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深陷逆境倍忍辱 危機四伏的形勢
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戰火漸漸停息了。然而,這場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從此,民族危機開始急劇深化。
在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西方列強的侵略擴張和蠶食掠奪。已是千瘡百孔,支離破碎,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淵。甲午中日戰前,在表麵上,清王朝還保持著一個大國統治者的軀殼,但通過這場戰爭,大清王朝僅存的這層軀殼也被剝得一幹二淨**然無存,它那腐朽、無能和充滿矛盾的原形,在列強的麵前暴露無遺。國家的虛弱和對外的屈辱,招致無窮外患和深重的民族災難。
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發動甲午侵華戰爭,從中國獲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權和巨額的戰爭賠款,並侵占了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中國領土台灣及其附屬島嶼,使它在中國取得了與其他列強同樣的侵略地位,從而也震動了列強的營壘。
這兩種情況匯集在一起,對於中國,便造成了一個突出的嚴重後果。那就是,在甲午中日戰爭後,列強宰割中國的活動空前加劇了。麵對這種危急的情景,在一八九四年末,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草擬的《興中會宣言》中,就作了這樣沉痛的揭示。
近之(指甲午中日戰爭)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方今(指甲午中日戰爭後期以來)強鄰環列,虎視鷹膦,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
《興中會宣言》所預示的這種嚴峻局麵,在中日戰爭剛一結束,很快就出現在中國人的麵前了。
日本侵略者通過甲午侵華戰爭所掠奪的侵華權益(除割地、賠款外),也已被其他列強援引片麵最惠國待遇條款都“一體均沾”了。
但是,列強侵略者是欲壑難填的,它們為了維護和擴大自己在華的侵略權益,又都趁中國之危,通過誘騙、訛詐施加各種壓力,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展開了一個爭奪控製中國的大競賽。其來勢之猛和對中國危害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日《馬關條約》剛一簽訂,沙皇俄國看到日本搶先奪去它垂涎已久的中國遼東半島,便迫不及待地勾結德、法兩國,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史稱所謂“三國幹涉還遼”)。它采取這一行動,主要是出於對俄國的利益的考慮,而不是對中國的利益的考慮。
實際上,這是沙皇俄國為它下一步侵占中國的這一戰略要地所作的準備。緊接著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光緒22年4月22日),俄國政府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的機會,在誘使清政府派出李鴻章前往祝賀的期間,即以威脅和賄賂等手段,迫使李鴻章秘密地簽訂了《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
通過這一《密約》,沙皇俄國奪取了橫貫中國東北北部的中東鐵路的修築和經理等特權。“三國幹涉還遼”事件和逼簽《中俄密約》,揭開了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爭奪和瓜分中國的序幕。
繼沙俄之後,德、法、英等列強,都接踵而起紛至遝來,掀起了一個爭奪在華修築鐵路、開設礦廠和進行政治貸款的浪潮。在戰後的幾年之間,帝國主義各國就在中國掠奪了近一萬公裏長的鐵路修築、經理權;簽訂了折合三億餘萬兩白銀的、附有嚴苛政治條件的奴役性貸款合同;到一九零零年,它們在中國開辦的各種工廠增加到九百三十多家。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列強又加緊在中國各地設立各種文化機構,大力出版報刊,極力擴張其文化侵略勢力。
通過上述的各種途徑,在甲午中日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即進而把中國變成了它們輸出資本的重要場所,拚命掠奪中國的社會財富,吸吮中國人民的血汗,奴役中國人民的身心。
正是在這些罪惡的侵略過程中,帝國主義進一步壟斷和控製了中國的經濟、財政、交通命脈和文化輿論陣地。
至此,帝國主義在中國織成了密密麻麻的侵略網,牢牢地束縛了中國的手腳,更為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
