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戰局無望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以來，平壤失守、海戰失利等令人震驚的消息接連傳入清宮。這一切，讓翁同和等人感到“鴨綠一線或勢不妙可危，渤海危機正在蔓延。”因此，諸多愛國人士加重了他們的危機感驟增。然而，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的抗戰態度都很堅決。他們在日趨嚴峻的戰爭態勢麵前，又不失時機地采取了一些加強本國防禦的重大措施。
在軍事方麵看，隨著戰爭形勢的急劇嚴重，光緒帝加緊調兵遣將，極力鞏固與擴大鴨綠江防線，準備阻擊來犯之敵，保家衛國。起初，在向朝鮮調動援軍時，光緒帝為預防後路，即命主動請戰的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率軍進駐奉天。到這時，他便諭令依軍向鴨綠江沿線運動，以便與他軍“合力防剿”。同時，光緒帝還諭電李鴻章，調駐守旅順的宋慶率軍與已在大東溝登陸的劉盛休銘軍等部，向“奉省門戶”九連城一帶集結，加強沿江縱深的防禦力量。並電令東三省練兵大臣定安和盛京將軍裕祿，命其派兵“前往鴨綠江，並舉辦鄉團，添募獵戶炮手，隨同防堵”。
至此，光緒帝為了抗日衛國，突破了隻依靠正規清軍的界限。到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後，從平壤退下來的各軍相繼回到國內，並奉命加入邊防。至九月(10月)中旬，在奉省東邊道鴨綠江沿線，已集結了七十多營三萬餘人的中國防軍，從而構成了以九連城為中心，左翼伸到長甸、右翼達安東(今丹東)及大東溝的鴨綠江防線。以上諸軍，除宋慶統轄的毅軍和依克唐阿、劉盛休等部之外，其餘均是從平壤敗退回國的各軍。
這些部隊，多已“士卒疲乏，糧械不給(足)”,而且“軍心已渙”。因此，光緒帝采納了翁同和等抵抗派官員的建議，為了穩定軍心重整軍威，他在催促為這些退回的各軍加緊籌措和運送餉械的同時，又力行賞罰，撤換與調整防軍指揮。
自此始，光緒帝一麵頒諭為左寶貴、鄧世昌等所有“力戰陣亡”的將士賜恤、昭功、“立傳”;一麵懲處怯懦畏蒽之首要。
在這方麵，光緒帝首先處分了應負全責的李鴻章。事實表明，直到對日宣戰以來，由於李鴻章“並無作戰之氣”,對敵“延”。
已經起朝臣上下的憤怒。就在八月十八日(9月17日),隨著平壤守軍敗退的消息傳來，在清宮舉行的樞臣會議中，李鴻藻又指責李鴻章“有心貽誤”。顯然，這是並不為重的恰當指控，可是竟又有人企圖維護李鴻章。
但翁同和卻公開表態認為，“高陽(李鴻藻)正論，合肥(李鴻章)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支持了李鴻藻的意見。於是，他們便議定了對李鴻章的處分，並馬上擬書進呈光緒帝，其實，此議正符合光緒帝的心意，他馬上諭內客宣布，對李鴻章進行處分。
李鴻章在得知對他的處分後，於八月二十日(9月19日)以“據實陳奏軍情”的名義上奏光緒帝。在該折中，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督率無方，罪戾叢積，謗議咎責，實無可辭”。
同時又找許多客觀理由為自己辯解，但也道出了自己的天機。李鴻章說，從“倭事初起”,他就“夙夜焦思，實慮兵連禍結，一發難收。”原來，李鴻章與在十年前中法戰爭時的觀點一樣，到中日戰爭之初他仍然懷著戰必敗的心態。可見指責他“無戰誌”,“有心貽誤，等等，絕非言過之詞。
最後，李鴻章在給予他的“薄懲”表示“感激”之餘，又說自己“衰病之軀，智力短淺，精神困憊，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顯然，這又是在為自己開脫。在此之後，李鴻章對於光緒帝的抗戰諭電，更加持以敷衍態度。但是，他對其北洋海軍卻仍然牢牢地控製不
放。原在海戰後的第三天(9月19日),光緒帝為盡求海陸軍配合以加強沿邊、沿海防禦，即諭電李鴻章，在命其“查明傷亡士卒，請旨優恤”的同時，又指出“各艦趕緊修複，以備再戰”。
