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主動地位

在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時，光緒帝就感到，中日撤兵談判“久未就緒，和議恐不足恃”,認為應“先事預籌，毋致落人後著”。遂諭令李鴻章“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進發”。當時，李鴻章也看到，日本對撤軍談判毫無誠意。

因此，他為了壯其聲勢，遵旨於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派出由寧夏鎮總兵衛汝貴統率的盛軍和以馬玉昆率領的毅軍共八千餘人，乘船在大東溝登陸後進入朝鮮北部。

接著，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的奉軍與由副部統豐升阿統率的奉、吉練軍，也先後從北路開進朝鮮。

這四路大軍，齊向平壤會集。當中國援軍開進朝鮮境內時，“朝民以王師至，歡迎夾道。”體現了中朝軍民的手足之情。

其時，清政府的海、陸軍，雖然在此前的豐島海戰與成歡戰役中失利，但是清軍的整體戰鬥力沒有喪失。而且隨著北線的開辟，使在朝的軍事實力又得到了加強。同時朝鮮人民已立場鮮明地站在了中國一邊。

日本侵略者雖然在海、陸偷襲得逞，但卻不得人心。此後，它按其預定的侵略計劃，又把平壤作為下一步的攻擊目標。

但日本在朝的兵力表露出明顯不足，正在其國內組建的第一軍，尚需調集。

另外，日本在漢城扶植起來的大院君，還在中、日之間“首鼠兩端”。被日本廢棄的原朝鮮國王李熙及其臣屬，對日本“逼奪政柄，肆行欺壓”,更是仇恨滿懷。

因此，他不斷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到日軍完全占據漢城一帶之後，朝鮮官民上下“多願奉華為上國”。這表明，日本在朝鮮的控製區並不穩定。

源於此，它在發動平壤戰役之前，其大本營的最高決策者也“對最後的勝敗都暗自有所焦慮”。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方麵抓住時機，加緊進兵，重點推進，或可打破敵人的進攻計劃，奪取有利的戰略地位。

光緒帝尚在日本對清軍發動偷襲之前，就曾電諭李鴻章，日本“開釁，必先向葉(誌超)軍決戰”。遂即指令，“若南路一有戰事，則北路各軍，即應前往夾擊，使彼兩麵牽製”。

直對日宣戰後的七月二日(8月2日),光緒帝再諭軍機大臣電李，命其“迅速電催”北路各軍“星夜前進，直抵漢城，與葉誌超合力夾擊。”

至此，光緒帝更明確地提出采取南北夾擊的戰略方針，力圖以積極進取的態勢奪取抗戰主動地位。但要實施南北夾擊，光緒帝又認為，必須保住“勢孤可慮”的葉軍。為此，他又把希望寄於海軍的支援與策應上。

因此從八月二日以來，光緒帝在加緊催促北路進軍的同時，又連續電諭李鴻章，命其派出海軍艦隻出海應援南路葉軍，並在大同江口海域“梭巡固守，遇有倭船前來，即行奮擊”。

他力圖以海軍為處於危機中的南路軍建立一條補給線，同時破壞敵人的海上運輸。

當時，光緒帝雖未明確認識到奪取製海權的重要意義，但卻提出“海軍為國家第一要務”。於是，作為改變北洋海軍缺少快船的“補牢之計”,他立即批準了李鴻章提出添購快船的奏請，命海軍衙門會同戶部撥銀二百萬兩“交李鴻章應用”。

隨後光緒帝電告李鴻章，讓他盡快購買戰船，可奏明“實需用款”,“再由戶部添撥”。

為加強海軍的戰鬥力，光緒帝也付出了最大努力。另外，在此之前，一些廷臣即感到“海軍護運不能得力”,便相繼參劾海軍提督丁汝昌。到這時，光緒帝也對丁汝昌未能率艦隊出海建功而不滿。所以光緒帝於七月三日(8月3日),電渝李鴻章命其查核丁汝昌“有無畏蕙縱寇情事”,並指出如有必要，可“更換”海軍提督。丁汝昌於是成了眾人關注的焦點，參劾、懲處之聲在清王廷回響。

丁汝昌是安徽廬江人。初從長江水師，後入淮軍劉銘傳部。其間因參加鎮壓撚軍，積勳升為參將。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後，喜其才略“留北洋差序”。光緒六年(1880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購艦，並考察了法、德海軍與兵工廠。光緒八年(1882年),以統理海軍有功，賞頭品頂戴。

