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陷入危機
日軍侵占平壤後，逐漸用軍事力量控製了整個朝鮮。大東溝海戰之後，日本海軍又利用李鴻章的膽怯懼戰的心理，使黃海製海權落入其“掌中”。於是，日本侵略者便按照其預定的侵略計劃戰火燒向了中國本土。
至九月二十七日(10月25日)前後，從鴨綠江上遊偷渡後，馬上迅速搶占了清軍防線的“總根據地”九連城。接著，安東、寬甸等軍事邊城相繼失陷，鴨綠江防線遂即瓦解。
此後不久，鳳凰城、岫岩又相繼失守，使清朝的陪都沈陽和興京皇陵受到直接威脅。這個時候，日本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後，於十月九日(11月6日)經激戰攻陷金州，到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海軍要塞旅順失陷，並使無辜百姓二萬來人倒在血泊之中，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殘性。至此，遼東與遼南的沿邊重鎮相繼淪失，大片錦繡河山橫遭侵略者的踐踏；無數平民被日寇**與屠殺。從而錦(州)、山(海關)告急，京津震動，中國的抗戰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正當日本侵略者踏破國門大舉入侵之際，焦急萬分的光緒帝於十月三日(10月31日)召見奕助、奕訴，欲商應急對策。但上台不久的恭親王竟然不著邊際的大發空談，使光緒帝的召見大為掃興。
當日，翁同和、李鴻藻求見西太後，陳述局勢之危，她竟另行召見世鐸、奕沂盡言“慶典”事。西太後對戰爭的危局無動於衷，竟專注於自己的壽辰慶典，對日態度已發生變化，其注意力正在轉移。
在平壤失守後，隨著抗戰的不利局麵越發明顯，西太後原來對戰爭存有的僥幸心也隨之破滅；同時她的壽辰慶典又日益迫近。於是，西太後的心理重心開始轉向。
在光緒帝與抵抗派官員加緊策動起用奕訴時，西太後又以另外一種緊迫感，於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突然打破常態，公開出麵召集了一次樞臣會議。
會上，西太後既以冷漠的態度避開翁同和力陳的戰爭危機局麵；又拒絕了翁同和、李鴻藻要求起用奕沂的奏請。會議的中心竟成為西太後(下簡稱後)與翁同和(下簡稱翁)進行的一場事關重大的授命對話，雖然西太後的話遮遮掩掩，甚至施以謊言。但眾所同知，她是要借翁同和之口向李鴻章示意：可以依靠俄國對日求和了。此時，雖然西太後在當時談和還有羞於啟口，但她的主和的麵已顯露。正因如此，翁同和不願為她承受罵名，一再推辭；但他又不敢過分抗拒西後。結果，在隻作“傳述”的條件下，翁同和接受了這一任命。
九月初二日(9月30日),翁同和至天津總督署見到李鴻章時，又接到給他與李鴻章的延寄一道，命李、喀晤麵的詳情由翁同和“回京複奏”。這是西太後施展的又一伎倆，既可防止翁同和此行不能盡其意；又表明她對此事的重視，尚暴露出西太後也要把翁拉入求和軌道的用心。
深諳事態的翁同和，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對李鴻章說：“出京時，曾奉慈諭(西後之諭),現在斷不講和，亦無可講和”。但同時又說，“喀使既有前說，亦不決絕。今不必顧忌，據實回奏。”他又委婉地透露了西太後的意圖，對依俄求和開了綠燈。
至九月六日(10月4日),翁同和返回北京向西太後回奏時，他除詳述會見李鴻章的情形外，又“力言喀事恐不足恃”,還說“以後由北洋(李鴻章)奏辦，臣不與聞”。
翁同和在複命之餘，再次申明不介入依俄求和事。其實，他對此事是持以否定態度的。然而在光緒帝仍加緊主持抗戰的關鍵時刻，翁同和奉命的天津之行，卻成為西太後的立足點移向對日求和的重要體現。但她的這種願望，也隻不過是自己的意願而已。
事情的整個過程雖然都是在頗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翁同和“密赴津沽議撫議”的消息仍然不脛而走。因此，在堅持抗戰的帝黨營壘中，立即產生強烈反響。事實上，從中日開戰以來，妥協勢力的求和企圖從未消失；同時反妥協的呼聲從未停息，隻是隨著形勢的演變而時隱時現、時起時伏而已。
