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保留的妥協
在反侵略戰爭的緊要關頭,西太後居然采取這一係列的殘暴措施,打擊和迫害主戰力量,扮演了可恥的投降派的元凶角色。這些倒行逆施的行動所以得逞,既充分暴露了西太後對內如狼、對外似羊的醜惡嘴臉;也表露了光緒皇帝無權和軟弱的窘況。
就這樣,西太後通過對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施以種種的震懾措施之後,到了一八九五年一月(光緒20年12月),她便撕開什麽“緩兵”等偽裝,要強行對日公開求和了。一月五日(12月初10日),他們委派的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便赴日本廣島求和,由西太後、李鴻章等人精心策劃的對日本侵略者求和的醜劇,到此正式開場了。
侵略者的貪婪欲望是沒有止境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攻陷旅順以後,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時地放出可與中國議和的空氣,實際上這是為麻痹其它列強而施放的煙幕彈。對中國,日本侵略者決定在徹底消滅北洋海軍之後,對京、津造成直接的軍事威脅時,再來通過“議和”進行最大限度的勒索。因此,他們既拒絕了李鴻章委派的天津海關稅務司、德人德璀琳的求和試探活動(當然此中還有國際背景等因);又蠻橫地驅逐了清政府正式派遣的張蔭桓、邵友濂等求和代表。
到了一八九五年二月中旬,日本侵略者攻陷威海衛,全殲北洋海軍,認為條件成熟,便又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向清政府放出風聲,如果“改派從前能辦大事,位望甚尊,聲名素著之員”,並有“讓地之權者”來日,可以正式進行“議和”談判。實際這是讓清政府派出既有權勢又善於屈辱妥協的李鴻章之類的高官作為全權代表,方可進行議和“談判”。在此,日本侵略者居然提出了“談判”的先決條件來壓中國。
西太後等人早已決意對日屈辱求降了,當日軍攻陷威海衛,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日軍又在遼東一帶發起攻勢,錦、山吃緊,京、津震動時,他們更成了驚弓之鳥,甘願不惜一切代價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以換取苟安之殘局。
光緒帝和抵抗派官員,對此糜爛之危局,也深感“憤極愧極”而“聲淚並發”,“流汗戰栗”,一時“罔知所措”。
到這時,無論是以西太後為代表的妥協投降勢力,還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他們均被震懾於日本侵略者的軍威之下,都拿不出挽救危局的良策。他們這種相同的表現,當然是集中地暴露了整個清廷統治集團的腐朽性,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除了由於階級的屬性(如他們都敵視人民群眾,看不到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反侵略力量等等)所決定的共同點之外,事實上,以西太後為代表的妥協投降勢力和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雖然都在嚴酷的現實麵前表現相似,但他們的內心活動是不同的。
集結在西太後周圍的那夥政治勢力,到這時已被日本侵略者征服了,這是他們對外采取妥協立場所必然導致的惡果。光緒帝和抵抗派官員,在“憤”、“愧”交加,“罔知所措”之中,卻隱伏著他們自身的苦衷。在一定情況下的悲觀,並不一定都必然導致對外投降。
從甲午中日戰爭以來的實踐證明,不管出自何種具體目的,光緒皇帝和一些廷臣疆吏卻始終站在反侵略的一邊。他們一直主張依靠本國力量籌戰衛國,並為此與外敵、內奸拚力抗爭、周旋。可是他們的愛國情懷,卻受到來自以西太後、李鴻章為代表的實力派方麵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抵製和摧殘。他們竭盡全力籌劃的條條禦敵之策和頒發的道道組織抗敵的諭旨,一到西太後、李鴻章的關口,就無法逾越,使其抗戰的主張、方策終不得實施、推行。後來又由西太後強行決定對日妥協求和,致使全國“戰守之心益懈”,造成敵軍踏破國門的危局。因此,光緒帝始終不認為中國必然戰敗,直到這時,當孫毓汶叫嚷“前敵屢敗”,鼓吹中國隻有對日屈服投降時,光緒帝又當即給予反駁,指出:“賞罰不嚴,故至於此。”他說的“賞罰不嚴”是頗有含意的,可以認為,這是他對以西太後為首的權勢者阻撓、破壞抗戰;打擊、陷害主戰力量,一味妥協誤國的一種憤怒譴責。後來,文廷式也說,“不使上(光緒帝)得行其誌者,其(西太後之流)成謀團結,非一朝夕之故也。”如果不拘成見坦率而言,造成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敗局,光緒帝雖為一國之君,但他是無罪的。因而,當他們看到這種可悲的後果,產生“憤極”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強烈的愛國熱忱不得伸張,滿懷的禦敵之誌不能實施,光緒帝深深地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曾有論者指責光緒帝和抵抗派官員,在清軍一敗再敗的嚴重形勢麵前,總是“提不出任何具體辦法”,似乎他們與西太後之流實為“一丘之貉”,此說固然並非毫無所指,但是如前所述,在這次戰爭期間,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確曾提出(或準備推行)不少具有積極意義的禦敵方策,但其結果不是基本上都在西太後、李鴻章等人的阻撓、破壞下化為曇花泡影了嗎?事實上,在西太後、李鴻章控製清政府實權的條件下。他們提出再多、再好的辦法也是無濟於事的。如果要追究光緒帝的責任,那主要是在於他未能堅定、有力地排除清廷統治集團中的妥協勢力。
