊采取了敵視的態度,拒“不為代奏”。

不過,由康有為發出的這些時代的強音。頑固勢力終究未能把它完全捂住。通過給事中高燮曾的引薦,光緒帝還是聽到了一些聲息,並進而引起了他的更大關注,表示要召見康有為,麵詢救亡事宜。

光緒帝準備采取的這一積極舉動,又遭到了恭親王奕訴的阻撓,他借口“本前前例,非四品以上它不能召見”,給頂了回去。

雖然這樣,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光緒24年正月初3日)頑固官僚為了蒙騙光緒帝和搪塞輿論,讓翁同和以及李鴻章陪伴,假惺惺地接見康有為“問話”,破壞了光緒帝力圖與康有為盡快建立起直接聯係的努力。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料到,這種由清王朝當權大臣麵會康有為的事件本身,又是對清王朝“成例”的一種突破,它為資產階級維新派進一步打破這一頑固、森嚴的堡壘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顯然,這一突破又是由光緒帝促成的。隨後,光緒帝終於看到了康有為於上年底寫的《上清帝第五書》。這時,光緒帝的態度更加明朗、堅定,尤其當他讀到康有為指出的,在此危機之秋,“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不奮起變法,“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有可能重演“煤山”悲劇等內容的時候,更觸動了他的“憂危之心”和激勵了他的圖強之念,使之“肅然動容”。

從而光緒皇帝深有感觸地認為,“非忠肝義膽,不顧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於朕前乎!”對康有力的這份《上書》又大加讚賞,立即“命總署諸臣,自後康有為如有條陳,即日呈遞,無許阻格”。

至此,由於光緒帝力排幹擾,終於打通了一條資產階級維新派與光緒帝進行公開聯係的渠道,加速了維新圖強運動的進程。

一八九八年(光緒24年)春,康有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保國會”,響亮地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這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為了進一步組織力量,推進維新運動的發展所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正因如此,當它一成立,封建頑固派就惶恐不已,一些大小頑固派官僚紛紛跳出來拚命攻擊康有為和“保國會”是“聚眾不道”。

禦史文悌更氣急敗壞地上奏“彈劾”康有為“招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甚至說什麽這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發出了一派惡毒的叫囂;恭親王奕沂和軍機大臣剛毅,還氣勢洶洶地喧叫要追查入會之人。就這樣,由封建頑固勢力掀起了一股猖狂地圍攻康有為和“保國會”的逆流。

在處於風口浪尖之時,光緒帝又對這些頑固派人物針鋒相對地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接著他還駁回了其他頑固派官僚的“彈劾”奏折,回擊了頑固勢力的囂張氣焰,公開支持了康有為和“保國會”。

雖然光緒帝未能最終製止住頑固派對“保國會”的破壞活動,加上“保圍會”自身成分混雜,參加者的目的不一,後來夭折了。

但通過這一事件再次表明,在關鍵之時,光緒帝能為維新運動伸張正義,毋庸置疑是難能可貴的。

在維新運動發展的過程之中,思想、政治領域裏進行的“變”與“反變”的鬥爭在激烈地進行著,是資產階級維新派與封建頑固派及洋務派頭麵人物之間鬥爭的一個焦點。

這一鬥爭的實質,在於是維護悲慘落後、任人欺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狀,還是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獨立富強?所以這又是當時中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反映。

早在《公車上書》當中,康有為等人即以《易經》裏的“窮則變,變則通”的變異思想為據,大力主張國家的事物也要因時變通,否則便要造成“空疏愚陋,謬種相傳”的惡果。

他們認為,特別在“列國並立之勢”中,“非交通舊法,無以為治。”

另外,梁啟超、嚴複等人,更鮮明地以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觀點,大聲疾呼必須應時而變,以適應新的時代潮流。資產階級維新派所以如此強烈地宣傳因時變通的思想學說,是為他們革新中國,救亡圖存,以推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而提供的理論依據。

在這個關係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尤其是封建頑固派中的一些人,隻從“苟全富貴”於目前的私利角度出發,死抱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唯心史觀不放,動輒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的謬論來壓人,竭力反對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變革思想主張。

實際上,他們是想把中國“永遠”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牢籠裏,不得翻身。

在這方麵,光緒帝也與封建頑固派的觀點不一致,原在甲午戰爭後的一年間,他就與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主張遙遙呼應,亦同樣大力提倡“因時製宜”,意識到“當國事艱難”時進行變革的必要。

此後,光緒皇帝隨著眼界的開闊和思想的急劇變化,在這方麵的思想認識又在不斷發展。在一八九七年底德占膠州、俄侵族大,康有為加緊推進變法運動的時候,恭親王奕訴又在清廷大叫“祖宗之法不可變”,對此,光緒帝以與康有為用的相同的語言當即給予了駁斥。

光緒皇帝說,“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於法乎?”回擊得何等有力!在國家危難愈深的日子裏,康有為沉痛呼號,“若不及時圖治”變法,將“不能立國”光緒帝也在清廷內部急切地表示,“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他們之間配合得十分默契!

自一八九五年戰敗以來,至一八九八年春,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光緒皇帝的思想又朝著新的境界不斷地演化,在救亡圖存、奮發圖強的基點上,他從思想感情到實際行動上,逐漸順應了時代的潮流,越發明確地站到了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一邊。

但是,光緒帝的思想變化在當時還沒有達到成熟的階段,他的“圖強”思想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係。他對社會上出現的五花八門的“自強”輿論和倡導“西學”之說,還不可能加以嚴格地分辨。

在一八九八年春,當光緒帝“決意革放圖新”的時候,曾欲召洋務派官僚張之洞來京“輔翊新政”。此事表明,一方麵,這個後起的洋務派顯要人物張之洞,在對外態度方麵與李鴻章有所不同,特別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他也傾向主戰,應和了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則使光緒對張之洞“自甲午權署兩江,更信重之”;另一方麵,在甲午戰爭後張之洞也在提倡“西學”和主張“改弦更轍”,這對當時力求革新的光緒皇帝定然會具有一種吸引力。並且這時的張之洞,既有了較大的影響;又有一定的地方實力。基於上述種種情況,光緒帝對張之洞產生了信任感,試圖重用,顯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曆史上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均不免會有個曲折的過程。康有為在組織變法運動的初期,也對張之洞產生過幻想。

在上海強學會被封閉後,康有為曾“複說張之洞籌款”創辦維新事業。顯然考察一個人的立足點究竟站在哪一邊,應主要看他的基本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是什麽。

從甲午中日戰爭後,光緒帝的政治思想是步步向上、趨向改革的。救亡圖存,逐漸成了他的思想發展的主要傾向。正因如此,光緒帝的言行才日益與資產階級維新派合拍,順應了時代潮流。如果說光緒帝要以此“來擺脫自己的傀儡地位”,也是基於這種緣故,顯然是理所應當的。

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發展,新、舊勢力之間的鬥爭日益尖銳化、複雜化,處於思想、立場繼續轉變中的光緒帝。在對待張之洞等特殊人物的態度上,既有應和的地方,又在推行變法新政的前進過程中,與他發生了越發明顯的對立。這一切,既體現了光緒帝這個曆史人物的矛盾性格;又反映了近代中國的複雜性和這場變法革新運動的艱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