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甲午風雲戰火起 嚴峻考驗麵前

西太後自從在清王朝主政以來，對內多疑陰狠，不遺餘力鏟除異己地，專恣威福不稍假借；對外則閉目塞聽，虛驕自傲，遇敵先以盲目強橫，於是即便是妥協、屈辱。在光緒帝“親政”後一段時間內，她遊逸於顧和園、三海的殿閣碧水之間，以向臣民彰顯自己“情願”歸政的姿態，同時也顯露了其驕奢**逸的本性。同治十三年(1874年),她四十歲壽辰，本想隆重的慶賀一番。但恰值列強四處擴張，致使邊疆警報紛傳，日本尋機進犯台灣；朝臣“海防”、“塞防”爭執之聲不絕於朝。因此，祝壽之事大掃其興。光緒十年(1884年),正當她準備隆重慶祝五十大壽時，中法戰爭又一次衝破她的美夢。現在皇帝已“親政”,頤和園也已複修完畢，西太後覺得應該體麵、風光地將六十“萬壽”好好慶祝一番了。因此，於光緒十八年十月初六日(1892年11月24日),光緒帝“深體聖心”,提前便下了一道諭旨：

所有應備儀文典禮，必應專派大臣敬謹辦理，以昭慎重”。

隨後，軍機大臣及有關部門紛紛派以職任，大張旗鼓開始籌辦了。次年春，還專門成立了籌辦慶典機構、委以主管。至此，為西太後置辦的器具衣物與珠寶首飾等源源入宮；而且宮廷內外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修飾，以及慶典期間一係列慶賀筵宴等的準備都迅速展開。與此同時，地方各高官貴員的進呈報效也在緊張籌辦。舉國上下，猶如沉浸在一派節日將臨的“喜氣”之中。

不料，她一生“萬事如意”,可恰逢到“萬壽”良辰偏不能稱心遂願。這次正當朝政內外個力以赴準備大慶其“萬壽”時，卻“迎來”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再一次擾亂了她的壽辰夢。為此十年後，章太炎在西太後七十“萬壽”前夕詠了如下一副對聯：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隻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七十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

對西太後專權禍國的醜惡行徑形象地進行了鞭撻。

十九世紀末，中國和朝鮮成了列強爭奪殖民地的角逐重點。就在西方的殖民者互相爭橫的同時，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之後崛起的日本，便逐漸走上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明治天皇即位時叫嚷，“日本乃萬國之本，要開萬裏波濤，國威布於四方”。其實，這表露了日本統治者向外擴張的“狼子野心”。其“大陸政策”的核心，即是有步驟地用武力向朝鮮和中國乃至世界進行侵略擴張。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公然對我國台灣的武裝侵犯，便是它推行大陸政策的嚐試。翌年日本又占據了千島群島；光緒二年(1876年)進而兼並了小笠原群島；並武力脅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獲得了通商、租地、領事裁判權和在朝鮮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權。從此，日本全麵向朝鮮滲透，並百般排斥清政府在曆史上形成的對朝“宗主權”;光緒五年(1879年),又將琉球群島改為衝繩縣，納入其版圖。

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便把準備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列入它對外侵略擴張的重要議程。為此，日本大肆擴充軍事力量，並通過各種途徑極力刺探中國的軍政情報，“準備著在最有力的時機

實現他們的大陸政策”。光緒二十年(1894年)春、夏之際，已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國，又麵臨新的侵略戰爭的嚴重威脅。

中法戰爭之際，光緒十年十一月(1884年12月),朝鮮國王在清軍的幫助下，迅速鎮壓了日本策動的“甲申政變”。日本就此對清政府進行要挾，於光緒十一年與清政府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專條》中規定，朝鮮今後若發生重大變亂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需要向朝鮮出兵時，必須事先相互通知。這種規定，進一步加強了日本在朝鮮的地位。此後，日本便加緊策劃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準備。

