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戰遭受重創

在李鴻章竭力抗拒光緒帝的旨意延誤抗戰部署之際，日本侵略者卻加緊了進攻平壤的準備。

其實，至七月九日(8月9日),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及豐升阿各軍主力十四萬餘人，也先後到達平壤。同時，葉誌超、聶士成餘部數千人，還在平壤南部牽製部分敵軍。另外，北犯的日軍主力尚在集結中。

另外，到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據朝鮮平安道閔丙謐密報，“現倭兵盡向平壤，漢城餘倭不過幾百”,日軍在朝的後方依然空虛。

很明顯，在此期間，仍是中國北路各軍乘機南下爭取主動的有利時機。但是，這時的李鴻章對日本侵略者有畏懼心理，他依然是猶豫不前。因此，李鴻章對到平壤的各路大軍，又采取了“堅紮營壘”、“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的消極防禦方針。

繼而，他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致總理衙門代奏電中，更明確地提出，“非有勁旅三萬人，前後布置周密，難操勝算”。從而李鴻章認為，“目前隻能堅紮平壤，扼據形勝，俟各營到齊，後路布妥，始可相機進取”。

李鴻章列出如此之多的“進取”條件，從道理上說固然並非均無可取之處，但其核心仍然是個“怕”字。正是在他的這種消極防禦思想指導下，進駐平壤的各軍將領，隻在“日督勇丁並朝民於城內外築壘，環炮而守。”眼看著日軍在步步向我逼進。

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葉誌超率其殘部退到平壤；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聶士成與駐平壤大軍會合。至此，平壤各軍仍然“漫無布置”。對於這種情況，聶士成曾深為“隱切杞憂”,他建議“各軍宜擇要分紮防敵抄襲，悉駐平壤城中非策”。當時，葉誌超等雖然表示同意，但卻終未改變。

光緒帝見到李鴻章的七月十六日(8月16日)電後，在次日在給其電諭中指出，在日軍正向平壤集結的情況下，我軍“若株守以待，未免坐失事機。”故命李鴻章迅速“飭令各軍，相機進取”。

在此期間，左寶貴等曾欲遵旨率師南下，但李鴻章仍令平壤各軍按兵不動。因此，是在平壤坐守待敵；還是乘勢出擊奪取戰爭的主動權?越發引起人們的關注。

這時，在清廷中樞的翁同和、李鴻藻，終日焦急地到軍機處查閱電報或奏章，“論時事”、議對策，密切注視著前方的動向。主戰官員禮部右侍郎誌銳、禦史易俊等，自七月十六日(8月16日)以來相繼呈折指責或參劾怯懦將領及貽誤戰機的權貴。易俊在奏折中，指責李鴻章“一味遷延，希圖轉圜了事”,此言可謂是切中了李的要害。

再者，被日本控製起來的朝鮮國王李熙，仍然通過平安道閡丙爽致電清政府，要求“拯救該國危難”。

在這種情況下，於七月二十二日(8月22日),光緒帝再一次電渝李鴻章。他在該電中指出，日本已向平壤加緊“添兵”,因此我軍“自應迅圖進剿，先發製人”;同時飭令“後路”各軍陸續到位。繼而光緒帝便發出嚴令：“若遷延不進，坐失事機”,使敵人據守“益固”,“即以軍法從事”。在此，光緒帝把作戰的方針、策略與利害所關又說得一清二楚。

當時，日軍正向平壤迂回，包抄之勢即將形成。但其南部與漢城一帶仍是其軍力的薄弱地區。因此，采取前、後同步起動的策略，乘敵不備，攻其後方，仍是擺脫戰略被動之策。然而，李鴻章還是無動於衷。

葉誌超率部退至平壤後，這裏的營伍隨之增多，而且各軍在平時又互不隸屬，因此統一指揮權十分必要。

於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軍機處與總理衙門大臣會議，認為“現駐平壤各軍，營數較多，須有總統大員親臨前敵，調度一切。查葉誌超抵韓較早，情形較熟，且曆著戰功，擬請派充總統”,當日請旨，光緒帝立即允準頒諭。

葉誌超是李鴻章在準軍中的親信。原在派他率軍赴朝時，“誌超不欲行”,後經李鴻章向其交底：去“亦未必便戰，何怯”!在這種情況下，葉誌超方“勉強”開赴。後在成歡戰役之前，他得知日軍馬上來襲便帶兵逃往公州。退到平壤後，葉誌超又“即行抱病”泡起蘑菇來了。他的所謂“戰功”雲雲，其實主要是來自成歡戰役後葉誌超“鋪張電鴻章，鴻章以聞，獲嘉獎”,這是葉、李搞的個連環套。於是，逃將變為“英雄”,並曾因此激起西太後的興奮；也使一直注重賞罰分明的光緒帝和一些廷臣蒙在鼓裏。