至十九世紀末期,列強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明顯地體現了世界上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陸續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而加緊爭奪殖民地和落後國的鮮明特色。
《馬關條約》的簽訂和“三國幹涉還遼”事件的發生,是列強宰割中國的信號;在戰後幾年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激烈爭奪,又成為它們妄圖瓜分中國的前奏。
總之,在甲午中日戰後,帝國主義已開始掀起了瓜分中國的,從而把中國的民族危機推向空前深重的境地。
從另一個方麵來講,當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即使國人“共憤”,拒約和譴責清政府當權者賣國行徑的怒吼聲響徹神州大地。
在國家越發危機之際,康有為、梁啟超代表自由資產階級和部分開明地主的要求,在發動了“公車上書”事件之後,繼續高舉著救亡圖存的愛國旗幟,進一步展開組織變法維新運動。
在這期間,台灣同胞為捍衛祖國的神聖領土,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割台”的武裝鬥爭。
與此同時,燃燒在各地的以反“洋教”為主要形式的群眾性的反侵略鬥爭也出現了新的勢頭。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活躍在內地的四川農民起義軍也發出《告示》,對日本侵略者“割台灣”、索賠款和列強“意欲瓜分”中國的侵略罪行表示了“呼天之痛!”並對清政府賣國官吏“畏洋人”等卑鄙行徑進行了憤怒的聲討。
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宰割中國的侵略暴行,極大地激發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愛國熱忱,他們的鬥爭矛頭集中地指向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出現了同仇敵愾、一致衛國的鬥爭形勢。不過,來自下層人民群眾的、自發的反侵略鬥爭,還需要一個進一步集聚力量的醞釀階段。
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情況下,迅速形成的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所從事的、有組織的變法圖強運動,便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在社會上產生了日益廣泛的深遠影響,成了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人民救亡圖存運動的主流。
國家和民族的危機在日益加深,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奮起圖強。這種既驚心又觸目的現實,構成了甲午戰爭後中國的一幅悲壯圖景。
甲午中日戰爭後清王朝的最高統治權,還控製在西太後的手中,光緒皇帝繼續處於不操實權的傀儡地位。
西太後這個近代中國曆史上地主階級中最昏庸、最腐朽勢力的總代表,即使在這黑雲壓頂、國勢極度衰微的情況下,在她的心目中,除了竭力維護其女皇寶座和極盡窮奢極欲、盡情揮霍之能事外,什麽國家的權益,民族的興衰,仍舊統統沒有放在她的眼裏。
事實上,西太後對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所得到的那種屈辱和局是十分得意的,甘心於“苟安目前”。就是在戰後出現群魔亂舞,國家和民族麵臨深重危機,凡是有些民族情感的人都無不痛心疾首的時候,西太後那麻木不住的靈魂又進一步暴露在人們的麵前,她還在無視“國庫空虛,民力凋敝”,“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
另外,西太後為了強化其專權地位,置國家和民族的危亡於不顧,依舊醉心於內部的派係之爭。
年僅十八歲的寇連材,原來是深得西太後信賴的一個梳頭房太監。他曾被西太後作為心腹派去以“伺候皇上”為名,“實則使之監督(光緒帝)行止,偵探近事”。
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青年太監,甲午戰敗、“國危至此”的嚴酷現實也激發了他的民族情感,而“日憤懣憂傷”,“歎息國事”。
並且,他通過在宮內侍奉西太後和接觸光緒帝的親身經曆,逐漸對西太後驕奢誤國和虐待光緒帝的種種揮霍暴虐的行徑也越發不滿;對處處受到牽製不能自主的光緒帝反而愈加同情了。
寇連材僅僅是出於“憂國”之念和對光緒帝處境的不平感,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光緒22年2月),“冒死”向西太後跪諫:“一請(西)太後匆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等十條。
