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啟齒的苦衷

在中、日“議和”談判的過程中,日本軍國主義者狂妄的侵略野心和蠻橫的帝國主義嘴臉暴露無遺;李鴻章喪失民族氣節的洋奴相也得到了充分的表演。這種所謂的“議和”談判,自始至終是在日本侵略者設置的框子裏進行的。

在這期間,光緒皇帝依然處於被“劫持”的狀態不得自主。中、日之間的“議和”談判,在清王朝中央還是由“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實主之。”身為軍機大臣的翁同和以及李鴻藻(他也對日投降簽約持有疑義),雖然也參預其中,但在主降勢力的包圍之下“亦不敢盡其辭”。”而且孫毓汶始終把持著向李鴻章“秉筆”電文的特權,通過他的手頻頻向李鴻章傳達西太後和他們這些主降官僚的意圖,並繼續鼓吹“陪都(沈陽)重地,密邇京師,孰重孰輕,何待再計”的速降謬論。如在三月三十一日(3月初6日),他們不顧翁同和、李鴻藻倆人“同詞力爭”,在給李鴻章擬的電文中“直欲以海疆拱手讓人。”在這時,孫毓汶竟蠻橫無恥地揚言;“‘戰’字不能再提”,氣勢洶洶地壓製正義的聲音。當然在這時發給李鴻章的電報中,也有促其“力爭”的內容,但這些東西含混無力,純屬空談,對李鴻章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

在中國方麵,由於這場“議和”談判始終在投降派牢牢控製、指導下進行的,其進程也就合乎邏輯地按照這些民族敗類的意想發展下去了。於四月十七日(3月23日),李鴻章正是以“宗社為重,邊檄為輕”的投降謬論為依據,與日本侵略者的代表草簽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並規定,這個條約經兩國政府批準後,於五月八日(4月14日)在中國煙台互換後生效。到此,如何對待這個喪權辱國新記錄的條約。又成了所有的中國人必須作出回答的一個極為緊迫的問題。

頑固堅持賣國立場的李鴻章,在草簽了奇恥大辱的《馬關條約》之後,便以極快的速度派出專人將條約文本於四月二十一日(3月27日)送到北京。接著,後黨骨幹、軍機大臣孫毓汶緊相呼應,於次日便“捧約逼上(光緒帝)批準,海鹽(徐用儀)和之”,對光緒帝展開了逼攻。這些主降官僚甘心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內應,恨不得立即讓光緒帝批準《馬關條約》“了局”。

在這期間,光緒皇帝迫於各種壓力,對投降勢力曾有過屈從的表現。但是,他對日本侵略者的得逞卻一直是不甘心的,尤其是對於割地等條款更是極為抵觸。因此,光緒帝對這次孫毓汶、徐用儀的逼簽活動,在翁同和以及李鴻藻的配合下,由“遲疑”到堅決“不允”,拒絕了簽署用寶,表明對於有關國家命運的大事,光緒帝還是不含糊的。

當《馬關條約》的具體內容和光緒帝拒絕批約的事傳開以後,頓時轟動朝野。

早在李鴻章於日本草簽中日《馬關條約》之前,在清廷一些官員、士大夫當中,對於傳聞中的割地、賠款等事就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四月十五日(3月21日),抵抗派官員餘聯沅等人就聯名上奏,疾呼“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同日,支部給事中褚成博也上奏指出“凡有血氣者,皆知(割地、賠款——引者)為萬不可行”。在此期間,還有些憂國之士,開始認真地“預籌持久以敝敵之法”,準備拒約再戰。當條約傳來,從清政府之中的禦史、翰林、宗室貝勒、王公大臣、疆臣大吏到社會上的“士庶”之眾,均人心激憤,“旦夕洶洶”。就在光緒皇帝拒絕孫毓汶、徐用儀逼簽條約的當天(即4月22日)在北京參加應試的廣東、湖南的舉人,就聯名上書要求拒約。接著,於第二日(4月23日)的一天當中,在清政府又有一百二十多名各級官員紛紛上奏:“有請廷議者,有駁條款者,有劾樞臣者”,總之“大率謂和約當毀”。隨後在翁同和代表南北學肄業生曾炳鏵等人上的奏折中,又較為全麵地懇請“駁罷和議,以款夷之費籌兵,以乞和之恥激將,嚴賞罰,振紀綱,拒要以圖之,持久以待之(其中包括遷都)”。在疆臣之中頗有影響的劉,坤一,到這時也明確表態,認為中國“宜戰不宜和,利害輕重,事理顯然”,他又指出,“持久,二字,實為現在製倭要著。”至於清軍裏的愛國將領,更是“一聞和約、義憤填胸,必欲一決死戰”,“諸將或號泣諫言,願決死戰,不肯以寸土與人”。在整個清王朝統治階級陣營中也翻滾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人聲聲血淚、字字以誠,一致要求廢約。尤其是台灣同胞,得知割台的消息後“男女老少痛哭憤激,不甘自外於中國”,他們“誓不從倭,百方呼籲”。與此同時,社會輿論也空前活躍。於是,拒約、再戰,誓死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疆土的怒吼聲響徹全國。

