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黨之間明爭暗鬥
自從光緒帝以一個皇帝的身份直接影響朝政以來，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出現了一般稱謂的後黨與帝黨，這已是人所周知的曆史事實了。顯然這種所謂的黨，並非指近代的階級政黨而言的，它隻不過是在清王朝地主階級統治集團裏分離出來的兩個派係。
但任何的政治派係，又都不可能完全孤立的存在，它自然要與社會矛盾和民族鬥爭發生某種聯係，反過來又會對國家的政局產生一定的影響。
清廷中的這種後黨與帝黨，就其產生、形成和演變的具體情況來說，因為比較隱蔽和複雜，尚難加以確切地說明。但從各種跡象看來，它是伴隨著光緒帝的地位逐漸顯露及其影響的日益擴大而逐步產生和形成的。並且這一過程，又與西太後強烈的權勢欲，頑固的封建專製主義立場及清廷統治集團內部不斷分化聯係在一起。所以，帝、後黨產生的基礎，是出自清廷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但其發展演變，又與社會形勢，中外關係，尤其是與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國家危機的加深密切相關。
大致在一八九四年(光緒20年)甲午中日戰爭以前，是帝、後黨從產生到逐步形成的階段。由於西太後與光緒帝所處的具體地位不同，他們各自的派係勢力也不是同時形成的，事實上，後黨的形成是先於帝黨的。
自“同、光以來，內外重臣，皆孝欽(西太後)所親拔”。當然這些遍布王朝上下的“重臣”,便成了西太後的統治基礎。
可是，在西太後強立我派為帝的時候，在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當中便出現了新的裂痕。當時西太後雖然施以各種手段力求使之彌合，然而由於它的根源未除，這種破綻也就不可能得到徹底消除。
從此以後，西太後為了維護其專權地位，繼續穩定她的統治陣腳，便加緊設“防”。可以說，這就是帝、後派係勢力產生的背景和源起。
西太後原來認為，通過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光緒小皇帝，可以收到一前雙雕之效，既可長期把光緒帝死死地控製在自己的手裏；又可以堵住他人之口。
但是光緒帝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可能使他完全變成一個任意擺布的裝飾品。至於其臣下的不同反響，也不是單純用高壓手段可以全然壓服的。
尤其是在視權如命的西太後看來，光緒帝本人似乎還無足為俱，但他卻居於一個國君的位置上，而且其年齡又在不斷增長，這一事實，確乎使她感到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在威脅，唯恐光緒皇帝有朝一日可能擠掉她在清王朝中的權位。
於是，西太後在繼續在光緒帝身上下功夫的同時，又極力進行排除異己和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的活動。
恭親王奕訴，本來是西太後得勢的一個最為有力的支持者。正是由於他們的密切配合，於一八六一年(鹹豐11年)發動的宮廷政變得以順利告成，西太後奪取了清廷的大權。
由此，奕訴也受到西太後的特殊器重，接連授予議政王、軍機及內務府和首任總理衙門大臣等要職，並使奕訴獲得王爵世襲、親王雙俸等一係列的恩榮。
在此後的多年裏，奕訴一直主持清中央內政、外交的“樞紐”軍機處，是西太後最為得力的一個“臂助”。
後來到六十年代末期，在圍繞著權勢問題上，西太後與奕訴之間便發生了一些磨擦，奕訴與東太後合謀殺掉安德海事件，即是一個突出的表現。
因此，當這一件事發生後，西太後也“深有恨於恭王(奕訴)”。不過在這期間，他們之間的矛盾還隻是處於潛伏狀態。
繼此而後，西太後立載活為帝；光緒小皇帝與東太後的關係日益密切；奕訴又與東太後頗有往還，於是西太後與奕訴的矛盾又加上了新的刺激素而日趨尖銳。東太後死後，西太後便把她的怨恨集中在奕訴身上了。
到中法戰爭爆發的前夕，西太後便趁機於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光緒10年3月13日)發布懿旨，主要是指責恭親王奕沂在軍機處任內，“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等等，遂下令對奕訴“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讓其“家居養疾”,給予罷黜。
