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對日宣戰
甲午中日戰爭，是在風雲複雜的國際形勢中發生的。在戰前，英、俄等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在華利益已經在進行著激烈角逐。當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時，除了美國為坐收漁利繼續公開支持日本軍國主義者之外，英、俄的態度錯綜複雜。一方麵，它們既惟恐日本插足中國可能觸犯其在華的侵略利益和打亂自己爭瓜分中國的計劃，因此都對日本都存有戒心；另外，在它們相爭衡激烈的情況下，特別是英國想利用日本軍國主義武士的刀鋒來為其牽製對手。
因此，當日本大肆向朝鮮運兵極欲挑起侵華戰爭之時，首先是早已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侵略野心的沙皇俄國慌了神，怕日本打亂它對中國的擴張日程，公開聲稱，“對於朝鮮事件不能采取熟視無睹的態度”。
隨後，沙俄政府通過它的駐日、駐朝和駐華公使的多方秘密刺探，摸到了底細，從而它對中、日又采取了“中和”對策。一方麵，它通過其駐日公使“以友好態度告知日本政府”,勸其“自朝鮮撤退軍隊”;另一方麵，沙俄駐華公使喀希尼又向李鴻章表示，希望清政府與他們“彼此同心力持”,並一再宣稱，要為中、日糾紛進行“調處”。
事實上，沙俄政府還從本國的處境和利益出發，逐漸確定了觀望形勢、待機而動的方針。居心叵測的沙俄，態度越發明顯，它絕對“不願為中國而戰。”
對此，沙俄駐華使館參讚也向李鴻章委婉表示，“俄隻能以友誼力勸倭撤兵，再與華會商善後，但未便用兵力強勒倭人”。到此，它的態度即已公開化了。
同時英國也曾揚言願為中日進行“調處”。
但是日、英之間通過一係列的外交活動，他們達成了一項日本以不影響英國在華的侵略權益為條件的秘密諒解；並且英國又有意利用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來抵製沙俄的對華擴張。所以英帝國主義者更“不會以武力幹涉來製止戰爭”。實際上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英國逐漸扮演了支持和縱容中的幫凶角色。
曆史事實說明，無論英、俄還是其它列強，對半殖民地的中國都睽視已久了，它們均不會單純為中國的利益而自願效勞。
這些帝國主義侵略者散布的“同心”也好，“調處”也罷，無不是為了維護各自的侵略利益所玩弄的伎倆。帝國主義列強，對被它們侵略的國家，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在表麵上聲稱為“友”,但在事實上卻是披著狼皮的偽善者。
麵對明火執仗的日本侵略者，如何對待這些口蜜腹劍的偽善者?是把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完全押在這些所謂“調停”者身上；還是立足於國勢力量的基礎上，積極備戰準備迎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挑釁?顯然這是關係著社稷安危一個要害問題。
西太後及其親信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鴻章的懦弱無為匯集成一個共同的對外心理，那就是由懼強和媚外。
在中、日開戰前夕，西太後也曾表示過讚成“主戰”的意向，但從其所作所為明顯彰示，她的“主戰”隻不過是一種僥幸心理使然。其實，西太後還企圖先造些聲勢再通過李鴻章與日本周旋一番似乎就可了事。
實際上，西太後對俄、英的虛偽“調處”是寄予了極大幻想的，她根本沒有準備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站在國事第一線上的李鴻章，令人發指的是，其從一開始就對俄、英聲稱的“調處”和它們所放出的虛偽諾言“深信無疑”,並對此視為困難的唯一出路，一直做著所謂“以夷製夷”的黃粱美夢。
因此，他與俄、英等駐華使官頻繁接觸，一再乞求這群披著偽裝的列強侵略者出麵調停。甚至還妄想讓他們進行武裝幹涉，且就此自欺欺人地對清廷統治集團宣揚“俄必有辦法”;或肆言英國“肯發兵助我代倭”等等，極力散布迷信外邦的幻想。
因此李鴻章對備戰“一味因循玩誤”,“希圖敷衍了事”。對敵采取避戰政策，拒不進行戰守準備，越發把己方置於束手待斃的被動地位。
與此相反，光緒帝和以他為首的抵抗派官員，為了積極地推行備戰抗敵的方針，對西太後和李鴻章迷信外力，希圖避戰求和的行徑進行了堅決地抵製和鬥爭。