到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光緒帝再次諭電李鴻章，指令“海軍修補之船，須趕緊準備護口迎敵”。當時的北洋艦隊，尚有各種戰艦七艘，另外加上練船、炮艇、魚雷艇共二十隻戰船，如把傷船修複仍有一定的戰鬥力。但到九月十八日(10月16日),受傷船隻全部修複，九月二十日(10月18日)丁汝昌便奉李鴻章之命率艦隊駛回威海。此後，當旅順吃緊，丁汝昌曾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但卻遭到李鴻章的嚴詞訓斥：“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也”!予以拒絕。從而把北洋艦船完全置於威海港區，使它處於“坐斃”之中。
受到處分後的李鴻章，不但沒有“以贖前愆’的表現，反而更明目張膽地抗拒光緒帝的諭旨。隻因如此，是因為他在其背後有個巨大的“聖慈”保護傘。可見，對於李鴻章的這種不痛不癢的“薄懲”,也反映了光緒帝的懦弱性。
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光緒帝頒諭，命四川提督宋慶“幫辦北洋軍務”。實際上，這既是光緒帝為削弱李鴻章之軍權所作的一種嚐試；也是為撤換葉誌超而采取的一個步驟。因此，對於權勢和派係極為敏感的李鴻章，在他得旨後的次日(9月22日),便電告葉誌超說：“昨已奉旨，派宋慶幫辦北洋軍務，則總統在可有可無之例”。
其實，李鴻章在此電中隻說出一半兒的話，僅向其親信葉誌超通個風，勸他“勿得張皇”。果然，到九月二日(9月30日),光緒帝便頒諭決定：“除依克唐阿一軍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鮮各軍及奉省派往東邊防剿各營，均著歸宋慶節製”,這就等於撤銷了葉誌超的總統職。
到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光緒帝即諭軍機大臣等宣布，“葉誌超駐軍平壤，漫無布置”,以致“臨敵潰退。衛汝貴所統盛軍，兵數較多，全行潰散，葉誌超，衛汝貴，均著先行撤去統領，聽候查辦”。
同時還在諭中指出，“聶士成向來帶兵尚屬勇往”,故命宋慶“傳旨派令聶士成統帶”葉、衛“所部各軍”。到此，既完全解除了李鴻章的淮軍嫡係的兩大支柱葉誌超、衛汝貴之兵權，又重用了善戰將領聶士成，可謂體現了賞罰分明。從中確定了以宋慶為主，依克唐阿為副的遼東防軍總指揮。
宋慶、依克唐阿，都不是淮係的“能戰者”,但均具“驍將”之稱，他們又都“誓心殺賊(日寇)”的鬥誌。尤其被任為多軍總指揮的宋慶，其時他已年過八旬，體力與精力均難以駕馭疆場上的征戰。而且自朝退回的各軍，原來就互不相屬，軍紀廢弛，並且內部矛盾重重，加上由於戰敗潰退更使軍心渙散。當時，光緒帝曾寄望於宋慶、依克唐阿，期待他們能“協力同心”,“奮勇齊擊”來犯之敵，捍衛國土。但在實際上卻難以收到激勵將士、密切配合，從而加強軍隊戰鬥力的效果。
光緒帝在加緊集結隊伍、整頓防軍和部署鴨綠江防線之時，他又清楚地意識到，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了平壤和控製了中朝海域之後，勢必又要向中國“深入內犯”。因此又認為，我“成旅門戶及沿邊山海關各口”亦應“嚴密防範”。
原在黃海海戰後，光緒帝一再電令李鴻章盡速修複受傷艦隻“以備再戰”,就是為在本國進行全麵防禦作準備的。另外，早在對日宣戰後的七月十五日(8月15日),湖南巡撫吳大旻請戰被光緒帝批準後，於七月二十六日(8月26日)他便率4營湘軍自長沙開往威海。
至平壤戰敗後的八月二十五日(9月24日),為加強山海關一帶的防禦，吳大旻又奉光緒帝之命，帶軍北上樂亭駐守。前湖北提督程文炳、總兵薑桂題、按察使陳綢、布政使魏光燾等宿將，先後經劉坤一、張之洞等薦舉，均陸續在各地募勇成軍，準備開赴前敵。
至此，光緒帝又直接諭電劉、張，命其“催令”程文炳、薑桂題等率軍“迅速端行”,充實北部的防禦力量。
光緒帝為了鞏固遼東江防和加強北部京畿要地及沿海的防務，始終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中。雖然他在其中或有不當與疏漏之處，但光緒帝要繼續以自衛戰爭來捍衛祖國領土的決心，卻是堅定不移的。
但是，正當光緒帝在竭盡全力準備在自己的國土上抗擊來犯之敵的關鍵時刻，他又遇到難以擺脫的困擾。
原來，準備為西太後舉行六十壽辰慶典的活動，從光緒十八年(1892年)開始準備，於當年十二月十五日(1893年2月1日),光緒帝便根據西太後的懿旨頒諭宣布，他將為此親“率天下臣民臚歡祝酸”。
