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外麵的世界

一八九七年(光緒23年)冬,在凜冽寒潮襲擊下的中國,讓人覺得十分的寒冷,冰冷的空氣陳陳襲來,大有窒息之感。繼德國侵占膠州、魔掌伸向山東,沙俄又陳兵旅大,把整個東北置於它的魔爪之下。隨後,其他列強也紛紛效尤,接連到來,掀起了搶占港灣,爭奪勢力範圍的瓜分中國的驚濤駭浪,把中國的民族危機推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在此國家的存亡係於千鈞一發之際,救亡圖存,成了當時中國壓倒一切的緊迫課題。

在這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危機時刻,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康有為當即從南方返回北京,通過繼續上書和聯絡翁同和等人加緊策動光緒帝來推進變法救亡運動。於是,整個中國便進入了大變革的前夜。

在國家和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清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也越發明顯了。自從“德人占據膠州,上(光緒帝)益憂懼”。至此,光緒帝對國家前途的“憂危之心”又受到了更為劇烈的震動。到一八九八年(光緒24年)三月間,當沙俄誘迫清政府簽訂“租”占旅大的條約時,光緒帝的心情已是怒不可遏,他對“俄之索旅大”,"大怒,麵責恭邸(即恭親王奕訴)及合肥(李鴻章),謂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指《中低密約》引者),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不獨不能阻人之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

對光緒這一義正詞嚴的斥責,奕沂和李鴻章竟然回答說:“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

麵對奕沂、李鴻章頑固堅持妥協立場,光緒帝更是勃然“大怒”;而當時的西太後,卻顛倒黑白地訓斥光緒帝;“此何時,汝(光緒帝)乃欲戰耶?”公開支持奕沂、李鴻章,壓製光緒帝的正義聲音。

在圍繞是否與沙俄簽訂《旅大租地條約》這一關係著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的重大問題上,光緒帝與奕訴、李鴻章及西太後展開的這場麵對麵的舌戰,可謂是非昭然,營壘分明。西太後與奕訴、李鴻章繼續合汙同流,堅持推行對侵略者的妥協方針,因而他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猖狂活動,依然采取著置若罔聞的態度。

當時的光緒帝,既揭露了沙俄偽善、狡詐和猙獰的嘴臉,又痛斥了奕訴、李鴻章等“聯俄誤國”的罪惡行徑。雖然在當時光緒帝還未能駁倒西太後等人堅持迎合侵略者要求的賣國言論,抵製住《旅大租地條約》的簽訂,但從他的這些言行當中,卻表露了他對列強瓜分中國的暴行和清廷媚外、賣國勢力的滿腔怒火。

國家的存亡勢如累卵,清王朝的“當國”者卻越發昏庸。這種觸目驚心的情景,似如利劍刺痛著光緒帝的心弦,他愈加感到“事機日迫”,再不能坐守待斃了。

如前所說,在甲午戰爭剛剛結束後時,光緒帝對於“圖強”的認識還是與後黨官僚榮祿等人停留在一個相同的水平線上,認為“修明武備為第一要義”。

但事態的發展說明,這種修修補補的陳舊辦法並不能挽救國家的危機。於是他便博覽群書,力圖在他的“祖宗”給遺留下來的“治國”武庫中尋求出路。但結果還是沒有找到他急需的妙方,國家的形勢仍在日益惡化。

正當光緒帝憂憤交加、心急如火的時候,翁同和繼續“備以康(有為)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輔導皇上”。

與此同時,傾向維新的給事中高燮曾,也不斷把康有為上書的一些內容“疏薦”給光緒帝,在光緒帝與康有為之間加緊了溝通工作。

在事態垂危,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況下,通過翁同和、高燮曾等人的“啟沃”、疏通,使光緒帝和康有為在救亡圖存這一基點上進一步想到了一起。並由此給光緒帝的思想變化以新的促進,使他在探索“圖強”的道路上又大大地向前跨進一步,逐漸睜開眼睛看世界,要以新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現實了。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是在它們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卻又產生了與其主觀目的相反的客觀效果,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忱。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外國為什麽那樣富強?中國為何如此衰弱,而又總是被人欺辱?這個十分尖銳的問題便引起越來越多的人的注意。

因此,向外國探索富強之道、救國之途,便成了近代求進取的中國人的必由之路。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在中國便逐漸湧現出一批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進人物。

至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要求學習外國來振興祖國的呼聲越來越高,進而形成了一股新的社會思潮。

至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在民族危機急劇深重的刺激下,來自社會上的這種要求,便很快地匯集成激**全國的時代潮流,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就是這一新潮流的導航者之一。

此前,清朝統治階級中的洋務派官僚,也曾倡導過所謂的“西法”,但正如梁啟超所說,這些“言西法者,不過稱其船堅炮利製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過炮械軍兵而已,無人知有學者,更無人知有政者。”洋務派鼓吹的“西法”,是為了挽救其統治地位的一種“栽植”法、“修補”術。

洋務派的這種“學習”,在客觀上也曾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卻不是以此來全麵地革新中國,這樣的“學習”外國,還不能把中國引向真正的獨立富強。