多年來,光緒帝曾一直在想從西太後手中收回實權。到甲午中日戰爭期間,西太後已成了清朝統治階級中妥協投降勢力的總根子。在這種情況下,一心主戰的光緒帝本應大力收權了,並且在當時又出現了有利於他收權的大好時機(如,在民族矛盾急劇尖銳的形勢中,光緒帝的主戰號召頗有吸引力,擁護他的人越來越多,要求光緒帝收權的呼聲日益強烈,等等)。可是,這時的光緒皇帝,卻表現了驚人的軟弱,他在這方麵竟然躲躲閃閃,甚至還反過來屈服於西太後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下令迫害支持他收權的人(如頒諭革職發遣安維峻等)。對於這種情形,即使那些同情和支持他收權的人也為之心寒,有的官員痛心地指出,對於西太後“上(光緒帝)過仁慈”,勸他能夠“分別邪正”,振作起來,堅持正義。但是,光緒帝恰恰是沒有這種勇氣。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顯然是多方麵的,這除了與光緒帝自身的弱點有關之外,在甲午中日戰前,光緒帝與西太後的矛盾基本是出於各自的利害關係,他們在政見方麵尚未出現明顯的分歧。到甲午戰爭時,他們在如何對待外國侵略者方麵,卻發生了尖銳的對立,這從光緒帝的思想發展過程說來,不能否認是一種進步。然而在他的“治國”思想上,還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也就是說,在維護封建專製主義的“聖道”方麵,這時的光緒帝與西太後還是一致的,他們在政治上的基本立足點,仍然站在同一條封建專製主義的破船上,當然光緒帝也就不願與西太後發生根本性的分裂。另外,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在清廷居於實權地位,並且他們已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結成聯盟。要排除這種上下一體的巨大勢力亦非易事,這也是光緒帝時而委蛇、屈從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隨著甲午抗戰的形勢急劇惡化,光緒帝更加陷入進退兩難的漩渦裏。當他與一些抵抗派官員感到到了山窮水盡時,表現出既“憤”又“愧”;既悲又“罔知所措”的窘態,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當年二月以後,中日之間進入了最後攤牌的階段。在中國方麵,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民族尊嚴,還是對敵屈辱投降?這個極其嚴重的新課題又尖銳地擺在了一國之主光緒皇帝的麵前。在這關係國家命運的嚴峻時刻,處境艱難、心情矛盾的光緒帝,將要經受更大的考驗。
當日本軍國主義者攻陷威海衛,最後消滅北洋海軍,對京、津造成了直接的軍事威脅之勢,要通過“議和”迫使清王朝統治集團完全就範的時候,日本侵略者能否順利地達到這個罪惡的侵略目的;清王朝統治集團是否就此徹底屈服?這個矛盾便迅速地集中在清政府能不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決定改派具有賣國全權的李鴻章作為“議和”代表的問題上了。
隨著張蔭桓、邵友濂被日本驅逐的消息傳來,田貝又向總理衙門轉達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透露“議和”談判要涉及到“割膏腴、償巨款”的問題;接著田貝更明確地說出,“非有讓地之權者不必派來。”這時,西太後及孫毓汶、徐用儀、奕訴等人經過再次密商,西太後遂決意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罷戰求和。據了解內情的翁同和記述,二月十二日(正月18日),光緒帝又召見群臣“詢昨日定議否?”他還蒙在鼓中。事實上西太後在當日便單獨召見樞臣,明確指出“田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李鴻章)”,並且她當眾決定“即著伊(李鴻章)去,一切開複,即令來京請訓。”這時,恭親王奕訴傳言“上(光緒帝)意不令(李鴻章)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聽到此話,西太後大發肝火,聲稱“我白麵商;既請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就這樣,西太後又次強行決定,按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無理要求,派李鴻章為“議和”的全權代表,遂即授意孫毓汶擬諭旨發給李鴻章。
二月十三日(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由孫敏汶草擬的這份上諭頒布了。在這個上諭裏完全體現了西太後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意圖,公然顛倒黑白地吹捧李鴻章“勳績久著,熟悉中外交涉,為外洋各國所共傾服。”還說什麽“全權之任,亦更無出該大臣之右者。”正式宣布任命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議和約。”同時宣告對在此之前由光緒帝頒諭給李鴻章的處分一概撤銷,“賞還翎頂,開複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