光緒二十年(1894年)春，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由於曆史上根深蒂固的中、朝關係，清政府應朝鮮政府請求，派出直隸提督葉誌超率兵赴朝，協助朝鮮統治者鎮壓人民起義。就清政府鎮壓人民革命的本身來說，固然具有無可否認的反革命性；但從當時中、朝統治者之間的曆史關係而言，這又是必然的事務。何況清政府在向朝鮮出兵時，遵守了曾經簽定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主動地通知了日本外務相。顯然，清政府這次向朝鮮出兵，從當時的國際關係說來，並屬正常國事。

但是，早已蓄意挑起侵華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卻以此為借口趁機無理糾纏，肆意擴大事態，借口“保護僑民”大量向朝鮮運兵。同時，日本政府還迅即組成了戰時大本營，“在橫須賀及廣島加速運送軍隊上戰艦的準備”。並無視清政府和朝鮮政府提出的中、日同時自朝鮮撤兵的要求，繼續向朝鮮增兵。日本軍國主義者已決心利用這一時機“不惜以國運為賭注，與中國作戰”了。

同年六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在朝鮮“已密布戰備”,且肆意向駐朝的中國守軍“乘機挑釁”,從而使中、日兩國關係劍拔弩張。

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咄咄逼人的情勢下，清王朝的最高當權者西太後依然處於不理不問的狀態中，“視東寇(日本侵略者)若無事者”,終日渾渾噩噩“惟以聽戲縱欲為事”,對嚴峻的中外形勢和國家的安危概“不關心”。

更為令人氣憤的是，本來清政府的國庫空缺，現在又麵對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挑戰，國家應緊急備戰禦敵，軍費大增。可是，西太後為了準備六十“壽辰”慶典，仍然“鋪張揚厲”。不僅命各地的疆臣大吏“先期”派員“入覲祝酸”,還要在頤和園一帶“分地段點景”,以粉飾其所謂的“升平”景象。為此，她繼續動用大量的錢財供其揮霍，造成軍用“大虛”,使國家的戰備陷入“籌款殊難”的困境。

在誤國殃民之事上，西太後與李鴻章總是君臣裏表的。西太後無視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還在醉心於糜華享樂之中，對外無所事事。李鴻章從戰事之始也照樣毫“無作戰之氣”,本著妥協的宗旨，對步步緊逼的日本侵略者“一味因循玩誤，輒借口於釁端不自我開”,竭力避戰，把清軍置於被動挨打的境地。由於西太後、李鴻章的妥協政策，不僅使中國遭到侵略戰爭的威脅日益加重；也給中國的備戰抗敵製造了障礙。

甲午中日戰爭，對光緒帝而言，是“親政”以來所遇到的一次最為嚴重的中外事件。但是，這時的光緒帝，即登實為“親政”但卻內受西太後的壓抑；外臨強敵的緊逼。在這種尖銳複雜的現實麵前，光緒帝作出怎樣的選擇，無疑是對他的一次嚴峻考驗。

在當時的曆史情況下，光緒帝如果西太後與李鴻章等當權者一樣，也對國家和民族的安危視而不顧，妥協附和，當然他可以得到西太後等人的喜歡，或能給個人換來一時的苟安。

如果他要顧及清室的“基業”,與西太後、李鴻章等權勢者形成對立，很顯然，他每前進一步都要遇到來自內外的重重壓力，也會給自己的政治前途帶來極大的風險。

在中日關係緊張前，年輕的光緒帝為了擺脫自己受製於人的境遇，曾試圖與西太後爭衡。說明他在那時的基本思想傾向，仍集中在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勢之爭上。但是，到光緒二十年五六月(1894年6、7月)間，光緒帝和一些帝黨官員對日本軍國主義者製造的戰爭威脅，開始越發深切的關注。

他們惟恐日本大舉侵入，將使“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對其政權和國家的前途憂慮重重。恰恰是在這種情況下，到七月中旬，光緒帝審時度勢，跳出了在統治階層內部爭奪權力的小圈子，決然作出了選擇，公開站出來“一力主戰”,積極支持一些官員要求備戰抗敵的類議；不斷發出電諭責令李鴻章加緊“預籌戰備”,全力籌劃禦敵抗戰事宜。事實說明，這時的光緒帝已態I度堅決地站在了反侵略的立場上了。