次年，授天津鎮總兵，再賞黃馬褂。中法戰爭期間，曾率艦隊南下巡弋。光緒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軍建成，丁漢昌被任為海軍提督。丁汝昌是由李鴻章一手栽培起來的北洋海軍統帥。但在晚清複雜的環境中，也使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格。

光緒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李鴻章派出濟遠、廣乙艦護航向朝鮮牙山運送援兵之時，丁汝昌為預防可能遭到日本海軍的襲擊，曾“電請鴻章率我海軍大隊繼發接應”。

但當各艦升火起錨時，李鴻章“複電令緩行”。日本海軍在豐島偷襲我艦船之後，李鴻章曾命丁汝昌率艦隊出海“相機迎擊”。

但是，在丁汝昌率艦隊出征前夕，李鴻章又急忙去電令丁：“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仍望速回。”結果，這次出海也隻是成為一種“遊巡”罷了。

此後，丁汝昌又曾幾次率艦隊開往大同江口一帶，同樣平平而還。其間或有丁汝昌的個人責任；但“保全堅船”的訓令，對他又不能不形成一種約束。顯然把“無功”之過全部推給丁汝昌，很不公道。

這個時候，李鴻章還毫不掩飾地宣稱，對於北洋海軍，他“兢兢焉以保船製敵為要”。其實，李鴻章的“保船製敵”也好；“保船”避戰也罷，他均以“保船”為第一要義。

其時的北洋艦隊在艦隊的機動性與日本海軍上已明顯落後。不過，在甲堅炮巨方麵又有自己之長，並其艦種配備也較為齊全，所以它仍是“有戰鬥力的一個艦隊”。何況光緒帝又在積極地采取切實措施大力購買快船，以補充薄弱環節。

可是，“一手經理”北洋海軍的李鴻章，在當年四月(5月)校閱海軍後向清廷的奏疏中，還津津樂道艦船“均甚靈速”、“操縱自如”、各種兵器打靶“均能全中”,等等。

到實戰之際，他又接二連三地向光緒帝大談起“海軍船械不足，訓練無實”。

當然，證實北洋海軍的弱點，以求盡速補充與加強其戰鬥力，是作戰運行的常態。但到戰時，李鴻章對北洋海軍竟又如此妄自菲薄，無非是為了給其推行“保船”避戰方針提供依據罷了。

不過，李鴻章於此期間在向清廷的報告電中，並未把責任推在丁汝昌身上。而且在此後，他又甘冒“嚴旨”與有被參之危，仍連續電奏為丁汝昌陳述、解脫。

李鴻章正是從單純的‘保船’出發，於七月八日(8月8日)又電令丁汝昌說：“兵船赴大同江，遇敵船勢將接仗，無論勝負，不必再往鴨綠江口，恐日本大隊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

至七月十三日(8月13日)李鴻章再電丁汝昌，指令“此後，海軍大隊必不遠出”。從豐島海戰之後，北洋海軍艦隊出航巡戈的範圍不斷收縮，從大同江口縮至鴨綠江口，隨後鴨綠江口亦不準前往了。從而，北洋艦隊基本處於“持重不出”的狀態中了。

海軍的活動頻頻受到限製；北路陸軍也進展緩慢。原來，在北路大軍剛剛進入朝鮮北部，衛汝貴率領的先頭部隊到達義州時，李鴻章在頻頻接到光緒帝催促北路加緊進軍的電諭後，於六月二十五日(7月26日)他在給衛汝貴的電報中雲：“(光緒帝)電旨屢催進兵，為葉軍南北策應，豈知遠莫能致。”在李鴻章看來，似乎以積極進取之勢，采取南北策應與夾擊戰略是行不通的，公開抗拒光緒帝的諭旨。

於是，李鴻章隻是命衛汝貴及後續部隊“相機前進”。這就是北路軍進展遲緩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日宣戰之後，光緒帝采取了積極進取的戰略方針，力爭取得抗戰的主動地位。顯然，戰爭又是敵我在時間等方麵的一場大競賽，時間顯得特別重要。隻有進兵、後援等贏得時間，方能抓住戰機，取得戰爭的主動權，有利於戰爭的進行。而且就當時的內外形勢來說，光緒帝的這一戰略方針也是可取的。但是，由於李鴻章終無鬥誌，一味消極，使光緒帝爭取抗戰主動權的努力受到嚴重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