在這一曆史時期,在清朝統治者的中下層裏,也確有人想認真地學些外國的優點,使落後的中國得到一定的更新,但其為數卻寥若晨星,也未在社會上產生多大的實際作用。

至於在清王朝最高的“當國”者之中,他們都恪守封建主義的傳統觀念,又出於愚昧、守舊的“積習”,從進入近代時期的道光皇帝以來,沒有一個人勇於放下他們自以為“天朝至上”的臭架子,起來認真學習些外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狀況,了解一下世界發展的大勢,對照一下本國的現實,對中國進行一些切實的革新,因而使中國在衰弱落後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如果說在這方麵有所突破,那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促使下,由處於特殊地位的光緒皇帝開始在這方麵有所起步的。

甲午戰爭之後,光緒皇帝在極力探索中國的“致敗之故”和尋求“圖強”之道的時候,曾出使過外洋的頑固派官僚張蔭桓,充當了一個不自覺的“啟誘聖聰”的角色。每當光緒帝聽他講述“歐美富強之機”時,均“喜聞之”,並對他“不時召見”來了解外國的情形。

繼而,通過翁同和等人轉介康有為希望如何適應世界發展潮流的勸告,在光緒帝的傳統思想的腦海裏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鬆動。經德國占領膠州灣和列強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的“一震”,陷入“憂懼”、苦悶之中的光緒帝,為了尋求救亡圖存的妙方,更“喜歡看新書”了,對於了解外國情況和世界的發展形勢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一八九八年二月(光緒24年正月),光緒帝為認真、細致地考察外洋情形,主動向翁同和、張元濟等人索取黃遵憲的《日本國誌》,詳加閱監。《日本國誌》,在當時是一部難得的、詳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前後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社會風俗等情況的書籍。

光緒皇帝通過對這部書的研讀,對自己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

隨後在當年四月十三日(3月23日),經光緒帝的催索,由翁同和“代呈”的康有為之作《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和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光緒帝將這些書籍奉若至寶,“置禦案,日加披覽”。

在這此其間,光緒皇帝對康有為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日本變政考》一書感到尤“而善之”,繼研讀黃遵憲的《日本國誌》之後,使他受到了更大的啟示。

總之,這些書對光緒帝的圖強思想的發展,給予了深刻的影響,對他形成“效法”日本進行革新的誌向,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促進作用。

在三年前,日本還是一個令人痛恨的侵略自己的國家。可是到現時,在極欲尋求圖強之方的一些中國人眼裏,它卻又變成了“先生”,這也是一種曆史的辯證法。視野逐漸擴大的光緒皇帝,在追求未來的道路上繼續向前邁進。

在此期間,他又通過各種途徑“大購西人政書覽之”,而且對於“考讀西法新政之書,日昃不惶”,表現了越發濃厚的興趣。

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光緒帝還不可能看到更多的“新書”,特別是“西書”。但是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對於那些憧憬未來,急於追求進取的人來說,即使獲得一滴之新見,也有可能使他頓開茅塞,吸取到超過它本身多少倍的力量,收到見微知著的效果,這是不足為奇的。

當時苦心探索救亡圖強之道的光緒皇帝,通過精心研讀這些介紹外國情況的“新書”,大大拓寬了他的視野,“千萬國之故更明”,初步觸到了世界發展的脈搏,受到了新的啟示和鼓舞。

於是,他深有感觸地說;“現在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都強起來了”!很有點進取心的光緒皇帝,在獲得了新的認識的基礎上,其視野在不斷地擴展,開始擺脫了“天朝至上”的虛渺觀念,逐漸以中外對比的眼光,來觀察中國的現實了。

從而,光緒皇帝深深地感到,中國“一切落後,什麽事都趕不上外國,怎麽好和人家辦交涉呢?"

同時,光緒帝又以十分激憤的心憤怒視那些無知的庸官“對於西洋思想是從沒有給予過適當的注意的,而且對於世界的進步也是漠不關心”的劣性;並斥責控製清廷的權貴大臣們,在平常的時候,隻“知在無味虛麵上用心,到了大節割地賠款事,即一籌莫展。”

另外,光緒帝對於當時那些“昧於域外之觀”的、因循守舊、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士大夫們,也表露了強烈的厭惡。顯而可見,這時光緒帝的思想境界,已經遠遠地超越了封建頑固派和一些洋務派大官僚的認識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感觸頗深地看到,“西人皆日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日為無用之學。”因而光緒帝在氣憤之餘,即對他原來視為“治國”法寶而日夜攻讀的那些經理之書,以“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

光緒帝的這種思想舉動,亦有一定的偏頗之處。但無可否認,他這樣做的出發點,卻是為了麵向中外現實,體現了他要從外國尋求救國之方的急切心情。透過這一表象可以看到,時至此刻,在光緒帝的思想中已越發明顯地加大了與封建傳統觀念的距離,對他原先奉為至寶的“祖宗之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懷疑,表明光緒帝有了較強烈的、仿照外國來改變中國落後地位的願望。

由於光緒皇帝開始關注外麵的世界,接觸了一些新事物和新思想,至一八九八年(光緒24年)的春、夏之際,他的思想變化發生新的飛躍,越發偏離了封建傳統觀念的軌道,公開與封建頑固派堅持的“祖宗成法不可改,夷(外國)法不足效”的頑固立場對立起來。

光緒帝明確而堅定地認識到,麵對“各國環處,淩迫為憂”的形勢,衰弱陳舊的中國,“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光緒帝決心要“效法”外國,來革故圖新了。到此,光緒帝的思想願望與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要求有諸多方麵都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