這又成為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清廷統治集團中抵抗與妥協這兩大政治勢力之間所展開的首次激烈較量。
光緒帝在表明主戰的同時，就采取依靠本國力量強戰備部署。因此，他為了集中國力籌備戰守，竟敢冒犯“老佛爺”西太後的旨意，“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無疑光緒皇帝對西太後的不滿情緒已有多年，可是公開違抗西太後的旨意，這卻是自從他登上皇帝寶座以來的第一次。
裝修頤和園，實為西太後準備在“萬壽”慶典時擺威風、誇耀其“聖德”的主要項目之一。現在光緒帝讓她就此罷手停工，豈不觸動了她的肝膽其令勃然“大怒”?不過，西太後鑒於內外形勢的壓力，後來不得不發出懿旨無奈地表示，在“興師”之時，“不能過為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對“萬壽”慶典的籌備事項可以作一些簡化。其在嘴上這樣說，但在心裏卻極為不悅，她曾對人揚言，“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令彼終身不歡。”所以，這件事使西太後加深了她對光緒帝的仇忌。
在這期間，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抵製清廷妥協勢力的鬥爭，更直接、更主要的是集中於站在前線的李鴻章身上。
針對李鴻章的“調處”幻想與消極禦敵，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光緒帝特意電諭李鴻章，言敵激烈。
在電諭當中，光緒帝既嚴厲斥責了李鴻章麵對來勢洶洶的外敵“不欲多派兵隊”的怯懦態度；又強調指出了俄國可能另有“別謀”。在此，光緒帝已十分明確地揭示了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兩個極為尖銳的嚴峻問題：
應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戰爭的嚴重現實，決不能停於口舌之爭，必須進行緊急的禦敵準備；
要警惕俄國聲稱進行所謂“調停”活動的陰謀，不能麻痹上當，實為告誡李鴻章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外國“調停”上麵。
總起來說，光緒帝在電諭中強調了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在戰爭威脅麵前，要立足於本身的力量，積極地預籌戰備。
對於光緒帝的這些至關緊要的諭令，手握外交重事、用兵大權的李鴻章，居然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繼續加以搪塞。因此，在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形勢更加緊張時，光緒帝又通過軍機處向李鴻章發出了一個措詞比較嚴厲的電諭，對李鴻章敷衍塞責的行徑給予了更加嚴厲的訓斥；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陰謀揭露得昭然若示。特別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國勸阻，亦徒托空言”決不可信。從而對於籌備戰守作了比較全麵、周密的部署。
不久，光緒帝又就李鴻章擅自乞求英國領事轉請其政府派艦隊赴日“勒令撤兵”一事，再次向他發出諭令，再次申明，對於日本的肇釁“中朝自應大張撻伐，不宜借助他邦(重點號引者加),致異日別生枝節。”在此光緒帝還鮮明指出，對於這種乞求外力、“示弱於人”的事，今後“毋庸議”。
到此，光緒帝反對一味依賴外力的態度，已非常明顯。
與此同時，事中褚成博也上奏指出，“日本覬覦朝鮮，意甚叵測”,對李鴻章“欲倚以集事”的懦弱言行，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揭露。他認為，沙俄進行的“調停”活動，“實欲坐收漁人之利”;英國表示的“助我”,同樣是“陰遂要求之計”。因此他認為，絕不能被“彼族所愚弄”。強調中國“惟有決意主戰”,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
在這明槍暗箭一齊發來的嚴重、複雜的國勢麵前，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既清楚地意識到，日本侵略者必將把戰爭強加在中國的頭上；又敏銳地覺察到俄、英等列強的“調停”活動包藏著險惡的用心。他們反複指出，這種外力依賴不得，必須立足於本國力量的基礎上迅速加強戰備，禦敵衛國。