同時，西太後對其他軍機大臣李鴻藻、景廉、翁同和等人，也分別給予了不明不白的處分。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期奕訴是與英、法、俄侵略者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的主要經手人。他也是鼓吹中外“和好”,把國內人民起義視為“心腹之患”,與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上下呼應的一個首要人物，也曾是對外主張妥協的大官僚。
不過在中國進入近代的曆史條件下，在奕訴身上也具有一種矛盾的性格。他在清朝統治集團的核心中，首先注意了解外界形勢，帶頭主張吸取外國的一些先進的軍事、生產技術來修補清王朝的統治，可以說，他在清朝中央還是一個頗具膽識、比較早地認識到這個王朝具有某種腐朽性，真有點“求治之意”的人。
並且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年，當奕訴看到法國通過越南向中國擴張侵略時，他又認為中國用兵，“非徒保護屬邦，實以遏絕外侮”,也極力主張抗擊法國侵略者。
奕訴的這種認識和態度，顯然比有的主戰官員隻是出自“保護屬邦，固守邊界”而要求抗戰前進了一步。
在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又日趨尖銳的情況下，奕訴從清廷政治舞台上除掉的借口罷了。表明到這時，西太後與奕訴之間的矛盾達到了公開化的程度。
關於這時的翁同和，也傾向主張抗法，特別是他已與光緒帝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他受到處分，無疑伏有西太後顧忌光緒帝的影子。
西太後將奕訴革職，把其他人排出軍機處之外，同時，她任命緊緊追隨她的禮親王世擇、工部左侍郎孫毓汶等人為軍機大臣。
次日，西太後又頒懿旨宣布，今後“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還商辦。”在此，名為“商辦”,實際是讓奕還主持軍機處事宜。
西太後罷黜奕沂，重用奕還、世鋒等人改組軍機處，是她排除異己，拚湊新的親信勢力所采取的一個重大步驟。
中法戰爭結束，在清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裏，也有些人看到“海軍為經國要圖”。他們的想法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的主張，也認識到建立近代海軍，仿佛可以為他們增加與外國侵略者進行討價還價的分量，而奕還又是其中的主要倡導者。對於這一建議，西太後采納了，於一八八五年十月(光緒11年9月),在清廷中設立了海軍衙門，決定先籌建北洋海軍，並任命奕還“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製調遣”。
同時又委派慶郡王奕助、李鴻章“會同辦理”,都統善慶、兵部右待郎曾紀澤“幫同辦理”。到這時，經西太後的大力提拔，醇親王奕還的勢力又得到了迅速的擴展，世鋒、孫毓汶，奕助等親貴的權勢也在日見煊赫。
西太後改組了原來的核心班子，確也使她收到了預想的效果。在這以後由她導演的假“歸政”醜劇中，她所重用的這些人幾乎都粉墨登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為她建立新的統治方式，再次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特別是奕還，當然也應包括世澤等人，在關鍵時刻，又起到了關鍵性的捧場作用。
奕還雖是光緒帝的生身父，並且他對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也曾留有一定的餘地，他為“避本生擅權之嫌”,對西太後命辦事項“心益加惕”,處處“翼翼小心”,奕還確有一套處事手法。奕還始終把迎合西太後的旨意作為自己行事的準則，可以說在政治上也是西太後的忠實追隨者。
過去，奕還不折不扣地按照西太後的意圖來培馴光緒帝，後來在光緒帝大婚、“親政”的問題上，他也未因父子親情，而稍微主特點公道。