到這時，與翁同和關係密切的翰林院修撰張謇，在翁氏回京後的九月七日(10月5日),率先遞上《推原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憤怒地譴責了李鴻章一貫“主和誤國”的可恥行徑。接著，誌銳出陣，文廷式也聯合翰林三十五人連銜呈折，都眾口一詞地抨擊議和企圖。但是他們設計的對策，不外乎“聯英伐倭”或“聯英德以禦倭”而已。
這些帝黨官員的主張，固然都是立足於抗日，與西太後、李鴻章的依俄求和有著根本的區別。但他們都把自己的命運寄希望於列強，因此都是不切合實際的幻想。
西方列強，首先是英國，既唯恐“戰爭繼續下去可能損害英國的貿易”;又擔心戰爭擴大有在中國“引起屠殺外人的危險。”因此，從九月八日(10月6日)以來，英國政府便通過外交途徑與德、俄、法、美、意等國政府進行磋商，企圖對中日戰爭組織聯合的促和活動；同時又探詢日本的意向並逼迫中國屈從。
其實，英國的目的是出於“自保”,力求避免因日本的大舉入侵而打破列強在華形成的侵略格局；同時又不願挫傷日本。
因此，英國提出的促和條件是：列強保證朝鮮“獨立”和中國對日賠款兩項。當時其他列強所考慮的也隻是“在朝鮮的政治和商業野心的利益”,而且又對中國各懷鬼胎，彼此間矛盾重重。
因而，其他各國政府先後以各種借口拒絕與英國聯合促和。當時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正急劇膨脹，認為“事態尚未達到足以保證在談判上得到滿意的結果”的程度，也拒絕了英國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標榜“嚴守中立”的美國政府，後來就漸漸插入中日議和交涉。
英國搞的聯合促和活動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它還在單獨行動。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到總理衙門提出其政府的促和條件，並“限即日定議”。
次日，清廷樞臣在商議此事時，孫毓汶、徐用儀氣勢洶洶地“力主應允”,他們揚言，若“不如此不能保陪都，護山陵。”
但翁同和、李鴻藻卻嚴厲地指出，這是英使在“要挾摧逼”,並質問孫、徐“何不稱上(光緒帝)意不允以折之?”可是，孫毓汶和徐用儀仍頑固地堅持己見。
無奈之下，翁、李又求見西太後力求爭取挽回。然而他們發現天意已定(此指西太後已決意言和),似不能回矣。圍繞如何對待歐格納逼和在清廷中樞展開的這場激烈爭論，是堅持抗戰與屈辱求和之爭的首次正麵交鋒。結果，以西太後為首的主和勢力占了上風。
因為西太後及後黨骨幹人物步步轉向對日求和，故此他們對抗戰的勢態就越發冷淡。隨著太後壽辰慶典活動的攤開與戰局的不斷惡化，加上外來迫和風的扇動，這些人的求和活動也加快了步伐。
在諸多變故紛至旨來裏，清廷統治集團中也呈現一片混亂。時而太後問諸臣“計將安出?”其實她的主意已定；孫毓汶大談“各國調處”;翁同和堅拒和議。這時，奕助竟出來請奕訴督辦軍務。無論奕訴的用意是什麽，光緒帝卻抓住他的奏請，於十月初五日(11月2日)頒諭宣布設督辦軍務處，命奕沂“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製”。同時，任命奕沂幫辦軍務；以翁同和、李鴻藻、榮祿、長麟為商辦。另外，命奕助、奕訴及翁、李、榮、長辦理新設巡防處事宜；又以懷塔布、李文田、汪鳴鸞等主持團防。
次日，西太後降懿旨，補授翁同和、李鴻藻為軍機大臣。在這次對清廷樞要的係列任命中，除尚屬微妙人物奕沂之外，榮祿原為西太後的“寵臣”,後因“被劾納賄”調出京城任西安將軍。此前，他為西太後壽辰“祝暇”來京，被授為步軍統領留京。其餘除了後黨骨幹，也有帝黨的中堅。無疑這是一種調和的結果。
所以如此，顯然是體現了帝、後的不同用意。西太後企圖以任用親信、籠絡重臣的手段來加強求和的陣容；光緒帝力圖以轉移用兵權和設巡防處辦團防來擺脫李鴻章的幹擾，堅持抗戰，抵製求和。其實，光緒帝尤其是對奕訴的任命，又是一大錯招。
奕沂被升至主管兵事的重要位置後，卻迫不及待地在次日與奕訴、孫毓汶等召見俄、英、法、德、美駐華公使，乞求他們幫助中國尋求“和平”。
可以說，這是奕訴在複出後其政治態度的公開亮相。此後，他又繼續沿此軌跡滑行到妥協勢力的一邊。在這嚴酷的事實麵前，原來對這個恭親王懷有巨大期望的光緒帝和一些以國難為憂的官員，隻得作繭自縛了。
以清統治集團為核心的乞和風，又迅速地波及於下。十月十二日(11月9日),吉林將軍長順，在他的奏折中聲嘶力竭地叫嚷中國所有各軍幫“不足恃”。長順認為，如再繼續戰下去“大局不堪設想”。言下之意，中國隻有對日屈服了。
