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奢大婚專權未變

在光緒帝“選”定後、妃的事情上，突出地反映了西太後的旨意，而且在光緒帝大婚、親政的整個過程中，都無不體現了她的意誌。對西太後來說，與其說為光緒帝籌備大婚、親政，倒不如說是為她自己安排“退路”更為確切。當西太後心懷叵測、絞盡腦汁為光緒帝選定皇後的同時，她為了隨後作出向光緒帝“歸政”的姿態，不得不在表麵上準備離開清宮。更主要的還是為了供其“養性怡情”、“以樂餘年”,建立一個養尊處優的安樂窩和策劃陰謀的新巢穴，則又不惜耗費巨資民力，指使其親信主持修建顧和園。

頤和園，原名清漪園，位於北京西郊。康熙、乾隆時曾在那裏建起一些殿宇，現在西太後決意要大興土木進行擴充修建，並出自供其“顧養”身心之意，故改名為頤和園。

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三日(光緒14年2月初1日),以光緒帝的名義頒諭，借口準備“歸政”為西太後擴建頤和園大加粉飾。

西太後大修頤和園的時候，恰在中法戰爭之後，清政府正籌建北洋海軍，進行海防建設，“需款孔多”的緊急時刻。但她為了達到政治上的需要和滿足個人的奢欲，竟然大肆揮霍國財民力。

據有的資料記載，西太後用於修建頤和園的費用，計約三千萬兩白銀。就其搜羅款項的手段可謂無孔不入，從一八八九年(光緒15年)起，她就置國防建設於不顧，開始挪用巨額的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

此後，每當西太後的所謂“萬壽”慶典將臨之際，她都指令必須對頤和園修裝一番，僅此一項即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為了給自己安排“退路”,這時的西太後真是費盡了心機。到了為光緒帝舉行正式大婚典禮的前夕，即一八八九年一月二日(光緒14年12月初1日),又經其幕後策劃，由禮親王世鐸等人出麵，公布了一個經西太後降旨“如所議行”的大婚、“歸政”後的清廷辦事《條目》,其要點是：

臨雍經筵典禮，禦門辦事，仍恭候特旨舉行；一，中外臣工奏折，應恭書皇上聖鑒，至呈遞請安折，仍應於皇太後、皇上前各遞一份；各衙門引見人員，皇上閱看後，擬請仍照現章(即“訓政”規章),於召見臣等時請(懿)旨遵行。

在這個《條目》當中，光緒帝似乎有了例如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一半權力。但綜合起來看，這個辦事《條目》還是堅持了清廷“諸大政，莫不稟承慈訓，始見施行”的原則。

很清楚，在此之際，西太後授意公布這個辦事《條目》,其目的無非是重申在光緒帝大婚、親政後，仍要繼續維持由她控製清廷大政的局麵。

可見，在“權”的問題上，西太後是寸步不讓的。

隨後，作為光緒帝大婚典禮的一個組成部分，從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光緒15年正月22日)到二月二十三日(正月24日),在這三天的時間裏，西太後為了穩定其臣屬和籠絡人心，由她出名，連續頒發懿旨，對清廷的文武百官、疆臣大吏以及皇戚屬員都大行獎賞，加官晉爵。甚至對那些駐京的外使們，也給予“表彰”,“設宴款待”。鬧鬧哄哄，弄得個烏煙瘴氣。

西太後按照其預定的計劃，到裏外上下一切都布置妥當，便在這一片混濁的氣氛之中迎來了光緒帝的大婚正典。

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光緒15年正月26日),是他們選定的所謂“黃道吉日”,為光緒帝大婚典禮的正日。

這時，整個清宮裏的人幾乎傾巢而出，地方的督、撫們也都派來專使，帶著“重禮”前來祝賀。經過一係列的祭祀，光緒帝及孝定皇後向西太後行禮，接著是光緒帝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賀禮”。就這樣，他們又鬧哄了兩天，至次日(二月二十六日)“大婚禮成。”

各代封建王朝的皇帝大婚禮都十分豪奢，有人考察，在漢代有的皇帝納後，僅聘金即達二萬斤，可謂帝婚史上耗費之最。

至了清代，直止同治時，各皇帝的婚禮用費亦為可觀，但唯獨光緒帝之大婚為“最侈”。

有人據清宮的有關材料統計，在光緒帝大婚中，計用黃金四千一百二十六兩九錢三分五厘；白銀四百八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兩五錢九分二座一毫；製錢二千七百五十八串之多。