相反，奕還竟然助紂為虐，成了西太後策劃陰謀、施展詭計、漁利重金的積極參與者。在此尤應指出的是，當時西太後采取禍國殃民的手段，挪用巨額的籌建海軍軍費來修建頤和園，還是通過主管海軍事務的奕還之手進行的。
當光緒帝“親政”,西太後洋作“歸政”進駐頤和園之後，奕還、世澤、孫毓汶、奕助、徐桐等人，又負有在清宮紫禁城裏貫徹西太後的旨意、牽製光緒帝行動的特殊使命。
事實表明，西太後在迫於壓力變換手法，建立在“光緒”牌號下西太後專權體製的時候，也是以西太後為中心的派別勢力形成的具體過程。
此後，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和適應著西太後的不同需要，後黨的骨幹也時有變動。但是，除了到一八九一年一月一日(光緒16年11月21日)奕謂病死後，孫毓汶、奕助、徐桐等人的權勢有所增長外，直至1894年(光緒20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後黨的陣容基本處於穩定的狀態。
從後黨派係勢力的構成來說，共同的階級利益，當然是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基礎。可是在這一根本點上，他們與當時的光緒皇帝並未出現分野之處，顯然所以形成這股派係，還是與光緒皇帝有關。
麵對光緒帝“執政”的現實，“凡(西)太後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親政之後，不能保其權位”,於是便集聚在西太後的周圍，形成了一股派係勢力。
如果說這些人是出自私利的結合(當然並不是說促成帝黨無此成分),應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但同時還應看到，在這些人的思想、態度方麵，又呈現了一些共同點，說明他們的聚結還有其相同的思想基礎。
後黨的骨幹成員，基本都是些與西太後一樣的頑固腐朽之流。這些人，在思想上是封建傳統觀念的直接繼承者；在政治上又是封建“聖道”的頑固維護者。
在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世界潮流的時代裏，他們仍然死抱著陳腐觀念不放。這些人在思想上都與徐桐一脈相承，坐井觀天，“不悉萬國強弱形勢”,在那裏盲目虛驕。
在這夥群頑之中，也有的人逐漸對外國的堅船利炮產生了興趣，並試圖用來自救，可是對於社會的變革，他們仍然是極端仇視的。
西太後、奕還等雖曾高談“海軍為經國要圖”,同意和倡導建立近代海軍，但在實際上他們又竭力挖它的牆腳。因此，以西太後為首的後黨，又成了近代中國封建守舊勢力的頑固堡壘。這些人對待國內的廣大人民。確實氣壯如虎，頗有一套搜刮、統治和鎮壓的手段；但對列強侵略者，他們卻又顯得那樣的愚昧與怯懦。在這方麵，頑固與屈辱又總是統一在他們自己的身上，有人說這種人“常與國家患難為緣，”可謂切中了他們的要害。
說明這些人，始終把維護自己眼前的權勢和統治擺在壓倒一切的地位，而這一點，正是列強在中國建立半殖民地統治所需要的。
可以說，以西太後為首的後黨，對國內是封建頑固派；對外，又是地道的投降派。而且正是他們，始終把持朝政，在清王朝中居於實力派地位。這一夥人，為了不斷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勢，一再翻雲覆雨地撥弄是非，沉醉於內部的權勢之爭。
要揭示後黨的內幕，還涉及一個地位特殊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後的太監總管李蓮英。此人身為太監，但在實際上，他卻成了最受西太後信寵的一個“權傾朝右”的特殊人物。李蓮英的發跡和得勢，與西太後不擇手段地培植親信、黨羽，進行內部的權勢之爭，直接連結在一起，成為清王朝、西太後昏庸腐朽的一個側影。
李蓮英，是直隸(今河北省)河間人。他家境小康，但其本人卻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亡賴於”,十幾歲時，就鬼混於鄉裏。李蓮英在當地“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
出獄後，李蓮英又通過做皮活流竄各處。
多年的江湖閱曆，使李蓮英學會了一套投機鑽營的本領。當時，他的一個同鄉名叫沈蘭玉的在清宮當太監，李蓮英很羨慕他。於是，他就經常到北京與沈蘭玉交結，企圖通過他的這個同鄉混進宮中。
