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備戰禦敵

光緒帝頒布的對日宣戰上諭發出後，抗戰禦敵的政策迅速傳遍朝野內外。正如主戰派官員誌銳所說，“皇上明詔下頒，赫然致討，天下皆聞風思奮”,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奮起抗敵的愛國熱情。

宣戰上諭頒布後，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熱血沸騰，積極響應，立即電奏朝廷，“請親率馬步”各營赴前“進剿”倭寇。

依克唐阿是滿洲鑲黃旗人。初從軍之後參加鎮壓撚軍，其間功至佐領。後回吉林駐防，遷協領，再晉副都統。光緒五年(1879年),以副都統移駐呼蘭。次年，母丁憂歸裏。時值中俄伊犁談判，俄在遠東陳兵，使吉林東部的形勢極度緊張。他受命而出，募勇鎮守吉林中俄邊境重鎮琿春。光緒十五年(1889年)升任黑龍江將軍。史載依克唐阿“勇而有謀”,並有“驍將”之稱。

光緒二十年(1894年)夏，日本在朝鮮燃起針對中、朝的侵略戰火之後，正在家鄉的依克唐阿，深切感到“大敵當前，豈可袖手旁觀”!遂主動電請率師出征。在清將領中，他是最早主動請求抗敵的高層官員。

因此依克唐阿的請戰，立即引起光緒帝的高度重視，認為此舉“實屬勇往可嘉”,給予了鼓勵。當時，由於“奉天防務緊要”,並為加強邊境防線，光緒帝便命其率軍馳赴奉天“聽候諭旨”。

隨後，湖南巡撫吳大曼也“電奏請率湘軍赴韓督戰”,光緒帝欣然“允之”。

吳大曼字清卿，是江蘇吳縣人。初以編修出任陝甘學政，自此即關心國事民生，在此後經辦賑務與邊防中，政績顯著。光緒十一年(1885年),赴吉林與副都統依克唐阿會辦沙俄在琿春的侵界交涉，慷慨陳詞，爭回黑頂子及圖們江航行權，維護了國家權益。次年升任廣東巡撫，在任期間堅決反對葡萄牙侵占澳門。

光緒十四年(1888年),鄭州黃河決口，奉命前往治理，“治黃”取得突出成效，遂授河道總督，從而“盛負時譽”。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湖南巡撫。吳大昱在任官期間“猶好金石，探討訓故，書法亦道麗，文采纓風流，顯耀一時”。清政府對日宣戰傳到內地後後，他請征戰，可謂文人事軍，非其之長。但麵對凶惡之敵，作為任官於內地的吳大興，卻奮起請戰，充體現了他的愛國情懷。

在愛國熱潮日益高漲的時刻，負責漕糧積儲的倉場侍郎祥麟，也於七月十日(8月10日)“奏請赴海疆軍營報效”。光緒帝“覽奏”後，深有感觸地批示，“具見勇往之忱”,肯定了他的愛國精神。

但鑒於興師之際，倉場事務亦為繁重，故命其仍在原職盡力。此外，各處的武人及閑散官吏，也在當地一些督撫的支持下積極募勇練兵，準備赴前抗敵。

清軍高級將領，奉天將軍裕祿，在奉光緒帝的抗戰諭旨後，亦加緊在其所轄地區部署軍隊。並命前沿東邊道“募集民練”,與遼東各地守軍“齊力嚴防”。坐鎮長江中下遊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主戰態度越發明朗。原在光緒帝頒布對日宣戰上諭的前夕(7月31日),以“老成持重”著稱的劉坤一，分析時局，即在其奏片中陳述：“現在兵端已開，務在痛予懲創，即使刻難得手，亦可以堅忍持之。”他依據中國幅員遼闊和日本國土狹小等不同國情，提出隻要中國“堅忍持之”,日本“斷難支久”的遠見。可以說這種看法具有戰略性的眼光，是當時中國克敵製勝的關鍵。

此後，隨著各級官員認識的不斷提高，劉坤一的這種思想觀點，便被越來越多的抵抗派官員所接受，甚至也引起光緒帝和翁同和的重視。在對日宣戰後，他按照光緒帝要求東南各省“聯為一氣”以“固江防”的諭令，極力在吳淞等軍事要地加固防務，並“督飭各將士嚴密籌備”戰事。