在甲午戰雲襲來的日日夜夜，光緒皇帝與翁同和等樞臣，在書房等處埋頭批覽奏報、籌劃對策，不時地通過軍機處向李鴻章發出諭電，督促其積極進行戰備。他們為了禦敵衛國，真可謂是“宵旰焦勞”。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實權的西太後，在當時除了偶爾派人傳遞一下她的懿旨，或在樞臣會上露露麵，發幾句不著邊際的空論而外，依舊終日在顧和園沉醉於縱欲享樂。
西太後不僅戰爭威脅根本不放在心上，反而對光緒帝的疑忌之心卻是有增無減。這時，她仍在幕後操縱局麵，並通過其心腹官僚，對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的備戰禦敵活動進行百般地阻撓和幹擾。西太後的親信官僚、軍機大臣孫毓汶，就仰承其旨意，並“迎合北洋(李鴻章)”,對光緒帝籌劃的禦敵之策，“陰抑遏之”。
此時天津的李鴻章，在他的總督官邸，卻顯得相當忙碌，時而會見俄、英等使節；時而主持上呈下達的文電；並不斷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東京等地的駐外公使發電探風傳令。然而他所做的，均為了推行他的“以夷製夷”的方針，按妥協的宗旨做事。對頻頻而來的駐朝將領的請援、請戰電報，李鴻章要麽駁回；要麽將其擱置一邊。
朝廷發來的那些敦促其認清危局、加緊備戰的諭旨，始終未引起李鴻章的重視。他深悉清廷的內幕和西太後的心意，所以不操實權的光緒帝，發給他的這種電諭越急、越多，李鴻章的抵製活動也愈公開、愈明顯了。
麵對日本預謀的侵略戰爭，秉承西太後懿旨的李鴻章，執意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列強的“調停”之上。
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六月初二日(7月4日)光緒帝接連發出兩道上諭，明確指出形勢危急“將有決裂之勢”;外國的“調停”純係“徒托空言”,一再敦促其立即進行全麵戰備，以免“貽誤時機”。可是，六月初四日(7月6日),李鴻章仍然電令已陷入日軍包圍之中的中國駐朝守軍：“現俄英正議和，暫宜駐牙靜守，切母多事。”還在做其依靠西方列強的幻夢。
直到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已在朝鮮集結重兵，擺好隨時戰鬥的架勢，但李鴻章仍然對中國駐朝守軍將領要求準備自衛的呼聲不予回複，繼續抗拒光緒帝的嚴正指令，電示駐朝守將葉誌超“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切記勿忘，汝勿性急。”在敵我衝突之初，出自鬥爭策略的需要不開頭一槍，這在中外戰爭史中當然不無其例。然而李鴻章堅持主張的“不先與開仗，卻是解除自己思想和戰備武裝、把命運寄予別國的妥協思想”。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本侵略者開始按計劃行動了。派兵闖入朝鮮皇宮，扶植傀儡政權，並向中國守軍進行武裝挑釁，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
就在硝煙彌漫朝鮮京城之日，李鴻章在給清政府中央發來的兩份電報中，居然借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之口，說“中國若添兵即以殺倭人論”。按他邏輯，日本軍國主義者可以霍霍磨刀、為所欲為；中國絕然不可準備自衛。
同時李鴻章還煞有介事地說，“俄有十船可調仁川，我海軍可會辦”。繼續製造依靠沙俄的幻想，抗拒光緒帝的備戰指令。
李鴻章在租用英國輪船向朝鮮運送援軍，實際是他精心設計的一起與光緒帝的抗戰方針“對著幹”的舉動。
但日本侵略者卻發動了**裸的戰爭行動，偷襲船隊，擊沉英輪“高陛”號，使中國一千來名官兵壯烈犧牲，公然不宣而戰，發動了侵華戰爭，一八九四年為甲午年，故史稱“甲午戰爭”。事後，李鴻章竟以僥幸心情，得意洋洋地向光緒帝報告：日本擊毀懸掛英旗的船隻，“英國必不答應”,似乎還在為自己的“傑作”大加炫耀。
這時，他為了裝扮一下要進行抗戰的樣子，應付一下來自朝野的主戰呼聲，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領戰船出洋巡邏。但就此區區小事，李鴻章竟大做文章，他在給清廷的電報中大言不慚地說，“已飭海軍提督丁汝昌統帶鐵快各船，馳赴朝鮮洋麵，相機迎擊。”可是他在給丁汝昌的密令中，卻指示要“相機進退，能以保全堅船為妥”。中日戰爭已拉開序幕之時，李鴻章還在玩弄手法，對光緒帝等在硬頂之餘又施展騙術。