驕奢**逸的西太後，不僅衣著一天數變，而且經常變換發型，為要梳妝新發式，她“屢易人，不稱旨”。這個情況被李蓮英得知後喜出望外，感到對來運轉的機會到了。於是，他當即用了一段時間，走遍歌樓妓院、梨園雜場“刻意揣摹”,很快地掌握了女人各種奇異發式的梳妝要領。隨後通過沈蘭玉的“引進”和吹捧，李蓮英便入宮為西太後梳頭了。
其實，對這個深居宮廷與世隔絕的西太後來說，她並不真地了解世間出現了怎樣的新發型，這一點，善於鑽營的李蓮英心裏是十分清楚的。同時，很會窺測風向，善於揣摸“後意”的李蓮英也看得很明白：在西太後時代，誰要能夠取得這個“老佛爺”西太後的歡悅，他就會躍然而飛黃騰達。當時李蓮英所以要不擇手段地混過清宮，其內心並不是隻想當個梳頭太監了事，他隻不過把這當作接近西太後的手段，以便求得榮華富貴。
因此，他在給西太後梳妝時，除了用上幾招之外，主要是使出了他那拿手的獻諛、吹拍的伎倆，從而贏得了西太後的青睞。從此以後，西太後“每晨輒令李蓮英執梳挽之，否則以為不適”。李蓮英的招法果然奏效，西太後很快就把他提為梳頭房的太監總管。李蓮英便從此發跡，走上了清宮的宦海生涯。
李蓮英入宮的初期，正是太監大總管、西太後的寵宦安德海權勢大張炙手可熱的時候。後來安德海被殺，這對李蓮英真是一件料想不到的特大喜訊，他一下子被西太後提升為太監大總管，接替了安德海的位置。到這個時候，李蓮英經過多年的苦心鑽營，終於一躍成了統轄清宮三千來名大小太監和宮女的總頭目了。李蓮英取得了太監大總管的頭銜後，便進一步對“老佛爺”西太後極盡諂媚取寵之能事。西太後每年都要大搞一次“壽辰慶典”。她不顧國勢衰危，民生困苦，總要花費大量財物，擺排場揮霍享樂。所以每一次這種“慶典”,又都變成國家和人民的一場災難。可是這對李蓮英來說，又正是迎合主子心意大顯神通，對西太後討好孝忠和向各地勒索大量財物的時機。
在“壽辰慶典”的正日，西太後總要進行一次所謂的“放生”活動，以示她的“恩德仁慈”。如在顧和園修成當年的那次“壽辰慶典”時，善於揣摩西太後心理活動的李蓮英，很早就指使他手下的心腹太監買來鳥雀，加以馴養，後來到西太後“放生”時，自然會有幾隻馴熟了的鳥，在籠子打開後也不飛出去。
每當這種情景出現時，李蓮英就跪下按照熟套子讚頌：“老佛爺福氣大，這些鸚鵡，感動老佛爺的慈悲，情願在宮裏伺候。”這一馬屁拍得恰到正處，西太後雖然有時故意作點姿態，但在她心裏卻是十分得意的。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裏，由於一些正朝日益腐敗，曾多次演成宦官擅權亂政的事，直到明代也發生過為患甚劇的“閹禍”。進入清代以後，雍正皇帝鑒於明代的“閹宦之弊”,曾於它內交泰殿立鐵牌，作為一種“家法”“戒內官(宦官)幹預政事，”並在太監的品級和數量上都作了限製性規定。
但是到了西太後當政以來，這種限製便逐漸廢弛。特別是到了載活即帝位之後，西太後為“植黨營私”、縱欲、攬權，竟然破壞其“家法”,對與她終目相處，極盡諂媚、阿諛之能事的李蓮英，加以百般地庇護、縱容和推崇，至使這個太監總頭目假“後權”以肆虐“漸著聲勢”,進而幹預朝政，“營私納賄，無惡不作。”
至一八八一年(光緒7年)的時候，李蓮英就居然成了“人皆稱之日九千歲”的一個“權傾朝右”、成震朝野的神秘權勢者。內白軍機外至督撫等大員，甚至光緒皇帝，在他麵前都要矮三分。進而又造成這樣一種奇特的情形：如果誰能買通李蓮英，也就等於交通了西太後。
原來作為一個遠支宗室、爵位最低的輔國將軍奕勖，因為在李蓮英那裏花了更多的銀子，他便得到了西太後的賞識，一再加官進爵，逐步晉為親王，官職做到總理衙門大臣，成為後黨的骨幹。通過逢迎西太後被提為工部尚書的榮祿，因其不軌遭到處分，也由於他“肯在總管太監李蓮英跟前花銀子”,逐漸“改變”了西太後對他的看法，又步入青雲，先後晉升為大學士、直隸總督等要職，也成了後黨的中堅。
一八八六年五月(光緒12年4月),醇親王奕還前往沿海“巡閱”北洋海軍時，西太後又決定委派李蓮英“隨往”。而且在行前，西太後為了提高這個太監頭目李蓮英的身價，竟又打破成規授予他二品頂戴共賞給了黃馬褂，使李蓮英在清代太監當中獲得獨一無二的尊榮。
一路上，李蓮英如同一個欽差到處“招搖”,同時也轟動了清廷。還有甚者，當禦史朱一新對李蓮英“幹預外事”的行為提出指責時，西太後當即親自出馬，對李蓮英的惡劣行為給以竭力的辯解和開脫，說這是“以示深宮眷注體恤之意，”駁回來一新的指責，並給予降職處分。