同時劉坤一又“遵旨”派出兵艦開赴台灣，加強那裏的防務。此後，他還向清廷獻計獻策和舉薦良將，為抗日而竭思盡力。浙江巡撫廖壽豐，在“得旨”後，於鎮海等戰略要地“認真嚴防”來犯之敵。至於一些清廷的文職官員，在對日宣戰後，積極地向光緒帝及總理衙門出謀獻策，或大膽地參劾怯懦將領和謀求妥協的權貴。他們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成為輿論上的先鋒。

在清廷，遵照光緒帝的用兵、設防、練勇均以“籌餉為最要”的旨意，也在加緊籌措“用兵之需”的餉銀。自七月十日(8月10日)以來，除注重正常的財政收入以外，戶部與軍機處又接連請旨並獲得光緒帝的允準，指令各省關清理和上解“曆年積欠銀兩”。同時，還要求各將軍督撫，就戰事“近情”,妥善理財“通盤籌劃”,力保戰事“經費”。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清政府在財政方麵也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

日本大久平治郎曾評說：

對此，“日清開釁以來，帝。誠使支那(中國)君臣一心，上下協力，目的專注於戰，則我國(日本)之能勝與否，誠未可知也。”

如果說，在清政府對日宣戰之前，意識到戰爭的威脅極力主戰的，還主要是光緒帝和一些帝黨官員。那麽，到日本挑起戰爭和清政府被迫宣戰後，要求以戰爭自衛的官員迅速增加，並遠遠超出了帝黨的範圍。而且由此迸發出來的抗敵呼聲己超越出紫禁城，首先在國內的軍政界凝成一股愛國熱流。

可以說，在光緒帝頒布對日宣戰上諭後，中國出現了上下啟動一致對敵的態勢，說明中國的抗日鬥爭呈現出可喜的勢頭。

但是，在此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實際進程中，中國所出現的這種有利於抗敵的勢頭，不僅未得到進一步的延伸與加強，反而卻遇到來自統治集團的強烈幹擾。

宣戰後，敵我都處於加緊部署戰爭的階段，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也都傾注於戰事方麵了。不過，他們各自的出發點相同。光緒帝的對日態度日趨強硬，直至作出對日宣戰的決策。當初，在他的思想中除作為一個帝王固有的觀念之外，或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在主導方麵光緒帝完全出於“熱愛祖國的心情”。然而，他在清廷不操實權的地位，並未因此而改變。戶部尚書、帝黨首領翁同和，固然其思想較為複雜，但從維護清王朝的“基業”及其“尊嚴”出發，他也堅持主戰。因此在戰爭中，翁同和更得到光緒帝的信任，“每遞一折，帝必問臣可否。蓋眷倚極重”。至此，翁同和仍然是光緒帝的忠實支持者。

在光緒帝即位後，禮部尚書李鴻藻，曾成為當時清政壇上“清流”派的靠山，時而卷入清廷政爭的漩渦。在總理衙門任職期間，他從“以存國體為要”出發處理中外關係。光緒六年(1880年),中俄關於伊犁問題的交涉時，李鴻藻策動“清流”派大臣參劾崇厚擅簽屈辱的《裏瓦基亞條約》。

此外，在中法戰爭前，他反對李鴻章的妥協方針，極力主張出師援越抗法。因此，在時起時伏的政治環境中，李鴻藻也在其任官生涯中幾經沉浮。但是，他又有迎合西太後的本領，每當遇到挫折，又得到西太後的“加恩寬免”,使其終未離開清廷中樞。李鴻藻在光緒帝即位後的十多年間，他的對外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維護清朝“國體”這一思想脈絡。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關係緊張以來，李鴻藻也感到“事機已迫”,從而站在主戰的一邊。清廷統治集團核心中議處抗日戰事時，他多與翁同和密切配合，對光緒帝主持抗戰也起到積極的配合作用。此外，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雖然經常左右逢源，見風使舵但其對日的基本態度也向主戰靠攏。

作為清王朝主政的西太後，在此之前也曾表示不對日本妥協。到對日宣戰後，當她得知所謂葉誌超軍在牙山“屢勝”的訛傳時，於七月三日(8月3日)發出懿旨，認定此事“實屬奮勇可嘉”,遂命賞給葉誌超軍白銀兩萬兩“以示鼓勵”。說明她也希望對日戰爭獲勝，而且當時西太後的這種求勝心似乎更為急迫些。所以如此，從她一貫的對外態度來看，源於一種僥幸心理。