此後，光緒帝又據西太後的懿旨連連頒諭督促籌備，從而相繼在各方麵均做了周密安排。按原計劃，慶典活動從光緒二十年(1894年)初開始，到其壽辰正日即當年十月初十日(11月7日)達到**。
主要活動是：除了提前進行“恩科”鄉、會試之外，便是重頭戲為西太後上徽號、接受王公文武大臣及各將軍督撫進貢物、自清宮至頤和園沿途點綴景物(統稱“點景”)與設經壇、戲台，“萬壽”正日時皇帝率文武百官到頤和園為太後舉行賀禮，等等。所有慶祝活動，均伴以隆重儀式。
事實上，這種“萬壽慶典”,既是西太後炫耀其所謂“聖德”及籠絡人心的時機，也是她借以肥己的機會。所以這一慶祝活動不僅時間長、規模大，而且其耗費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十分驚人。其中僅“點景”一項，即“耗費實多”。
正因如此，自中日戰起以來，光緒帝和要求集中國力一致抗敵的朝臣，均以不同的方式請停“點景”。迫於內外壓力，西太後雖曾在表麵上作過“應請”的表示，但她並無停辦之意。因此，後來每當延臣又奏請停辦“點景”時，因懾於西太後的**威，光緒帝也隻是違心地示以“請(太後)懿旨辦”而使之不了了之。
西太後周圍的清廷權貴慶親王奕助、禮親王世鐸等，“皆貪庸寡識”之輩；後黨骨幹、軍機大臣孫毓汶與徐用儀，同樣都看著西太後的顏色行事。而且世鐸、孫毓汶，又是首先被任為主辦“萬壽”慶典的“總辦”。
因此，他們對籌辦慶典尤為賣力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孫、徐勾結；孫毓汶與李鴻章又早有密交。孫毓汶與徐用儀，在清廷內靠皇太後及慶、禮二王；外聯李鴻章，成為頗為霸道的後黨集團勢力。僅自對日宣戰以來，孫、徐便與李鴻章“互相因應”,對光緒帝籌劃與部署抗戰多有幹擾。甚至他們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還居然“刪節章奏，隱匿電報”,嚴重地影響了光緒帝了解戰情與主持抗戰。孫毓汶、徐用儀所以如此，無非是惟恐朝廷傾注於戰影響籌備西太後的“萬壽慶典”。
在西太後看來，這一慶典關係著她的所謂“尊嚴”,所以成了“老佛爺”心中壓倒一切的最大心事。在對日宣戰前後，由於西太後懷有僥幸心理的支撐，對此未便再明顯表露。
但到八月(9月)中旬之後，隨著“慶辰將屆”,西太後便按捺不住了。什麽戰事告急、國家危機、部署抗敵衛國等等，均可置於一旁，其“萬壽慶典”是絕不能有誤的。於是，在平壤守軍與敵展開浴血奮戰，並隨之處於“敗信迭至”的緊急時刻，清宮仍於八月十六日(9月15日)為西太後舉行了盛大的加徽號典禮。
而這則表明，西太後的“萬壽慶典”正式開場了。西太後得意地降懿旨連日“賞聽戲”,致使一些因平壤戰敗而憂心忡仲的朝臣，無奈隻得“飲泣”而坐。
繼而，到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正當光緒帝在全身心地加緊部署邊防之時，西太後又降懿旨以頒諭的方式。
對眾怒所向的“點景”,公然以繼承祖製為名予以公開肯定了。遂即她又以偽善的麵孔宣布，把“慶辰典禮”改在宮內舉行，似乎這就是其關心戰事的體現了。
至於沒完沒了的慶祝儀式及收受廷臣疆吏的貢物等，均隻字未提。其實，這是西太後在以換湯不換藥的手法，為自己的六十壽辰慶典發布的開場白。
由於西太後為了個人的私欲，在敵軍逼近國門之時又要大肆揮霍，因此到九月十四日(10月12日),頗具勇氣的禮部侍郎李文田等，又連名上奏“請停點景”。
這時，西太後或許感到對此硬壓已無濟於事於是次日命世鐸出麵傳太後懿旨，聲稱“一切點景俱暫停辦”。事實上，這還是一種騙人的伎倆。
至十月二日(10月30日),僅據樞臣所見，在“蕉園、錫慶皆有彩殿，北長街皆有點景”。可見西太後的“停辦”雲雲，仍為一派謊言。在國家處於危難之秋，一朝之大的西太後依然醉心於窮奢極欲之中，而且她的親信官僚，又在為其誤國行徑而推波助瀾。在這種情況下，更使那些關心戰事和國家命運的朝臣為之焦慮。有些愛國官員在思索與醞釀挽救之策。
還在對日宣戰後的七月三日(8月3日),原靠近帝黨的侍郎長麟，了解一些清廷內情便首先奏請“起用恭親王”。
清皇族中老資格的恭親王奕訴，不僅是西太後發動辛酉宮廷政變時的得力支持者，又是在同治朝與光緒初年控製軍機處及主持總理衙門的顯赫人物。