實際上這完全是寇連材“自為”的一種善良勸告,流露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愛國情懷,與光緒帝以及所有的帝黨官員都毫無直接的關聯。可是,西太後卻認為這是寇連材“受人(即受光緒帝等人)指使”的“叛逆”行為而火冒三丈,立即命令內務府把連材殺害,並大行株連,將平時同情或接近光緒帝的“內傳”多人,分別發遣、處死,在清宮內製造了又一起殘暴的大血案。西太後製造這一血案的指向是路人皆知的,明顯是想為了削弱光緒帝的勢力。
在甲午戰爭後,西太後的兩大支柱之一洋務派的陣容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來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已聲名狼藉,遭到“朝野上下的唾罵”。因此,當他在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回國後,不敢露麵,便到外地躲起來了。
並且通過甲午中日戰爭的實踐,也使愈來愈多的人看到,李鴻章等人搞的那套“自強”新政,也“不知其本,故仍無補於國勢之孱弱。”對洋務派搞了幾十年的“洋務”活動產生了更大的懷疑。
可是,西太後為了維持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苟安”局麵,離不開這個深受外國侵略者賞識的李鴻章,而對他百般庇護。
到一八九六年秋,在全國一片喊殺聲中又把他召入北京“入閣辦事”,隨即任命他為專使出使沙俄等國,又在國外幹了一些新的賣國勾當。
不過,李鴻章在清王朝中的勢力和在社會上的影響卻大大的削弱了。當時不僅他那煊赫一時的“自強”術已遭到人們的唾棄,就是他的“北洋”地盤也從此失掉。
當然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卻並未因此而消失,後起的洋務派顯要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卻成了這個政治勢力的繼承者。
當然洋務派也不是鐵板一塊,尤其是在對外態度方麵,張之洞以及劉坤一確與李鴻章有著明顯的區別。
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與沙俄進行伊犁問題交涉對,對於崇厚誤國簽約,“之洞論奏其失,請斬崇厚,毀俄約。”堅決反對沙俄蠶食我國西北邊疆。
後到中法戰爭時,張之洞“建議當速遣師赴援,示以戰意,乃可居間調解”,並保薦善戰將領赴前抗法,主張在堅持抗戰的前提下進行談判,其態度也有積極的因素。
他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態度更為鮮明,基本是站在了清廷主戰派一邊,提出了一些禦敵拒和主張。由於上述的緣故,在甲午戰爭後他的聲望有所提高。
不論是張之洞還是李鴻章,在敵視人民和維護清朝封建專製統治等方麵,卻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在政治上的根本立腳點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維護者。因而,在甲午戰爭後國內政治風雲變幻莫測之時,這些人又都企圖插足維新運動企圖渾水摸魚。當新與舊、進步與反動的營壘日益分明時,他們便又先後退回到原地,又與封建頑固勢力合流。
西太後的另一大支柱,以後黨骨幹為中心的封建頑固派,在戰後也發生了一點變動。在甲午戰爭中直接站在前場,一味秉承西太後的懿旨,與李鴻章內外串通、死心塌地地推行妥協投降路線的軍機大臣孫毓漢、徐用儀,到一八九六年七月(光緒21年6月),因在戰爭中“主持和議,為輿論所攻”,借“病”退出了軍機處和總理衙門。
但隨之而後,唯西太後是從的老官僚王文韶,被正式任命為直隸總督,控製了北京的門戶;西太後的親信榮祿,也被加銜晉級,權勢進而大張。
於是,他們便與後黨原來的骨幹徐桐、剛毅等人,結成西太後的“新”班底。這些人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多是主張妥協投降的頭麵人物,他們與西太後鼻息相通,在戰後“以為和局已定,泄遝相仍”,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無動為大,漠不關心。
但在甲午戰爭後國內日益動**的形勢下,他們卻對其統治地位可能發生動搖而有所顧忌,如榮祿曾主張“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製,造就人才”,鼓吹了一陣子所謂的“新政”。不過他們奢談的這種“富強之道”,在實際上隻“不過開礦、通商、練兵、製械”,至於“其他大經大法”,則認為“自有祖宗遺製,豈容輕改。”
可見一些頑固派官僚所兜售的如此“新政”純粹是洋務運動的陳舊貨色,其目的依然是為了修補和強化其統治機器罷了。對真正的社會變革,他們是堅決反對的。
因此,無論是洋務派首要者還是“純”牌的封建頑固派,都與近代中國半殖民地統治秩序結下了不解之緣,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政治基礎。