接著於十月二十日(11月17日),陵寢總管聯瑞在聯名致清廷電中說得更加露骨，他們借口“保全民命”,不分青紅皂白地揚言與“侵擾中國”者言和“自古恒有”。於是，聯瑞等公開要求應“派大臣與之議和定約”。
此外，一些患“軟骨”症的內外權勢者也隨聲附和。從而，自上而下扇起的求和陰風陣陣襲來，抗戰形勢日趨嚴峻。光緒帝和抵抗派官員的衛國之誌，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然而，在戰與和的問題上，這時光緒帝和堅持抗戰的官員卻未被壓服或軟化。
向日本表示出“善意”的美國政府，在日本侵略軍攻陷旅順的當天(11月21日),它的駐華公使田貝，便奉其政府的訓令到總理衙門表示願為中日戰爭“調處”。並代為清政府擬出求和照會，提出以朝鮮“自主”和“賠償兵費”為條件的停戰建議。
次日，又由他致電美國駐日公使譚恩讓他轉達日本外務大臣。對此，日本方麵仍表示“不能接受”予以拒絕；但對西太後等人來說，卻對田貝的舉動感到是求之不得的。
恰在此刻，光緒帝斷然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雲停戰，得毋以計誤我耶?”表明了抵製求和的嚴正立場。
繼而，於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又以旅順失守，光緒帝電諭李鴻章宣布：“該大臣(即李鴻章)調度乖方，救援不力，深感痛恨。革職留任，並摘去頂戴，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再次懲處了李鴻章。旅順的淪陷，李鴻章固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當他正與奕訴秉承西太後的懿旨加緊對日求和時，對李鴻章的這種懲處又等於為求和活動潑了冷水。
因為光緒帝在戰、和問題上的態度越發分明，毫不含糊，公開拒絕與主和勢力合流。因此，他便成了西太後推行求和方針的重大障礙。於是，西太後便采取了殺雞儆猴的手法，企圖以此來脅迫光緒帝和削弱抵抗派勢
力。自此，使戰、和之爭日趨激化。
在光緒帝懲處李鴻章後的第三天(11月26日),西太後便出麵單獨召開了樞臣會議。在會上，她強行宣布了懲處瑾珍二妃的懿旨，這一“薄懲”,使謹、珍二妃連降兩級。懲處的原因，說是“習尚浮華，屢有乞請”,屬於“幹預朝政”,而且光緒帝對此又頗為“深慮”。可謂問題嚴重，“罪”有應得了。但到底如何“浮華”、有何“乞請”竟然“幹預朝政”?卻無一句明言。西太後以其心腹太監總管李蓮英，搜集到珍妃通過太監賣官的事，利用光緒帝不在之機向樞臣大加渲染決意懲處瑾、珍二妃，其矛頭卻是指向光緒帝與帝黨的。三天後，西太後又在儀鸞殿召見樞臣。這時，她又斥責“二妃(主要是珍妃),種種驕縱，肆無忌憚”,並謂“珍妃位下太監高萬枝，諸多不法”,欲興“大獄”擴大事態。對此，翁同和認為“有傷政體”,奏請將高萬枝“交內務府捕殺之”罷了。結果不僅殺了高萬枝，還懲處了侍奉珍妃的太監長泰、永祿等人。這次西太後對瑾、珍二妃的懲處，並非隻此。
就在處死高萬枝的前一天，西太後又授意特製兩塊禁牌。其一是給瑾、珍二妃立的在其中，對珍妃的隨意著裝列為禁條。更嚴重的是，不準二妃在平時向光緒帝呈送物品，企圖切斷他們之間的感情紐帶。讓二妃以“當差”的身份“隨侍”光緒帝“改過自新”,算是皇太後給她們的最大“恩典”了。
另一個禁牌，是賜給隆裕皇後的，其意是讓隆裕皇後轄治後妃嬪不準幹預國政。
從這裏可以看出西太後權威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借此事件，她不僅為隆裕皇後出了氣，且把其強為光緒帝妻娶這個侄女皇後的真實目的亮了出來。表麵上是肯定皇後具有統轄六宮之責，其實是明確地讓她訪查所謂“在皇帝前幹預國政”的行為，意即監視光緒帝。再次露出西太後在“家事”中隱藏的政治目的。
晚清官場的腐敗，到西太後掌握清朝大權時，已成不治之痼症。“官以錢買，政以賄成”;“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官場無異於市場。在這種背景下，“珍妃蒙混請求光緒帝，私賣官爵”的事即使屬實，也不足為奇。但事雖不足為奇，卻反映了清封建政權的腐敗。
可見，在戰、和之爭的關鍵時刻，西太後抓住珍妃的一些隱私等問題大做文章，並擴大事態。不隻是把無辜的瑾妃也連上，而且還加害太監多人，製造了一起宮廷慘案，公然挑起了一場“內爭”。