在光緒十年(1884年)被西太後罷官後，曆經與西後的權勢之爭而失落的奕訴，此後卻又“閉門思過”,以隱居式的生活而自得。
因為奕沂具有這種特殊的身份與經曆，使一些希望廷內能有製約西太後和左右軍政的人來挽救危局的朝臣，皆對奕訴有寄托之意。又因奕訴後來成為西太後政敵之故，並由此而失勢；而且西太後的專橫已盡人皆知。所以要起用他顯然具有重大風險，如果失當則“罪在不測”,從而使這些人又欲言而“不敢言”。
況且此前的內外形勢尚非特別明顯。因此，起初當長麟提請起用奕訴時，因未在朝內得到響應而作罷。到八月(9月)中旬，隨著平壤戰敗“警報疊來”,抗日戰事出現越發明顯的頹勢。同時，西太後也隨之為其壽辰慶典拉開場麵，又露出其倒行逆施的真麵目。
值此之際，在南書房行走接觸過廷內樞要的侍講學士陸寶忠，便與直南書房的侍讀學士張百熙私下議論，他們都感到“欲挽艱危，非亟召親貴(即恭親王奕訴)不可”。但陸、張深知此事的難度與麵臨的風險，因此他們又經數日籌議，於八月二十七日(9月26日),陸、張再“謀”於資曆較深而且敢言的李文田。
李文田“忠義奮發，願不避譴責，聯銜人告”。於是，他們便立即擬折，並另約其他三人聯合署名呈遞。次日(9月27日),翁同和在書房看到李文田等的這份“聯銜”奏折時，又觸發了他的同感。為了積極配合這一行動，翁同和在取得李鴻藻的讚同後，遂即聯合擬折附議：意在共同希望“請起用恭親王”。當時，“太後執意不回，雖不甚怒，而詞氣決絕”,拒絕了這一請求。在此期間，光緒帝每閱一折，均“必問”翁同和“可否”,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在這種情況下，翁同和對有關軍政的重大舉動，無疑也會與光緒帝相通；並且西太後回絕翁、李奏請起用奕訴時“皇上同坐”。顯然，光緒帝對此亦不能等閑視之。固然此事的原委均在密中，但在當時，光緒帝對奕訴確也“向之殷”,寄予了期望。
因此，光緒帝在與西太後一起召見翁同和等的當天，又單獨召見了陸寶忠，並向他麵授機宜，表示“欲得外延諸臣協力言之”。或許通過西太後拒絕翁同和、李鴻藻及李文田等少數廷臣奏請的事實，使光緒帝越發感到，隻有得到更多朝臣的支持，方可促使太後起用恭親王。
陸寶忠受命後，便趁熱打鐵，又迅速地串聯了吏部尚書徐桐及翰林科道五十七人，繼續“聯名”呈折奏請，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在清宮形成了一個頗似引人注目的、要求起用奕訴的聲勢。當時正在向求和傾斜的西太後，頭腦似乎又冷靜下來，對以前由於“專辦撫局”著稱的恭親王可能產生了一種新的興趣。
於是，光緒帝的策略果然奏效。九月一日(9月29日),光緒帝奉西太後懿旨頒諭宣布，命恭親王奕訴“在內廷行走”,“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至此，恭親王奕訴又重新上台了。策劃鼓動起用奕訴與在此前對李鴻章的處分，有著密切的聯係。都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清政府抵抗派，為了進一步在清廷上層排除幹擾爭取抗戰轉機所采取的重大舉措。
然而，對李的“懲處”隻不過是一種警告而已，既未絲毫觸動他的權勢，更不可能改變其對敵怯懦的心態。因此直到奕訴被起用後，李鴻章仍然受到廷內外群臣的猛烈抨擊，但在當時光緒帝並未對他再采取更為有力的懲罰措施。翁同和曾主張“易帥”,他在這期間對李鴻章的一些指責並非出自私見，同樣他也沒有勇氣再向前邁進。為了起用恭親王，光緒帝亦費盡了心機。翁同和、陸寶忠等對朝政、戰局憂心如焚的廷臣，更是不畏艱險在前場奔波呼號。但是，把振作朝政與扭轉戰局的重望寄於奕訴一人身上，未免是一種天真的幻想。他在政治上的銳氣，亦今非昔比了。所以到奕訴複出二十多天之後，在遼東防線頻頻告急之際，清宮仍又演出向西太後“進貢物”的鬧劇。昏暗的清廷依然如故。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和原來那些為起用奕訴而賣過力的朝臣，方不得不感到，盼回來的這個恭親王亦“不足恃”。因此，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力圖整頓朝政扭轉戰局的願望，又將在侵略者擴大的戰火中化為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