據翁同和的《日記》載，為光緒帝大婚提撥京餉銀五百五十萬兩。僅從上述均不完全確切的數字看，光緒帝大婚的用費是極其驚人的。

光緒帝作為一個傀儡式的幼君，怎能在全國上下調撥如此之巨款，進行這樣奢華的炫耀?柳詒徵在其《清德宗之大婚》一文中說，“以一人之婚媾，糜如此之巨款，其名以示帝室之尊榮，其實以飽私人之蠹蝕”,此話是有道理的。

他們所以這樣做無疑是有顯示“帝室之尊榮”的用意，但其實還是與西太後無度的奢欲緊密相關的。西太後在光緒帝大婚和隨之而來的光緒帝親政的問題上作了不少文章，進行了周嚴的部署和安排。為了滿足其個人永無止境的享樂欲，她除了借口準備“歸政”修建頤和園之外，還利用光緒帝大婚之機，為“增加其私蓄”下了黑手。

早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五日(光緒13年閏4月14日),西太後在醞釀為光緒帝婚配的時候，她就迫不及待地指令內務府大臣，要為光緒帝的大婚“先期預備”,就著手籌措“經費”了。到當年七月十四日(光緒13年5月24日),西太後即明頒懿旨說：

皇帝大婚時所需款項，理宜預為籌備，著戶部速撥銀二百萬兩，解交大婚禮儀處敬謹恭辦。

到了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光緒14年正月17日),西太後又親降懿旨，下令增撥大婚用款。

幾條由西太後親降懿旨，命為大婚撥款的公開記載，僅此計為五百萬兩，當然不是全數。

如前所說，是時正值耗費甚巨的抗法戰爭結束不久。接著，清政府以組建北洋海軍為中心的海防建設正在進行之際，加上西太後擴建頤和園的揮霍，清政府的財政已十分吃緊。

特別是從一八八八年(光緒12年)以來，在直隸(今河北)、奉天(今遼寧)、山西、山東、河南以及江西、四川等遼闊的省區，連年遇旱、遭水、被雹造成嚴重的災害，特別是連綿不斷的洪水泛濫，已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無盡的苦難。

在奉天，由於河水泛濫，致使廣大的“小民**析離居，深堪憫惻。”河南，亦因黃河不斷決口造成一片汪洋，“當此奇災薦至，民不聊生。”

山東一帶同樣由於連年水患，使無數的“貧民”也陷入“饑寒交迫”之中。

上述各省的情況如此，其他災區的情形同樣“實可傷慘”。

就是在這瘡痍滿目、廣大人民深陷水火的淒慘情景中，西太後依然不顧人民的死活、又借口“大婚”連續向各省索取巨款。本來各地人民已處於極端窘境之中，可是各地方官為了“交差”,“即行催索”。從而，天災人禍一齊加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頭上。

就這樣，西太後等人，把從人民當中吸吮來的無數血汗錢，通過其各級官吏之手，經“辦事公所”這個孔道，流進了他們的私囊。這就是光緒帝大婚“最侈”的內幕。

總之，光緒帝的大婚期間，在清官可謂燈紅酒綠，一片狂歡縱樂聲，而且西太居等人又從中私吞了重金，但對國家和廣大的人民群眾來說，這又是一場慘重的浩劫。

在光緒帝大婚後不到十天的一八八九年三月四日(光緒15年2月初3日),按照西太後既定的路數，在太和殿舉行了所謂光緒帝正式“親政”的典禮。

至此，由西太後一手導演的這出光緒帝“親政”的鬧劇，在幕前幕後，時斷時續地搞了近三年，終算幕落收場了。

西太後的這種“歸政”、光緒皇帝的如此“親政”,猶如變“垂簾聽政”為“訓政”一樣，無非都是形式上的變換而已。西太後“歸政”之後，她在“表麵上雖不預聞國政，實則未嚐一日離去大權；身雖在頤和園，而精神實貫注於紫禁城也。”梁啟超也指出，“皇上(光緒帝)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後之手。”

從此以後，光緒帝固然有了一定的“議政”權，“然朝中大事，帝與大臣皆知，必須(向西太後)稟白而後行。”

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光緒帝照樣沒有獨立的決策權。光緒帝依舊必須“每日至頤和園請安，”在精神上他也沒有擺脫西太後的鉗製。

另外在平時，西太後還通過她的心腹、黨羽，在清宮嚴密地“監督皇帝之一舉一動”。

總而言之，幾年來，圍繞光緒帝的親政一事，西太後真是大展了她的拿手伎倆，變換了種種手法。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她的邏輯隻有一條，那就是形式可以改變、清王朝的實權絕對不能放棄。

西太後的這種“歸政”隻不過是掛著羊頭賣狗肉，換湯不換藥的專權手法罷了。

對光緒帝來說，他在清王朝中的處境，當然也並未因此有了實質上的改變。實際上，光緒帝通過這樣的“親政”,卻使他在清王朝中的傀儡地位更固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