在此期間，盡量減輕影響準備中的“萬壽大典”,一直是她始終牽掛的最大心事。所以，西太後的抗戰態度是極不穩定的。但在戰局尚未明顯惡化之前，她還基本處於觀望之中。在清廷把持軍機處及總理衙門的慶親王奕助、禮親王世鐸及軍機大臣孫毓汶與徐用儀，皆為後黨的骨幹，他們始終同西太後形影不離。

原於七月中旬，在中日就雙方同時自朝撤兵問題的談判中，由於日本蠻橫地拒不撤軍，致使戰爭威脅日益加劇。這時，奕沂也感到“朝鮮之事，關係重大，極須集思廣益，請簡派老成練達之大臣數員會商”。

於是，經奕沂麵奏，光緒帝在六月十三日(7月15日)諭軍機大臣，命翁同和、李鴻藻與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大臣“會同詳議，將如何辦理之處，妥議具奏”。

在此後的中日戰爭期間，清廷中樞仍基本維持這種“妥議”戰事的狀態。可以說，這是在清中央組成的一個籌劃對日戰策的核心班子。在其中，牽頭人翁同和、李鴻藻，堅決主戰抗敵；但其他大臣不是西太後的親信就是觀風使舵的老朽。因此，在這個參謀班子當中，經常因商討戰策等爭論不休，致使有些重要問題竟不了了之。

所以在清中央，始終未形成一個“目的專注於戰”的、強有力的最高指揮中心。因而，往往演成光緒帝唱“獨角戲”的情景。

對外交涉、與用兵權在外部而言，依然掌握在李鴻章手裏。光緒帝以及軍機大臣、總理衙門所頒布的有關戰事的諭旨和指令，照樣都要通過李鴻章來實施。這種“舉天下戰守之事而任於一人”的局麵，在當時就有人指出“已屬可危之道。”李鴻章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前場主管外事與用兵事宜，處於各種矛盾的焦點部位，固然有其境遇之難。

但是，他本身既有其派係等私欲，又缺乏應有的膽略和高瞻遠矚的政治目光。有人說，在晚清李鴻章雖掌北洋曆經外交，但他卻“忽於為政之本，而又少重氣節”。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李鴻章的這種特有性格，無疑也是導致他對外怯懦的原因之一。在清政府對日宣戰的前夕，李鴻章的對日態度雖曾趨於強硬，但這隻是出於一時的被迫。到宣戰時，連了解一些清政府內情的駐華外使也知道，當時“李鴻章在軍事上沒有充分準備”。

宣戰後，他為了投合西太後的求勝心並出於庇護其親信將領葉誌超，在竭力向清廷報告牙山的虛假戰果之外，又迫不及待地透露給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中國仍隨時準備恢複各列強建議的和平談判”。

在宣戰上諭的剛起草完，李鴻章的心理重心又向倚外求和傾斜了。這個時候，英、美、意等國政府，相繼聲明對中、日兩國采取“局外中立”政策；隨後，沙俄也聲稱“不幹涉中日戰爭。”

但是，尤其英、俄兩強，又都企圖控製中日戰局，使之沿著有利於它們的方向發展。於是，英、俄便通過外交渠道，對中國率先采取了一些**性的小動作，時而放風試探。對此，李鴻章竟又為之動心。於是從七月九日(8月9日)以來，他接連致電總理衙門，鼓吹“英國極欲調停中日事務”,隨後又望風捕影地宣揚“俄人有興兵逐倭之意。”

原來，李鴻章即“無作戰之氣”,至此，連他在宣戰前夕被逼出來的一點強硬態度也明顯軟化了。麵對正在加緊調兵遣將決心擴大戰爭的日本侵略者，作為前敵的主帥李鴻章又向迷信外力退縮，無疑是一嚴重錯誤。

於是，光緒帝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電渝李鴻章明確指出：“俄有動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聯彼為援，致他日借詞要索，總須由我兵攻剿得勝。”接著命“李鴻章飭催水陸諸將，奮迅圖功，慎勿虛盼強援，轉疏本計。”

可見，光緒帝並非無視列強之間的矛盾，而是強調要警惕它們對我可能別有用心，告誡李鴻章切勿“虛盼強援”。在此，他又特別指出，應立足以本國力量抗擊日本侵略者，不可分散精力“轉疏本計”,以免有損於抗戰大局。

經光緒帝的駁斥與忠告，李鴻章乞求外援的活動有所收斂。但是，他迷信外力的基本態度沒有改變。所以在此之後，李鴻章仍將光緒帝的反複勸告置於腦後，始終下不了抗戰的決心。這給中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自衛戰爭投下了深深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