但當這一任命電波傳到平壤軍中，葉誌超本人深為“感悚”,惟恐“指揮未協”;同時又使“一軍皆驚”,震動了全軍。原來入朝的清軍，尤其衛汝貴的盛軍，濃厚的官長習氣加上軍紀敗壞，既已在朝民中造成惡劣影響，又在軍內加劇了“兵勇不服”等矛盾。

葉誌超就任全軍總統後，更加重了軍內的混亂，諸將“各存意見，不服調度”等情形越發尖銳。特別在“軍情至急”之時，頗有些軍事見解的重要將領聶士成，竟突然回國募兵。

正如光緒帝在電諭中指出的，“募勇盡可遣員並代辦，何必自行”?因此他也認為這種不尋常的舉動“難保不另有別情”。遂即命聶速返平壤。

特別是葉誌超擔任全軍的總統後，他不僅完全執行李鴻章的自我困守方針，而且又大大向後退縮，提出“必四萬餘人始敷分布”,一點兒進取的意思也沒有了。

事態變得日趨嚴重，光緒帝已有所察覺，於八月五日(9月4日),他在給李鴻章的電諭中說：“葉誌超前在牙山，兵少敵眾，而詞氣頗壯。今歸大軍後，一切進止，反似有窒礙為難之象”,可以看出光緒帝對葉誌超明顯不滿。接著指出，“不可以全軍重任付之葉誌超一人”。說明光緒帝已意識到任命葉誌超有不當之處。但在“敵氛已逼”、大敵當前的情況下，他仍以抗敵為重，遂令各軍必須布置“進剿機宜”,“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敵人之攻”。至此，光緒帝依然緊緊把握主攻方向，再次爭取戰爭的主動權。

此時，李鴻章也曾電令葉誌超“選精銳”攔截日軍，但又說“我軍未齊，不能劇然前進”。這期間，左寶貴曾於八月八日(9月7日)派馬隊赴黃州探敵。隨後他又與衛汝貴、馬玉昆及豐升阿商定，遣精銳七千人到中和迎擊日寇。但到八月十日(9月9日),李鴻章又命葉誌超調回出征軍“以顧根本”。就此，一步步地使近二萬大軍困守在平壤孤城。

這時，日本侵略軍的增援部隊，相繼白釜山、元山及仁川登陸後，陸續與前期侵朝日軍會合，並形成對平壤的“合圍”之勢。至此，光緒帝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已完全失去其可行性；他力求避免的“坐以待斃”局麵，卻又無情地擺在了麵前。

在八月十三日(9月12日)中日兩軍交火到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敵軍發動總攻的戰鬥中，我軍廣大將士，英勇奮戰，頑強反擊，也曾使日軍望之膽寒。

堅守大同江東岸的馬玉昆，率兵與敵“肉搏血戰，抵死相撐拒”。時，連衛汝貴也“持刀於槍彈如雨中，往來督戰”。高州鎮總兵左寶貴及其所部表現都十分勇敢、出色。

左寶貴山東費縣人。鹹豐六年(1856年)投江南軍營，參加鎮壓太平軍。後從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鎮壓撚軍，積功升副將。

光緒元年(1875年),刑部尚書崇實赴奉、吉巡邊，寶貴“奏自隨”,後以功晉記名提督。

光緒十五年(1889年),授廣東高州鎮總兵，仍留駐奉天。

光緒十七年(1891年)賞黃馬褂、頭品頂戴，駐沈陽統奉軍。寶貴治軍“紀律嚴明”。並熱心公益事業，“縣治四境，津梁道路，多寶貴捐廉葺修”,頗得民心。

光緒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日本在朝引發戰爭烽火後，寶貴即向盛京將軍裕祿“請自籌防”。隨後，奉命率軍赴朝。到達平壤後，他遵旨與眾將會商擬率軍南下實施南北夾擊，但未得到李鴻章的軍令。

至八月(9月)上旬時，寶貴又率先派兵出擊中和，旋即被葉誌超調回據守平壤。至日軍向平壤發動總攻之前，左、葉分歧公開化，“左主戰，葉主退守”。

當雙方爭執不下時，左寶貴“怒罵日：‘若輩惜死可自去，此城為吾家矣!’”誓與平壤城相始終。

於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軍總攻時，便集中兵力向城北製高點猛撲。在此據守的左寶貴，身先士卒親臨指揮，與敵展開殊死拚搏，使“倭人死傷無數”。