毛澤東同誌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製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毛澤東同誌說的這種情況,在甲午中日戰爭的全過程中都有體現,尤其是到這次戰爭的後期,當日本侵略者強迫簽訂《馬關條約》,要把中國置於危境的時候,這種情形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社會上各階層人民掀起救國熱潮的過程裏,在清朝統治階級當中,圍繞是否批準《馬關條約》這一重大問題,也發生了進一步的分裂,使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發生的矛盾和鬥爭達到了最高點。

當時,對清朝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來說,“聖(這裏指光緒帝)心既已堅定,眾誌自克成城”;反過來,眾誌既已成城,又促使光緒帝拒約的立場更加堅定。

當《馬關條約》的確切內容被公開披露以後,尤其對割讓遼東一節,沙俄十分恐慌,因為這與他的侵華計劃發生了衝突。所以在四月二十三日(3月29日)它便聯合德、法兩國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放棄遼東。對於這種事態,光緒帝出自維護國家領土的急切心情,引起了注意。但是他對沙俄仍存有戒心,還不托底,旨令駐俄公使許景澄進行刺探;同時,光緒帝對割台等款也十分焦急。特別是在他看到“連日疏爭者不絕”的情形時,其“意頗為動”,遂即“一振,氣象聿新”,給他增添了新的力量,“意欲廢約頗決。”在四月二十三日,當光緒皇帝看到主降官僚還在鼓吹“讓台”的時候,他便當麵給予了“詰責”,嚴正指出;“台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當然,光緒帝反對割台,說來還是從維護他的統治地位出發的。然而從作為一個皇帝的人說來,這正是他決心維護這個國家主權、領土的真實表述。這種從顧及本階級的統治地位來維護國家的領土和主權,與賣國求榮、甘心把國家的神聖領土“拱手讓人”的投降派對照,顯然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圍繞廢約還是批約所展開的這場尖銳鬥爭,迅速地集中在這樣一個焦點問題上,那就是,應否遷都采取“持久”戰略。

如前所述,在清政府對日宣戰之後,劉坤一曾提出中國應“堅忍持之”,主張采取“持久”戰略來對付日本侵略者。到日軍侵入遼東,攻陷旅順,中國的戰局越發危機,這種“持久”戰略的思想主張便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到這時,或者又受到了“公車上書”的影響,有些主戰者又從中外戰史中來探索“持久以敝敵之法”。如文廷式等人還從“不顧戀京師,則倭人無所挾持”的考慮出發,把“持久”與遷都聯係起來了。後來,在清朝統治階級中要求廢約再戰的人們,又進一步把廢約、遷都和開展“持久”戰這三者結合在一起:以遷都、開展“持久”戰作為達到廢約目的的手段,形成了一個比較係統、具有完整戰略意義的思想主張,這集中體現在翁同和代表南北學肄業生曾炳華的奏折之中。翁同和在政治方麵的思想見解,也是往往與光緒帝相通的。而且事實說明,在此期間,光緒帝對《馬關條約》所以由“遲疑”到“廢約頗決”,隨後也主張“廢約”、“西遷”,起碼說明光緒帝是接受了翁同和等人的思想影響。

當然,這種“持久”戰略,並不是建築在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力量之上的人民戰爭戰略(實際上他們也不可能提出這樣的思想主張),顯然這種“持久”戰也是缺乏牢固基礎的。然而,當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國內各階層人們當中形成同仇敵愾、一致對敵的情況下,光緒帝企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人心”所向,發揮中國地域遼闊的優勢,在“離海岸深入”的廣大內陸地區裏開展“持久”戰,確是一個反擊日寇的“要著”。

到這時,在實際上日本侵略者也“精疲力竭,它的財源以及軍事物質(資)的供應已相當枯竭”。對此,清政府通過駐日公使王之春也探知。“倭財竭疲甚,必難久,冀我固守”,事實說明,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已是強弩之末。並且日本侵略者在這時除了要集中力量侵占我國台灣之外,已無力繼續擴大侵華戰爭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在內陸開展“持久”戰,在客觀上也是有可能的。