無論西太後怎樣掩飾，它卻成了當時太監幹預清王朝軍政的一大醜聞，是西太後不擇手段地結黨營私的又一次大暴露。
不僅如此，據說西太後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的行徑，其中也有“李蓮英之進言”。
在為光緒帝“籌辦”大婚時，又經奕還等人建議，由西太後批準，任命李蓮英主持“辦事公所”,“專司交傳接收一切差務”。
在這個過程中，李蓮英也撈到了不少油水，有人說光緒帝大婚的“經費”,“十九納之孝欽(西太後)、蓮英之私囊”,是可以想見的。在光緒帝“親政”,西太後進駐頤和園之後，還是李建英秉承主子的旨意，與那些後黨官僚裏應外合，布置他的親信太監在清官“監察”光緒帝的言行，及時通過他向西太後“報告”。
嗅覺敏感的李蓮英，為了表示對其主子的無限忠誠，於平時經常在“孝欽(西太後)前短德宗”,“言皇上有怨望之宗”,“言皇上有怨望之心”,甘心充當西太後的鷹犬。此外，李蓮英又恃西太後的“寵幸”,一再蔑視光緒帝。甚至每當光緒帝到頤和園向西太後“請安”或請示政事時，都要在外邊等候李蓮英的安排，有時李蓮英為捉弄光緒帝，竟然長時間不予理睬。
可以這樣說，李蓮英的發跡，是他的野心、鑽營和西太後奢欲極度膨脹的拍合；但其得勢，又與他適應了西太後“植黨營私”的需要直接相關。
在此以後，凡是有關帝、後之間的紛爭，李蓮英無不參預其內。從而，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後，便在清廷形成了“內之則宦官李蓮英，外之則軍機大臣孫毓汶，皆西(太)後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權，視皇上(光緒帝)如應器”的局麵。所以造成這種局麵，既是西太後實行“植黨”政治的結果；也是清封建政權和西太後越發腐敗的具體寫照。
與此同時，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西太後為首的後黨，和以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在政治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結合。
這是因為，一方麵，在對外辦交涉的過程中，由於李鴻章堅持盡量不與外國侵略者“失和”的宗旨，一味地采取妥協、投降方針，從而取得了列強的歡心；另一方麵，在奕助失勢之後，李鴻章又以大學士的身份被實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進而成了西太後對外收拾局麵的一個首當其衝的得力人物。
因而，李鴻章的份量，便在西太後的心目中占據了越發重要的位置。在一八八五年十月西太後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籌建北洋海軍的時候，她在任命奕還“總理海軍事務”的同時，又把直接籌建和經理北洋海軍的大權交給了李鴻章，讓他“專司其事”。結果，特別是在奕還死後，新建起來的北洋海軍的統轄權，便完全落人李鴻章的手裏。這樣一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李鴻章經營的老淮軍和他控製的近代北洋海軍，便成為清王朝賴以生存的軍事支柱，李鴻章的勢力也因之得到了進一步的膨脹，他不僅獨攬了清王朝的外交經辦權，也控製了這個王朝的用兵權。
有人說，"其時外邊政局的重心”已經"完全集中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身上，這是當時的實際情形。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仍然離不開清王朝這塊封建主義的土壤；西太後更缺少不了李鴻章。到一八九四年初(光緒19年末),西太後又賞給李鴻章三眼花翎頂戴的恩榮，即是他們在政治上更加緊密結合的具體體現。
就這樣，以後黨為中心的封建頑固派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互為依存，控製著整個清王朝的格局日益牢固。而這種格局的形成過程，正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愈益深化的時期。