最後，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已負傷仍堅守陣地的左寶貴，又不幸中彈為國捐軀，實現了自己的鋼鐵誓言。

事後，清廷頒諭，以其“忠勇”給予“從優賜恤”。並且光緒帝還為左寶貴親作《禦製祭文》,痛日：“本期痛飲黃龍府，不意難回落日戈”。表露了沉痛的惜念之情。

左寶貴犧牲後，在城內伺機欲逃的葉誌超，遂率餘部倉皇逃走，致使無數的士卒慘死在亂軍中。平壤陷落。

對於平壤戰役，連日方發表的《戰報》也承認，當時中國軍隊“激烈應戰，不遺餘力”,而且“兵亦善戰”。清軍敗於平壤，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李鴻章抗拒光緒帝的積極防禦方針，終無主動的戰略意識，被敵人牽著鼻子走，最後隻有坐以待斃了。

因此在這場對敵我雙方都具有重大影響的戰役中，清軍之慘敗，也可以說是李鴻章的單純“防禦”宗旨而導致的。

在平壤戰後第二天發生的黃海大海戰，也是李鴻章一再無視光緒帝的忠告而導演的慘劇在海上的重演。日本海軍自豐島海戰後，為奪取黃海製海權以便“從海上應援陸軍”,也采取了有準備的“進擊”戰略。

與其相反，李鴻章為了“保船”,同樣抗拒光緒帝的海、陸軍互相策應的抗戰方針，步步收縮海軍的活動區域，在海上也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

這次日本海軍的主力艦全部出動，組成龐大的聯合艦隊出擊，正體現了它“決心進擊”中國海軍的意圖。北洋艦隊此次奉命開往大東溝，仍是一次護航行動，“艦隊之任務在掩護船中兵士登陸。”因此它缺乏充分的戰鬥準備。這次海戰，對中國海軍來說，是一場被動的遭遇戰。海戰中，北洋艦隊大多數“將士效死用命，愈戰愈奮，始終不懈”,英勇頑強，誓死如歸。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的戰績，尤為壯烈。

鄧世昌(1849～1894年),字正卿，廣東番禺人。從少年時代起，就開始關心國家的興衰，因而拋棄傳統的科舉仕途“從西人習布算術”。後入福州船政學堂學測量、駕駛。畢業後，任福建水師船艦的大副、管帶。

光緒六年(1880年),李鴻章籌建海軍時將其調北洋，並隨丁汝昌出國購艦，開闊了視野。中法戰爭中，世昌毅然隨艦南下防禦。

光緒十三年(1887年),再次奉命與他人同赴英國帶回訂購的致遠等艦。回國後授提督銜，兼致遠艦管帶。鑒於國家日衰，世昌對人言：“人誰不死，但願死得其所耳”!懷誌報效國家。

中日戰爭開始，鄧世昌的愛國熱情更加高漲。豐島戰後，他曾“憤欲進兵”,但在李鴻章的控製下未能實現。海戰爆發，他在指揮致遠艦官兵奮勇迎戰的同時，又激勵將士：“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誓與日寇血戰到底。

在浪濤滾滾、硝煙彌漫的激戰中鄧世昌率艦衝鋒在靜“獨冠全軍”,相絏“攻毀敵船”。當致遠艦受重傷，且彈藥將盡之際，遂命“開足機輪”衝向敵主力艦“吉野號”誓與之同歸於盡。不幸，艦體再中魚雷沉沒後，鄧世昌與全艦官兵落入海中時，他又“義不獨生”拒絕援救，決然“自沉”,為國而壯烈犧牲。

事後，光緒帝為之“悼惜，追贈總兵，諡忠壯”。

後來，光緒帝又為鄧世昌親書《禦賜碑文》,對其在黃海海戰中“衝鋒則義不顧身”和“終自沉以效死”的英雄氣概，譽為“炳千古而竹帛流光”。

這次海戰，中國北洋艦隊所以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抗敵作用，而且又受到較大損失，正像日本人說的那樣，“海軍政略之要，在於占有製海權。而占有製海權，則在於能否采取攻勢運動。清國(即中國)艦隊在作戰伊始，就未能采取攻勢運動，而采取絕對的守勢運動，此乃清國之失算”。這裏真恰如其分地道破了李鴻章致命弱點。他出於怯敵畏戰之“絕對的守勢”,既斷送了平壤的抗敵，也束縛了海軍的戰鬥力。平壤失陷、海戰受重創，使日本侵略者取得了陸、海兩方麵的戰爭主動權。使中國的抗戰全部陷入被動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