當時的光緒皇帝，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雖然處於不具實權的地位，然而他畢竟還是名義上的一國之君。鑒於外侮淩逼，他公開站出來號召禦敵抗戰，這在清王朝統治階級立即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清廷內部，由於光緒帝鮮明地表示禦衛國，首先使一些也有抵禦外侮意願的帝黨和其他一些官員受到了鼓舞。如侍郎誌銳和禦電安維峻等人接連上奏，要求備戰禦敵，並公開抨擊後黨官僚和李鴻章等人“因循”誤國行徑，直接支持光緒帝的抗戰主張。

時到此刻，就是久經宦海、平時對“老佛爺”西太後“栗栗恐懼”的翁同和，在樞臣會議上也敢於陳述己見了，與光緒帝緊相呼應。

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原來與帝、後之爭沒有多大關係的一般官員和士大夫，他們出自“憂國”等激憤心情，也紛紛言戰，與光緒帝上下配合。於是，在國勢危急的險境中，由於光緒皇帝公開主戰，使在西太後控製下猶如一潭死水的清廷內部，頓時激起了一股衛國抗敵的主戰潮流。至此，一切要求抗敵禦守的官員士大夫，便都集聚在光緒帝的周圍了。

當時，在地方實力雄厚的洋務派顯要官僚張之洞、劉坤一，他們的思想十分複雜。尤其這兩個人對帝、後的糾紛都懷有戒心，謹慎避之。

因此，在甲午中日戰前他們的公開態度是較為暖昧的。但當張之洞得知“上(光緒帝)主戰”的消息以後，他的思想也逐漸轉向抗敵。光緒帝命沿海要地督撫“不動聲色，豫為籌備(戰防),勿稍大意”,他便向其屬下傳達“朝廷甚注意江防”。在他的主持下，長江一帶作了一些較認真的防務事宜。當時的劉坤一，其態度也在逐漸向主戰派靠近。隨著戰局的發展和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在以光緒帝為首的清廷主戰派的影響下，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態度都有了新的變化。

光緒帝在外敵當頭的緊要時刻，挺身而出公開主戰，積極籌劃備戰禦敵之策，顯然是順應了廣大軍民不甘屈服於侵略者的愛國要求。同時，在具有一定的民族情感、憂慮國危的官員士大夫階層，也產生了相當大的號召力。如國子監司業瑞洵說，由於“皇上宸衷獨斷”,極力要求備戰禦敵，則使“凡有血氣(者),罔弗攘祛思奮，敵愾同仇，爭獻禦侮折衡之策”;廣西道監察禦史高燮曾也說，“皇上(積極籌劃禦敵戰事)宵旰焦勞，實足以感動天下臣民，敵愾同仇之誌。”可以說，光緒帝與西太後、李鴻章等實權派的對外態度相反，不顧個人的得失，決然站在了禦敵主戰的政治立場，這就等於在昏暗的清廷當中樹起了一麵招展耀目的旗幟。它以一種特有的吸引力，使一切不甘被外敵**的臣民紛紛聚結在它的周圍。從而，促進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分化，有利於反侵略力量的聚結，對推動抗戰顯然是有曆史意義的。

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強行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曆史條件下，集聚在光緒帝周圍的這支抗戰力量雖然它的基礎還是原來的帝黨，但其範圍卻比以前擴大得多了。尤其是使他們連結在一起的主軍思想，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已不再反為了爭權奪勢，而是為了衛國保社稷。所以，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圍繞光緒皇帝擴展起來的這支政治力量，在實際上已由原來的帝黨發展為甲午中日戰爭中的主戰派了。

到這時，在如何對待日本侵略者的這一國事問題上，與以西太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派尖銳地對立起來。顯然，這期間的帝、後之爭，在實質上已演變成主戰還是主和、抵抗還是妥協的矛盾和鬥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