其時，李鴻章等妥協派還有一個思想根結。早在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光緒帝明示要他預防戰事時，李鴻章就“兩次陳奏，均以籌款為先”進行抵製。到六月初二日(7月4日),當李鴻章剛剛接到令其加緊進行戰備的電諭後，他又陳詞，“臣久在軍中，備嚐艱險，深知遠征必以近防為本，行軍尤以籌餉為先。”聲稱北洋海軍“戰艦過少”,兵勇不足，要籌戰備，還需要二三百萬兩的餉銀。
他軍意思就是說，隻有“先籌二三百萬兩的餉，方可戰”。在此，李鴻章便公然提出了備戰的前提條件。
毋庸諱言，備戰興師確需款項。但李鴻章從主建北洋海軍那一天起，就“以備緩急之用”為借口，並曾宣揚戰事切免“臨渴掘井”,要“預防未然”。
但到這時，僅僅用於北洋海軍方麵的費用，就已“糜帑千數百萬”了。當時有人斷言，“現在北洋兵力軍儲甲於天下”,並非誇張。然而到真要用兵時，李鴻章卻大叫“戰艦過少”,兵勇不足，竟然要“臨渴掘井”了。李鴻章本來知道，清政府的國庫已“萬分支絀”,“遽籌巨款，亦屬不易”。
可是現在他竟然一張口就要二三百萬兩，無非是借機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施加壓力，進行要挾；也是為他自己堅持妥協方針、一味敷衍貽誤戰機尋找借口。
麵對這些來自內外的抵製和壓力，光緒帝的主戰態度依然毫不動搖。
他堅持反對依賴外國的“調停”和許諾，立足本國，積極備戰設防，誓傾國力以禦外敵。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光緒帝收到李鴻章繼續鼓吹要與俄國艦隊“會辦”的電報後，頓時“盛怒”,立即下令“擬電旨致北洋(李鴻章)”,“命不得倚仗俄人”。
這時，牙山守軍告急；日軍偷襲運兵船隻進而襲擊中國守軍等消息亦頻頻傳來。對此光緒帝尤為憤慨，連續向李鴻章發出電諭指出：你原來固守“釁不自我開”而觀望態度，然而現在已“釁開自彼”,理應“立即整軍奮擊，不可坐失機宜”了。接著於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光緒帝又通過軍機處寄諭給李鴻章，以極為憤怒的言詞發出了嚴正的警告。
對內，光緒帝雖然知道國庫枯竭財政困窘，但他為了全力資助戰事，在見到李鴻章的請款奏章之後，便立即密諭戶部和海軍事務衙門“會同妥議”,竭力籌辦。
正是在光緒帝的督促之下，戶部和海軍事務衙門從鹽課、海關稅、各省地丁銀及東北邊防經費等項中各集一百五十萬兩，共計三百萬兩“由李鴻章分別提用”。李鴻章的索款急圖，並非為了了積極地備戰抗敵；但光緒帝卻力排萬難，認真籌措，滿足了李鴻章的請款要求，充分表現出他一片備戰衛國的誠心。
在國難當頭的緊急時刻，光緒帝為排除備戰禦敵的重重幹擾，可以說是費盡了心力。
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在清王朝統治階層當中，一般說來，光緒帝和那些抵抗派官員的態度是互為影響的。作為一國之君的光緒帝的態度和作為，確實具有更加突出的影響力。
因此，由於在手握實權的妥協勢力包圍之中的光緒皇帝，旗幟鮮明地堅持禦敵衛國的正義立場，便進而促進了清王朝統治層內部抵抗力量的增長。
特別是在日軍偷襲中國運兵船和向牙山中國守軍發動進攻的事件發生後，中國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矛盾急劇尖銳，在朝野內外激起了強烈的反響。
與此同時，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抵抗派的活動也日趨活躍，他們為了推進抗戰，與妥協派又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在此期間，當光緒帝與翁同和等，在清廷統治集團核心與妥協權貴拚力周旋於內；其他一些抵抗派官員又通過具折上奏的方式力爭於外。他們內外呼應、君臣配合，對日本侵略者“不遵公法，肆其憑淩”,蠻橫“起釁”等暴行，進行了強烈的聲討。
並且這些人又同仇敵愾地對李鴻章“欺朝廷”、“抗廷議”、“甘受淩侮”、“禦敵兵則怯”、“屢失事機”等誤國行徑也展開了猛烈的抨擊。
原來的帝黨中堅、現在的抵抗派骨幹誌銳，沉痛地指出，對日本侵略者“我愈退，則彼愈進；我益讓，則彼益驕；養癰貽患，以至今日”。他疾呼：“軍國大計，利害所關”,要求光緒帝速籌應急之計。此時誌銳等還是把希望寄於光緒帝的諭旨之上。
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變化，一些抵抗派官員也逐漸地意識到，單純依靠呼籲、敦促及以光緒帝發布諭旨的辦法，來促使李鴻章等權貴起來籌戰抗敵，是徒勞的。主戰派迫於形勢不得不進一步考慮采取新的對策了。