毫無疑問,在《馬關條約》尚未正式批準之前,遷都、開展“持久”戰給日本侵略者以反擊,這既是全國的人心所向,也是廢除《馬關條約》,扭轉危局,捍衛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的唯一良策。光緒帝決心采納此議,顯然是一明斷。

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內部繼續撥弄權術。表麵上,她還是以“病”為名,一般不公開露麵。在四月二十五日(4月初1日)宣布“一切請皇帝旨辦理”;並表示“外論(要求廢約再戰的奏硫和輿論)如此,祗可廢約議戰”。但當光緒帝準備順水推舟“宣示”她的這個“廢約議戰之懿旨”時,西太後的親信、慶親王奕助卻出來反駁,說什麽光緒帝是在發“誑語”,給予頂回。同時孫毓汶也與奕沂“相和”,哭哭咧咧地叫喊,“戰萬無把握,而和則確有把握”。本來光緒帝在傳達西太後的懿旨,竟又引起一場風波,“請皇帝旨辦理”雲雲,還隻不過是一種伎倆而已。大致在此期間,“翁尚書(同和)亦主遷(都),孫尚書(毓辯證)則主乞和”,倆人展開了激烈地爭論。一意主降的孫毓汶,倚仗西太後之勢,專斷地說,“豈有棄宗廟社稷之理?”拚命反對遷都再戰的正確主張。

當遷都再戰之議遭到奕沂、孫毓汶等後黨官僚竭力抵製而難以議決時,到四月二十七日(4月初3日),焦急萬分的光緒帝,親自到頤和園向西太後“又敷陳西遷之議”,力求作出最大的努力,請求西太後采納這個唯一可行的挽救之策。但是,降心已定的西太後聽罷,卻冷冷地說“可不必”,並遂即由她個人作出決定,“和戰之局汝(光緒帝)主之,此(指遷都)則我主之”,竟如此輕率地把浸透著多少人愛國血誠的這一救國良策壓置起來,在實際上是將其否決了。

從光緒帝和絕大多數強烈要求廢約的人來說,都認為如不把清中央政府從敵軍易於攻破的北京遷出,“持久”戰也就無從談起;不進行“持久”戰給日寇以重創,也就達不到廢約的目的。從而,遷都便成為廢約的關鍵。現在,西太後把遷都之議予以扼殺,在實際上就是表明,她所謂的“議戰”是假,力求批準《馬關條約》,對日徹底投降才是其真意。而且通過這件事,西太後便進一步把光緒帝的行動緊緊地逼向隻有批約、投降的死胡同裏了。光緒皇帝陸人萬分“為難”之境而“天顏憔悴”。

西太後在內部撲滅光緒帝的一線希望之後,她的同黨們也都紛紛出洞大肆活動於外,施伎倆、造輿論,向光緒帝加大壓力。在這時,除了孫毓汶、徐用儀之外,後黨老官僚王文韶(時任北洋大臣)以及影子人物李蓮英也都出來裏外跳竄。當時身為宦官的李蓮英竟與徐用儀一起大叫,“中國甚大,台灣乃一點地,去之何妨?”真可謂是喪心病狂。這些人的無恥活動,在康有為的《自編年譜》中有一段具體記載:

孫毓汶“迫皇上用寶”未遂以後,複“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為備(此事在《德宗景皇帝實錄》及朱壽朋的《光緒朝東華錄》等資料中均有記述),孫毓汶與李聯(蓮)英內外恐嚇。是日翁常熟(同和)入朝房,猶力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期五日。孫(毓汶)謂:“若爾,日人必破京師,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常熟厲聲責之日:‘我亦豈不知愛身家,其如國事何?’孫知不能強,乃使李蓮英請之(西)太後,迫令皇上畫押,於是大事去美。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難言之隱矣。”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無權地位的光緒皇帝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在他的麵前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到了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光緒21年4月初8日),以西太後為代表的主降派看到條件具備,便決定進行最後的逼簽活動了。對此具體情況,易順鼎在其《盾墨抬餘》一書中作了這樣的記述:

五月二日(4月初8日),“四小樞(指恭親王奕沂、慶親王奕助、軍機大臣孫毓汶和徐用儀四人)劫之上(光緒帝),合詞請批準。上猶遲疑,問各國回電可稍候否?(這是光緒帝為擺脫困境和爭取一線的生機,又想利用了解俄、德、法三國的意向,再取得一點回旋的時間)濟寧(孫毓汶)堅以萬不可恃為詞,恭邸(奕訴)無語,乃議定。眾樞在直立候,上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奮筆書之。初九日(5月3日)和約用寶。”