西太後在了解到日本侵略者的意圖之後,強行作出上述決定,清楚地說明她已確定了對日投降的方針。而且通過以上的步驟,又做好了對日投降的具體部署。可是老奸巨猾的西太後深知,這樁事確有蒙受“千古罪人”的罵名。於是,當她把對日投降的方針確定、路數定妥之後,即聲稱“肝氣作疼,左體不舒”,裝起病來躲入深宮。西太後企圖利用這種手法來逼迫光緒帝投入由她設下的陷阱,把賣國的罪名強加在光緒帝身上。
果然不錯,在二月二十二日(正月28日)李鴻章應召來京後,堅持要與李鴻章進行“麵商”的西太後,卻繼續裝病,讓她的心腹太監李蓮英傳話“不能見,一切遵上(光緒帝)旨可也。”把此事一股腦兒地推給了光緒皇帝。已是進退兩難的光緒帝無可奈何,為了圓場隻得出麵召見李鴻章,並連續舉行了樞臣會議(有的會議光緒帝未參加),具體商討對日“議和”的方針問題。由於那些主降派官僚的心裏都十分清楚,在將要舉行的“議和”談判中,日本“注意尤在割地”。因此在會上李鴻章首先擺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麵孔,說什麽“割地之說不敢擔承,假如占地索銀,亦殊難措”,把自己裝扮成一個似乎不同意割地賠款的樣子。但事實證明,李鴻章是一意主降者,他恨不得盡快滿足日本侵略者的一切要求了事。不過,做賊總不免有點膽怯,對於賣國的勾當也不能說他一無顧及。事實上他說這些話的真實用意,是擺一下他麵臨的“苦衷”,為下一步向光緒帝要價作伏線。這時,翁同和的態度明確,認為“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賠款)當努力。”主張寧可多賠款也不割地。對此,後黨官僚孫敏汶、徐用儀又披掛上陣“必欲以割地為了局”,他們露骨地叫囂“不應割地,便不能開辦(即對日投降談判)”。這夥人為了取得個人的苟安,居然無恥地主張不惜出賣國家的神聖領土來滿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就這樣,圍繞在即將舉行的中、日“議和”談判中應否對日割地的問題,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又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的激烈的爭論。
在這場爭論中,由於光緒帝既不敢與西太後鬧翻,又不甘承擔出賣領土的曆史罪名。因此他在公眾場麵隻表示要“深維至計”,讓眾臣議論,他自己沒有明確表態。不過與他心心相印的翁同和卻已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割地。直到三月二日(2月初6日),李鴻章在赴目前夕談到可能議及割讓台灣的問題時,翁同和還斷然表明:“台灣萬無議及之理。”在此期間,光緒帝與翁同和依舊日夕接觸議事,可以說,這時翁同和的言論,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表達了光緒帝欲言而不便言的心意。所以在這場爭論的過程中,雖然西太後躲在幕後沒有公開出場,光緒帝曾經出麵但也未明確表態,然而在實際上他們都通過自己的親信表明了各自的觀點和立場。
久經清王朝官場生涯和了解一些侵略者動向的李鴻章,清楚地知道“關係之重”的割地問題,是他參加中日“議和”談判的最大難關。因而,他為給日後可能遭到國內人們反對時找到托詞,堅持“請訓”,硬要光緒帝的“麵諭”,非要從光緒帝口中得到明確的“讓地”授權不可。為此,他在北京賴著不走:一方麵,與孫敏汶、徐用儀等人終日密謀和與外使勾串;另一方麵,大肆製造輿論給光緒帝施加壓力。後來李鴻章便急不可待,不得不拋開偽裝直接跳出來上奏光緒帝,說什麽如果他沒有“讓地”權就“不能開議”。甚至他還公然歪曲曆史事實,為堅持割地的投降立場製造曆史根據,鼓吹“割讓疆土之事”古已有之,他更喪心病狂地威脅說,如不割地,“議和”不成,日本將“照舊進兵,直犯近畿,又當如何處置!"與此同時,一些後黨官僚也甚囂塵上,聯名上奏聲稱;“惟讓地一節,若駁斥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這些人還編造了一個所謂的“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謬論,妄圖為他們對日投降提供“理論”根據。他們在大造速降輿論的同時,又連聲鼓噪“促鴻章行”。當時的英、俄等列強,為了維護它們各自的侵華利益,也“對中國施以壓力,強迫中國接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某些侵略要求,力圖促使這場戰爭盡快結束。
來自內外的壓力,一齊落在了光緒皇帝的頭上。在萬般無奈之下,最後光緒帝被迫作出了有保留的妥協,命恭親王奕訴代傳他的“麵諭”,表示可以授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令其斟酌重輕,與倭磋磨定議”。已是進退維穀的光緒帝,企圖以此間接、含糊的授權,來暫且解除他麵對的巨大壓力,也為自己留有餘地。其實,據翁同和記述,當時西太後已在暗中通過恭親王奕沂向李鴻章交了底。於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五日(光緒21年2月初9日),李鴻章出京去天津,準備赴日談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