侍讀學士文廷式上光緒帝的《奏朝鮮事機危迫條陳應辦事宜折》,其視野便有所擴展。在這個奏折裏，他從總結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灣以來的曆史教訓和當前的危機形勢出發，認識到俄、英列強進行的“調停”活動，皆是“將逞其詭謀，自益而損我”的詭計；並且他深刻地指出，“李鴻章立功之始藉資洋人，故終身以洋人為可恃”。基於這些文氏便向光緒帝上奏提出了“明賞罰”、“增海軍”、“審邦交”、“戒觀望”等建議。要求從“補偏救弊”入手，來排除幹擾推進抗戰。
他提出這四項建議的中心內容是，主張建立“候旨錄用”的軍製，即製訂由光緒帝任命海、陸軍各級將領的製度，打破由李鴻章獨權控製海、陸軍的現狀。文廷式認為，通過這種辦法既可以除掉軍內“黨習既深，選才亦隘”和“賞罰不公，賢愚莫辨”等弊端；又可以擺脫受列強欺淩的危險。達到“庶使將士皆知共戴天恩，感奮思報”,使光緒帝可以直接調遣軍隊，早日挽救抗敵的被動局麵。
文廷式提出的這些應急建議，較原來抵抗派官員隻力圖通過光緒帝發布電諭的方式，來敦促李鴻章備戰禦敵的想法無疑是前進了一步。
這些建議，可以說是觸到了清軍體製方麵的一些弊端。如此，顯然有利於擺脫李鴻章對清軍的控製，對改變抗敵的被動局麵，具有一定的改革意義。但要想做到卻是很難的。
光緒帝為了組織備戰禦敵，確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日本侵略軍擊沉中國運兵船事件發生後，他還向李鴻章發出了警告的諭旨。
然而這一切，李鴻章均概不放於主事處理，中國軍隊在朝鮮的被動地位仍未改變。
鑒於這種嚴峻局麵，光緒帝為了扭轉不利的戰局，推進抗戰，對文廷式等人要求對某些軍政弊端進行改革的建議引起了重視，逐漸產生了“欲開言路”等思想主張。
在曆史上，“開言路”對一個比較開明的君主來說，並不是什麽新奇的事；而且光緒帝的這種“欲開言路”的主張，尚不足以說明他在此時已產生了明確的革新思想。但在當時的現實情況下，光緒帝為適應振作抗敵的需要，試圖通過“開言路”、采眾議的途徑來廣泛籌劃禦敵之策，顯然是一種勇求進取的思想傾向。在中日甲午戰爭的前夕，光緒帝也確曾衝破清廷權勢者們的重重阻撓，向群臣疆吏發出了一些要求他們“等議”戰事的諭旨；對一些要求啟用善戰人才等建議，他也準予采納。
事實表明，隨著侵略戰爭的急迫，在抵抗派官員的支持與促進下，光緒帝確在振作抗敵的道路上，不斷地向前邁進了。
在那硝煙彌漫的日子裏，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從清王朝統治層發出的這種振作抗敵的聲音，與來自朝外要求奮起禦侮的呼聲，殊途同歸地匯集成日趨高漲的愛國聲浪。
這種形勢的出現，對清廷統治集團來說，不管他們的態度如何，這畢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巨大勢頭。同時，李鴻章的“以夷製夷”的消極對策，後來也落了個“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的後果，使其露骨的妥協活動不得不暫且收斂。因此，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在當時便逐漸占了上風。
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發布了基本體現抵抗派主張的對日宣戰上諭。這個上諭在闡述了“中外所共知”的中、朝曆史關係之後鄭重宣告：
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
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麵開炮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
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
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
至此，清政府義正、莊嚴地布告中外，正式向日本侵略者宣戰。
諸多的曆史事實表明，清政府的對日宣戰，是被迫采取的反侵略自衛行為，它的正義性是鮮明的。而這一事件所以發生，從清朝統治集團來說，卻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通過與妥協勢力進行反複鬥爭所取得的最終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