西太後已把光緒帝視為她在“家內”最大的潛在威脅而多方築圍設“防”。但從光緒帝本身來說，經西太後多年的特殊“撫育”,他已陷入了西太後布下的羅網之中，西太後的“不可侵犯”的“威嚴”,已在他心靈中紮下了根。
經過中法戰爭，年輕的光緒皇帝對朝政的興趣雖然由此萌發，進而產生了希望自立的念頭。可是直到光緒帝“親政”以來，麵對不斷嚴刻的處境，他卻更加望而生畏了。“親政”後的光緒帝，在實際上“亦不能行其誌。”光緒帝在政治上的魄力，的確受到了嚴重的壓抑。
在光緒的個人生活方麵，除了舊怨之外，又由於西太後給他“強迫指定”皇後，更使他在感情上留下了新的創傷。加上在婚後，孝定皇後確又倒在西太後的一邊，促成光緒帝對這皇後在感情上的疏遠，當然是可以想見的。光緒帝對瑾、珍二妃，起初，基本是出自在感情上的投合，後來在思想、誌向方麵也逐漸取得共鳴，越發親愛。就此看來，或可說這是光緒帝稍微表露了一點個人的意願。
原來，在瑾、珍二妃入宮之初，西太後並未對他們兩人表現出怎樣的惡感，所以有時還讓珍妃侍其旁披覽奏章。後來，當西太後得知孝定皇後“不得誌於德宗”遂即“遷怒二妃，遇之甚奇”,甚至使瑾、珍二妃屢受“鞭責”,在帝、後(包括西太後)、妃之間演成無休止的糾紛。
對於這種情形，德齡把它完全歸結為宮廷中的所謂“醋海興波”是不確切的。在曆代封建王朝中後、妃之間產生糾葛，多源於風情醋意，但對此也不能一概而論。
各方麵的情況表明，在當時帝、後、妃之間出現的這種糾紛，還是反映了西太後與光緒帝的矛盾。光緒帝所以不喜歡孝定皇後反而寵愛瑾、珍二妃，是他對西太後“控製術”的一種反抗。光緒帝的這種反抗，是十分有限的，每當瑾、珍二妃受到西太後的虐待“訴之”與他時，他又總是“勿敢言”,違心他屈從於西太後的“威嚴”之下。
於是，光緒帝對孝定皇後惡而棄之不得；對瑾、珍二妃愛又不能盡其情，使他陷入無法自解的痛苦之中。作為一國之君的光緒皇帝在個人生活方麵所以也造成這種淒涼的情景，如同他在政治上不能自立一樣，既體現了西太後的暴虐，同時也說明，作為西太後塑造的一種明顯後果，在光緒帝身上已形成了突出的軟弱性格。
在這種情況下，直至光緒帝“親政”,同西太後大肆結黨營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德宗(光緒帝)雖親政，實未敢私用一人，其勢固已孤矣。”但是，在各種矛盾中成長起來的光緒帝，反映在他思想發展中的矛盾性也就越來越明顯。
光緒帝的受製於人的處境，一方麵，使他個人的思想、意誌的成長發育受到了限製，消磨了他的自為能力；另一方麵，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他的辨別是非能力加強，不得誌的境遇，卻又變成了對他的一種推力，促使他可以比較清醒地來觀察周圍的勢態。
早在中法戰爭期間，光緒帝在政治上的敏銳反應，即是一種突出的表現。隨後，在圍繞光緒帝“選”定皇後和“親政”等問題，西太後一再耍弄權術，獨斷專行，更使光緒帝嚐到了不得誌的味道。光緒帝“親政”後還“不敢自主”,顯然這並不是說他不想自主。
平心而論，已被西太後牢牢控製了的光緒帝，他要自作主張也定然是十分困難的。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鑒於在西太後的撥弄下朝局越發昏暗，光緒帝進而又產生了對朝政現狀的不滿情緒，在光緒帝思想中的“反作用力”也在日趨增長。
與此同時，那些“憤太後之幹政”的“朝上之守正者”出於憤懣和不平，便把光緒帝作為自己的寄托，逐漸在思想傾向上“附之”光緒帝的周圍，開始圍繞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裏逐漸聚結起另一支政治勢力。
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珍二妃之外，就是他的漢文師傅翁同和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禮部侍郎誌銳，和對西太後不滿的工部侍郎汪鳴鑾、貝勒載澍、戶都傳郎長麟等文職官員。
在其中，尤以翁同和居於突出的地位。翁同和一直身任光緒帝的師傅，他們二人不僅接觸頻繁，並且由於這個文人官員翁同和具有牢固的封建正統觀念，又向往開明政治，因而對身為皇帝的光緒尤為仰重。
另外在光緒帝麵前，翁同和又是一位文雅的長者，光緒小皇帝也很需要這樣的人對他給予各方麵的關照。正如有的外人所說，翁同和對光緒帝“不但是老師，也是顧問、保護人”。
再說處於被包圍狀態中的光緒帝，不但要獲得知識便於向翁同和請教；而且想了解外界形勢的動向，也易於向他探訊。