在甲午中日戰爭後,國勢日衰和在社會上興起的救亡運動的激發、推動下,在清王朝統治階級當中確實遊離出一部分人,感到“時勢所逼”,紛紛出來“急求雪恥之方”,在清朝統治階級的內部,也卷起了一股“競言言自強之術”的熱流。
作為這股熱流的推波著,當首推順天府尹胡燔菜,他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光緒21年閏5月)進呈的《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折中說:
日本一彈丸島國耳,自明治維新以來,力行西法,亦僅三十餘年,而其工作之巧,出產之多,礦政、郵政、商政之興旺,國家歲入租賦,共約八千餘萬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
反鏡以觀。得失利鈍之故,亦可知矣。令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賠費,種種要挾為可恥。然時勢所逼,無可奈何,則唯有急求雪恥之方。以坐致強之效耳。昔普法之戰,法之名城殘破幾盡,電線、鐵路處處毀裂,賠償兵費,計五千兆佛蘭克,其數且十倍今日之二萬萬兩。
然法人自定約後,上下一心,孜孜求治,從前弊政,一體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強,仍為歐洲雄大之國。今中國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餘兆之民,所失陷者不過六七州縣,而謂不能複仇洗恥,建我聲威,必無是理。但求皇上(光緒帝)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張,鹹與維新,事苟有益;雖朝野之所驚疑,臣工之所執難,亦毅然而行之,事苟無益;雖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習,亦決然而更之,實心實力,行之十年,將見雄長海上,方駕歐洲,舊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鞏,豈徒一雪割地賠費之恥而已。
縱觀世運,撫念時艱,痛定思痛,誠恐朝野上下,高談理學者,狃於清議,鄙功利為不足言。今日即孔孟複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
胡燔菜的思想主張,確實反映了當時朝野的一個側麵的新動向。
在戰後的幾年裏,在一些官員、士大夫當中提出的這種“自強之術”,就其基本內容來看,仍不外乎籌餉、練兵、敦勸工商和辦學育人等等。
雖然從這些內容的本身而言,還是沒有超出舊“洋務”的老框框,但他們在這時提出要奮起“自強”的立足點,卻是為了“一雪割地賠費之恥”,滲透著抵製侵略、維護國家與民族尊嚴的奮發精神。
與此同時,他們在抨擊了洋務派官辦企業的種種弊端之後,還提出了“準民間自招股本”,廣“開民廠"等主張,無疑,這些建議較之舊“洋務”卻是一種明顯的進步。
這些在清朝統治階級當中要求禦侮自強的人,除胡燔菜之外,還有禮部尚書李端菜、給事中高燮曾等等。
這些人裏的多數,均是與光緒帝在思想、政見方麵有聯係的帝黨或傾向維新的官員、士大夫。
這些人中,尤其是與光緒皇帝有著特殊關係的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和,經甲午慘敗和列強圍逼的深切觸動,同時又較早地接觸了康有為,使他的思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原來看到一點“洋器”猶如洪水猛獸,竭力抵製任何改革的頑人、尊王攘夷的舊式學者,現在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大為“驚服”,成“省俗大局”,意識到“非變法難以圖存”的開明人物了。並因此使他與局黨和洋務派李鴻章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化。
這些清廷官員、士大夫提出的這種“致富強之術”,與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的變法圖強相比較,當然有著不同的階級內容。這些官員力圖“致強”、“雪恥”,基於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力求抵製列強的壓迫與宰割,使中華祖國得以保存。
就此說來,他們與維新派又有著某些相通的地方。並且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與光緒皇帝既有相似的處境;又在思想主張方麵有著密切的聯係。基於上述情由,他們(尤其是翁同和)由於與光緒帝關係密切,互有影響,所以在此後光緒皇帝與維新派逐步結合的過程中便充當了媒介和橋梁作用;有的人甚至進而投入變法維新事業。
顯然這些人的出現,表明甲午戰爭後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了日益顯著的分化。而這種分化無疑也是影響光緒帝思想演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戰爭期間的硝煙彌漫,對在戰爭中“一力主戰”的光緒皇帝來說,的確是猶如一場噩夢般的“苦痛”經曆。尤其是這場戰爭的結局,竟然使堂堂的中華大國被一個“彈丸島國”打得一敗塗地,蒙受了奇恥大辱,這對頗有生氣的光緒帝來說當然是難以忍受的。