雖而易見，西太後“懲處”瑾珍二妃、尤是珍妃，其用意是儆戒光緒帝和打擊堅持抗戰的帝黨勢力。果然，就在她處罰了瑾、珍二妃和處死太監高萬枝之後，又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誌銳。作為瑾、珍姐妹的堂兄，帝黨骨幹誌銳，是光緒帝堅持抗戰反對求和的忠實支持者。
光緒帝不僅已是抵抗派在輿論上的先鋒，後又身體力行勇於參加抗戰實踐。此前，當光緒帝決定設立巡防處，要圍繞北京辦團防準備以禦敵時，誌銳指出“京北空虛”,但熱河一帶“獵戶極力”,認為應在此“速辦鄉團”保衛北京。
於是，誌銳在十月七日(11月4日)上奏表示“願效馳驅”,要求親赴熱河募勇辦團練。遂即得到光緒帝的允準，成為帝黨企圖抓牢武裝的一次嚐試。但當誌銳出京後，由於前線越發吃緊，各地頻頻告急，光緒帝又命誌銳“回京當差”。
當西太後**威大作，向抵抗派步步施加壓力時，十一月初三日(11月29日)她又降懿旨，宣稱“誌銳舉動荒唐”,下令“撤誌銳回京當差，招募團練均停辦”。可見，在西太後的心靈中，排除異己、削弱帝黨勢力遠遠重於備戰禦敵。
至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她在把奕訴又拉進軍機處的同時，還進而以明升暗降的伎倆命誌銳為烏裏雅蘇台參讚大臣，將其調出北京。並且宣布，撤除滿漢書房，企圖再拔除已成為光緒帝與其近臣議事籌戰的據點。
麵對西太後淩厲逼人的攻勢，開始，光緒帝竟步步退卻。懲罰二妃，他“意極坦坦”,聽之任之；調出其得力支持者誌銳，也屈從忍讓。但對於撤書房，光緒帝卻不甘讓步了。在西太後下令撤書房的次日(12月5日),他以“正典學，奈何稹講”為由命奕沂轉告太後，表示“書房不欲撤”,並且光緒帝仍然頻繁地召翁同和等到書房議事。
陰險狡詐的西太後，或許覺得她的舉動太過明顯了，所以隨後又對撤書房的事予以鬆動。然而西太後無視國家利益的倒行逆施，卻在廷臣中激起強烈反響。
對此，翁同和認為，在“軍務佐您”之際，應盡量避免“朝局囂淩”,因此他一再當麵予以調解。此外，有的官員在奏折中指出，光緒帝“過仁慈”,希望他對“廷臣水火”應“分別邪正”。對於這種善意的勸告，光緒帝雖然“許之”,但又無可奈何。當時，禦史高燮曾的表現特別突出。
高燮曾是湖北武昌人，曾任職順天府，後任廣西道監察禦史。他對朝政得失及時政多有直言。當高燮曾得知西太後對堅持抗戰的君臣等大耍**威時，他立即上奏指責“樞臣不應唯阿取容”,助紂為虐。並指出“挾私朋比，淆亂國是，若不精白乃心，則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必誅殛之”。這種揭露與譴責，實際是抨擊了西太後的暴虐行徑，而且一針見血切中要害。因此西太後視高折為“離間”,揚言“必加辯駁”。但經翁同和等樞臣的解圍，方得以平息。在此當中，反應更為激烈的是禦史安維峻。
安維峻是甘肅秦安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十九年(1893年)轉任福建道監察禦史。安維峻也是翰林院少有的“敢言者”。
於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在他進呈的奏折中，首先尖銳地痛斥李鴻章“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並憤怒宣告“欲食李鴻章之肉”以解天下臣民的深切大恨。
繼而，安維峻又以滿腔的怒火，揭露了“和議出自皇太後，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的醜聞。接著他還大膽地質問，“皇太後既歸政皇上，若仍遇事牽製，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在此，安維峻道出了眾臣想說而不敢說的話，而且立場特別愛憎分明，義正詞嚴，剝去了西太後禍國殃民的醜惡嘴臉上的所有麵紗。幸虧光緒帝“慮為後(即西太後)知，將置維峻重典”。遂命將其奏折封存，並在天日把安維峻革職發往軍台，避免了一場血案。安維峻“以言獲罪，直聲中外，人多榮之”。
自從西太後把奕訴籠絡之後，她之妥協勢力大大加強了，接著她又采取了一係列陰謀手段，削弱了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力量。於是，她便按其既定的妥協方針，加速了對日求和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