於是，日久天長翁同和形成光緒帝“每事必問同和，眷倚尤重”的特殊密切關係，在他們倆人之間建立起手足之誼。翁同和也確有一套地主階級的政治手腕，他能長期“周旋帝後”之間。在一八八四年(光緒10年)翁同和被清出軍機處，卻繼續擔任帝師和戶部尚書。至一八八八年一月(光緒13年12月)他以前受到的“處分”被解除，後於一八九四年(光緒20年)翁同和再入軍機。實際上從八十年代以來，對於帝、後，翁同和在思想上卻越發傾向於光緒帝了。
因此，在“附之”光緒帝周圍的人當中，唯獨翁同和的官職比較顯要，長時居於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之中。基於如上種種緣故，翁同和既逐漸成了光緒帝在政務活動方麵的一個最靠得住的有力支持者；而且也成為逐漸形成的帝黨的一個較為穩定的支柱。
誌銳(1852—1912年),字伯愚，號公穎。他早年曾與江南名士文廷式等人有交結。一八七六年(光緒2年)中舉人，一八八零年(光緒6年)成進士，隨後授編修進入清王朝官場。在這時，他仍然“究心經世之學，思有所建”,思想較為通達。說到誌銳趨向光緒帝的起因，固然與他和光緒帝具有親屬關係，但在誌銳的思想中具有進取傾向，對光緒皇帝有所期待，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因素。因此，誌銳也逐漸成了帝黨的中堅。
至於其他一些官員，基本是不滿於西太後奪權而陸續集聚在光緒帝周圍的。其中的一部人對於國內形勢的態度方麵，也多是趨於守舊。
但這些人具有的一個相同點，就是他們都對西太後專權亂政心懷不滿，在這一點上，是他們“附之”光緒帝的思想基礎。
當這些人開始向光緒帝周圍聚結的時候，因為隻是出於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鳴，當時的光緒帝還沒有膽量公開、主動地加以結納。所以在出現帝黨的初期階段裏，作為以光緒帝為中心的派係勢力，尚處於一種隱蔽的狀態中。
不過，這種情況的出現，卻對在光緒帝心中潛伏的“離心力”傾向給予了新的啟動。據梁啟超說，光緒皇帝隨著“年漸長，圖治之心漸切，因見各大臣皆不聽號令，欲親擢一二通才以資馳驅”。在他的心中，激起了向自己的命運進行挑戰的思想浪花，他要迎著強勁的逆風來培植自己的親信力量了。
首先，於一八九二年(光緒18年),光緒帝把瑾、珍二妃的堂兄誌銳提為和部待郎，把他作為自己的依靠力量納入清廷的中樞部位。後於一八九四年五月(光緒20年4月),又經瑾、珍二妃的推薦，趁“大考翰詹”的機會，光緒帝親命將翰林院編修文廷式以一等第一名提為待讀學土。
文廷式(1856—1904年),字道希，號雲閣，江西萍鄉人，原是江南的著名地主階級學者之一。他既與誌銳有舊交，亦與翁同和有聯係，同時他還是瑾、珍二妃早年的老師。文廷式“提倡公羊之學”,也是一位很有現實感的今文經學家，他素以評論時政的“清流”著稱，對“德宗(光緒帝)每以不得行已之誌為憾”,在思想感情上同情光緒帝。
文廷式所以受到光緒帝的器重，固然有“二妃力也。”
但其人又確實是一個很有“才華”、頗有見地的人才。並且由於此人在當時的文化知識界享有盛名，有著較為廣泛的社會聯係，所以他被重用，在一定程度上給光緒帝增添了助力，光緒皇帝通過他擴大了影響。
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前，光緒帝重用了誌銳和文廷式這兩個人，又是通過親情關係進行的，這都與他的處境有關。光緒帝器重他們，從根本上來說，並不能給他增加多大份量，當然也不能使他徹底改變原來“勢孤”的處境。並且，在圍繞光緒帝周圍的這些人之中，雖然翁同和的官居顯位，但總的說來都是些在清廷中不操實權的文職官員，在製造輿論方麵確他們有些潛力，但是在決策上又與光緒皇帝一樣是無能為力的。雖然如此，就光緒帝敢於按照自己的意誌任用人才的本身來說，卻是對他的懦弱性的一種突破，顯示出他思想中的矛盾因素在進一步遊離。而且到這時，以光緒帝為核心聚結起來的這個派別勢力(即帝黨)也趨於表麵化了。
可以看出，在清王朝高層統治集團中逐漸形成後黨與帝黨兩大派別勢力，集中地反映了這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加劇。但最後看出，這也是在西太後控製下的這個封建王朝自身陷入深重危機的一種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