光緒帝對《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深恐“失民心,喪國體”,一直陷入無限的憂慮和痛苦之中。
緊接著,到戰後的一八九六年四月(光緒22年3月),當光緒帝又得知帝國主義列強進而大肆向中國擴張經濟侵略勢力時,他立即頒諭指出,這“與華民生計。大有關得,亟宜設法補救,以保利權”。“收”、“保”利權,早已成為一些人要求維護國家和民族權益的一種愛國口號了。
此時光緒帝也如此驚呼,這就清楚地表明,到這時他對國家和民族權益被人侵奪的嚴酷現實,也引起了深切的關注,流露出不可抑製的義憤。特別是,麵對列強“相逼而來”,伸出了宰割中國的罪惡之手的危急形勢,光緒帝更是心急如焚,強烈地意識到“強鄰狡焉思啟,合以謀我”,感到了嚴重的威脅。
由於光緒帝在甲午戰爭後越發沉痛地意識到“國勢艱難”而“殷憂危亡”,他便急切地要求“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產生了奮起“圖強”的迫切感。
蘇繼祖在《清廷戊戌如變記》中說,“自甲午、己未兵敗地割,求和償款,皇上(光緒帝)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在於維新運動期間,駐華的外國人評論說,甲午戰敗以後,光緒帝“對於他的國家之被擊敗於日本之手感到恥辱,亟子要采用一切維新的政策,以期使這種恥辱不再發生”。
我們把甲午戰爭後光緒帝的思想表現和上述有關的曆史記載綜合起來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也使光緒帝的思想受到了極大的刺激。他既對此深感“恥辱”,又意識到列強在“合以謀我”使“國勢艱難”。
從而,光緒帝便產生了深切的“憂危之心”。作為清代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者光緒帝的“隴危”,固然是出自唯恐“失人心”,造成“社稷難資保守”,憂慮其統治地位可能喪失,他的“化危”帶有鮮明的階級烙印。
然而,光緒帝產生這種“憂危之心”的觸發劑卻是源於戰敗受辱、山河破碎和隨後列強“相逼而來”的嚴峻危局。在他的這種“憂危”的心情中,顯然包含著濃烈的憂國之憤和強烈的雪恥之恨,寓積著愛國的情懷。
從光緒帝要求“圖強”的立足點來說,當然與那些感到“時勢所迫”、“急求雪恥之方”的清廷一般官員是完全一致的,同時也與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心情有著相同之點。
正因如此,當光緒在一八九五年七月間(光緒21年閏5月),首次得到康有為激勵他“赫然奮發,掃除更張,”以“雪仇恥而揚天威”的上書“覽而喜之,”引起了他的共鳴。
在這期間,如胡燔菜等人也紛紛上奏,“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張”,力促振作圖強。與此同時,在光緒帝身邊的翁同和,又反複以康有為的一些變法主張和“萬國之故,西法之良,啟沃皇上”。這些來自內外要求圖強的呼聲,對光緒帝的思想變化又給予了巨大的推動,使他的“雪恥”、“圖強”之念進一步堅定起來。
不過,在一八九七年以前,仍然處於封建頑固勢力包圍之中的光緒帝,還是難以與外界發生聯係的。他在這時所了解到的情況,基本是來自清廷統治集團的內部。
因此在當時光緒帝急迫地要求圖強弭患,並認為“惟以蠲除積習,力行實政為先”,意識到進行改革的必要。然而在他思想中的主導方麵,也同樣認為“目下欲圖自強,自以修明武備為第一要義”。表明光緒帝在這時的圖強思想,還未越出洋務派和榮祿等頑固派官僚所設下的那一套“自強”的舊路子。
但是,光緒帝的“圖強”思想卻未始終停留在隻是“修明武備”這一點上。此後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化和社會上的變法維新運動迅猛發展,他的思想也在繼續變化,不斷地向前推進。
中國在甲午戰爭後,既蒙受著奇恥大辱,又麵對危機日深的嚴峻形勢,社會上那些不甘做奴隸的人們已作出了明確而堅定的回答,他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鬥爭方式踏上了救亡圖存的征程。
與此同時,在清王朝統治階級當中,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和議論這一嚴峻的新課題。
從條政以來,逐漸懷有“勵精圖治”思想的光緒皇帝,也從中受到了猛烈的衝擊,產生了“憂危之心”,進而起來“急求雪恥之方”。無論他的主觀目的如何,這種思想傾向,卻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社會上各階層人民的迫切願望。
可以說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悲慘的結局,既進一步喚醒了社會上各階層的廣大人民,也激發了年輕的光緒帝。所以甲午中日戰爭,又成了光緒帝政治思想發展、變化的一個分水嶺,加速了他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