《馬關條約》得到批準,對於投降派來說似乎是使他們鬆了一口氣。可是要使這個條約生效還需要履行最後一道程序——換約。因而,當那些投降派官僚出麵逼迫光緒帝批約之後,又迫不及待地促使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及時換約。為了達到這一可恥的目的,李鴻章密派伍廷芳請日本駐津領事“速電東京,促我換約”;孫毓汶又在北京與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林董暗中串通以示“換約益急”。至此,更充分地暴露了李鴻章、孫毓汶之流甘當日本侵略者內應的醜惡嘴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馬關條約》,終於在日本堅持的原定時間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光緒21年4月14日),由中、日雙方代表於煙台完成了換約手續。至此,《馬關條約》正式生效。

辱國喪權的中日《馬關條約》,在清政府方麵是通過光緒皇帝批準的。就這一事實的本身來說,光緒帝蒙恥批約的汙跡是抹殺不了的。但這一恥辱事件的由來和促成,卻又完全是以西大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投降勢力,從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堅持誤國方針的必然結果。再從批約的過程來看,還是在西太後定下套路,由其親信官僚步步緊逼、多方圍攻,使光緒帝陷入不能自主的條件下被迫簽署用寶批準的。因此可以說,促成批準《馬關條約》的罪責,也完全是在西太後和以她為首的清政府投降派身上。事情的原委清楚地說明,在這當中光緒帝隻不過扮演了一個“替罪羊”的可悲角色。

光緒皇帝為了抵製《馬關條約》,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確是費盡了心力,盡到了他作為一個不操實權的皇帝的力所能及。甚至當他陷入重圍,在痛苦地被迫批約的最後時刻,還曾力圖爭取一點挽回的餘地。然而他的這種努力,也照樣被那些喪盡民族氣節的投降派權貴給扼製了。

事實表明,光緒皇帝為了抵製《馬關條約》和力爭挽回由於這個條約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後果,是鬥爭、周旋到最後一刻的。直到中、日雙方換約以後的八月二十八日(7月初8日),當李鴻章被調入清廷辦事時,光緒帝還當麵斥責他,“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這就清楚地說明,光緒帝除了對李鴻章等誤國行徑始終深為不滿之外,他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也一直是持以反對的態度。

光緒皇帝反對《馬關條約》,可是這個屈辱的條約卻又是經其親手批準的。這一活生生的曆史矛盾現象,無疑既反映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光緒帝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格;更是集中地暴露了在西太後控製下的清政權的反動性和腐朽性。

綜觀光緒皇帝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的基本表現及其思想的發展脈絡,清楚地體現了一個力圖有所作為,但還不願擺脫封建專製桎梏的皇帝的特色。由於光緒帝懷有一定的進取心,所以他與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昏庸勢力有所不同,對外來的侵略具有較為強烈的反抗性。國家屬於階級的範疇,愛國有著階級的、曆史的具體內容。光緒帝出於對其統治地位的“憂慮”而堅決反抗侵略,維護他們的社稷(也就是維護他們統治下的國家)。顯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反侵略的態度(對他來說也隻能是這種態度),無疑是反映了中華民族不甘屈服於外國征服者的正義要求;體現了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嚴正立場,是愛國的具體表現。所以說到甲午中日戰爭時,帝、後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已遠遠地超出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派係之爭,發展為對待外國侵略者的兩種不同態度的對立。同時又由於這時的光緒帝在“治國”思想上還沒有發生變化,在這方麵他與西太後仍保持著基本的一致。因此在這期間,光緒帝雖然與西太後及以她為首的後黨之間的矛盾有所激化,但是這種矛盾和對立還僅僅限於對待侵略者的態度方麵。正因如此,在這時光緒帝與西太後勢力的鬥爭,其結果又都落到他們的共同點上。不能不說,這就是光緒帝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最後扮演了個“替罪羊”角色的根源所在。

當然也不能不看到,光緒皇帝有著與一般封建帝王不同的處境,他在清廷統治集團中處於不操實權、受製於人的地位。從而使他的憂國之憤不能伸;抗敵之策不得行,極大地限製了他的才能和作用的發揮。曾有人把光緒帝未能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左右局麵歸結為“沒有多大才幹”,這是不公道的評說。

甲午中日戰爭,是年輕的光緒皇帝自“親政”以來所經曆的一場最大的中外戰爭風浪。在這個過程中,侵略者的凶殘和清政府的腐敗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這一切,對於頗有些進取心的光緒帝來說,在思想上的確受到了深深地觸動。

同時,就在光緒帝被迫批準《馬關條約》的當天(5月2日),康有為即聯合在京的一千多各省舉人發動了頗有震動的“公車上書”事件,吹起了變法圖強的號角。由此而奏起的新的時代旋律,也逐漸波及了光緒帝。總之,甲午中日戰爭,又成為光緒皇帝的思想發生新變化的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