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驚濤駭浪難揚帆 逆流洶湧

西太後依靠手中掌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強行囚禁了光緒皇帝,宣布天下,從此由她親自,又惡狠狠下令向維新人士“開刀”,以此表明她發動的戊戌政變大功告成。

在清廷宣布西太後“訓政”的次日(9月22日),步軍統領衙門奉命派出的大批武裝“官弁”,在紫禁城、西苑與頤和園等處加強了防範,並對維新人士大肆搜捕。

這時的清廷,掀掉了全部期文的麵紗,采用高壓政策,對維新人士和支持及參與過變法的官員展開了大規模的殘酷鎮壓,並大搞“連坐”,致使一些關心國家興衰的人驚恐萬分,坐臥不寧。與此同時,又開始向光緒帝推行的變法新政展開了全麵的反攻倒算。

這期間,已經被迫先後出逃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被列為“首犯”到處查拿。其他維新之士和一些曾支持或與變法有過某種聯係的各級官員,除康廣仁已下令被捉拿、宋伯魯被革職之外,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楊深秀、徐致靖、李端菜及陳寶箴、張蔭桓、王錫藩、張元濟等一大批人,亦先後被逮捕、被革職、被流放、被查抄。

甚至,早在變法之前已被革職逐出北京的原帝黨官員文廷式,也被清廷命劉坤一等將其逮捕並常至北京,還要大加其罪。

從而,整個京師頓時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從政變之後,西太後凶殘暴虐行徑,已在廣大官民之中“議論紛騰”,使“民情,頗覺惶惑”。因此,西太後在大肆搜捕維新人士和愛國官員的過程中,又以光緒帝頒諭自省的方式,企圖緩解日益浮動的“民氣”,以求穩住政變後的局麵;又以光緒帝的名義廢除新政的一些主要改革措施。在其中特別強調,已被光緒帝裁並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並”;時務官報立即停辦;嚴禁士民上書等。

原來,在科舉中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曾是光緒帝力排幹擾在文教戰線上取得的一大改革業績。可能與此有關,隨後西太後便直降懿旨宣布,“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製,仍以四書文(即八股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恢複八股試士。

至此,光緒帝在推行變法新政期間所進行的重要改革,差不多全被取締了。

特別是光緒帝在政治思想領域裏推行的開放性政策被廢除,繼而把封建統治的鏈條又重新拉緊,使人們剛剛獲得的一點對國事的發言權也被取消了。

不過,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西太後也不可能再原封不動地按照老一套的辦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了,其所謂通商、惠工、重農、育才及修武備之類仍可繼續進行,就是企圖使光緒帝推行的變法維新再退回到不觸動其統治基礎的洋務運動的老路上去。

從中進一步表明,變法維新與洋務運動本是在兩股道上跑的車。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便倒在血泊中,為振興中國而慷慨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因為西太後原擬通過當年秋天津“閱操”要達到的陰謀企圖到此已基本實現,所以在殺害“六君子”之後的次日(9月29日),西太後便授命宣布撤銷天津“閱操”的安排。

同時又降諭宣稱,在政變中立下“功勞”的聶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軍及董福祥的甘軍各予賞銀“以示體恤”。就在猖狂捕殺維新人士和對變法大翻其案之時,西太後又調整了她的班底。

從而,在發動政變中立了“功”的頑固官僚獲得升遷,也使那些因抗拒變法而丟了官的頑臣又重新戴上項戴花翎。

原在政變後的八月十日(9月25日),西太後就把榮祿召進京師,授予軍機大臣主管兵部事務並仍統轄北洋三軍。在屠殺“戊戌六君子”的當天,授裕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命被光緒帝革職的懷塔布為都察院左都禦使兼總管內務府大臣。

另又整頓禮部,任啟秀為該部尚書。

啟秀,滿洲正白旗人,同治時進士,曆任工部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其為官“不學”,思想守舊,被頑固派大官僚“徐桐所賞”。

在變法末期,由於他也參與了策劃政變陰謀。因而得到西太後的賞識,不久又使其進入軍機處。經此調整,一些惟西太後是從的頑固守舊官僚重新得勢。與這些昏庸腐敗之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愛國者被屠殺、被通緝;光緒帝也成了一個失去自由的階下囚。

在這令人毛骨驚然、血雨腥風的時日裏,西太後已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視為與其不同戴天的死敵,大興冤獄。與此同時,光緒帝亦成了彌天的“罪人”,西太後必欲將其置於“死地”而後快。

事實上,從政變的當天開始,西太後就為迫害光緒帝在緊鑼密鼓地羅織罪名,隨之連續對他進行圍攻和訓斥(實為審訊)。

當時西太後把奕助等一大群頑臣召集於便殿,令光緒帝跪於案旁,並置竹杖於座前,特設了這麽個殺氣騰騰的場麵。

西太後即對光緒帝聲嘶力竭地咆哮:“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

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

從這裏可以看出,西太後所以對光緒帝恨之入骨的症結。

繼而西太後便麵向頑臣道出了自己的心機:“以為我真不管,聽他(指光緒帝)亡國敗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宜輕舉妄動,隻得留心稽查管束;我雖人在頤和園,而心時時在朝中也。今春奕助再四說,皇上既肯勵精圖治,謂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

其詳,並有不學無術之人,反以為我把持,不許他放手辦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

隨之,西太後暴跳如雷地訓斥光緒帝:“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從而,西太後便把“離經叛道”、“變亂祖法”等滔天罪名都加在了光緒帝的頭上。

並且她又以倒打一耙的伎倆,把光緒帝指認為“亡國敗家”的禍首,真是顛倒黑白無所不用其極。不過,在西太後發狂之時,也暴露了她原來許諾光緒帝變法的虛偽。

在當時,光緒帝已被置於“被告”的位置上,權力完全控製在西太後的手中了。雖然如此,光緒帝也沒有向西太後及其幫凶們完全屈服。

其時,光緒帝麵對張牙舞爪的群頑仍以委婉的口氣說:“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不言而喻,在當時情況下,這是對西太後的誣蔑之詞的一種反駁;誰在禍國,事實俱在。然而新、舊勢力鬥爭的結局既已分曉,光緒帝也隻是有口難分辯,無可奈何了!

其後,在殺害了譚嗣同等“六君子”之後的八月十四日(9月29日),西太後為配合捉拿康有為、梁啟超進一步消除變法影響,又利用光緒帝的名義來攻擊康、梁誣蔑變法維新。

因此,在她的授意下炮製了一個所謂的“朱筆諭”。其中雲,原來“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名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孥,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並嚴孥懲辦。”

於是,在第二次訓斥光緒帝時,西太後就命廖壽恒將此諭旨“呈與皇上,皇上轉呈太後閱畢,仍遞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視軍機諸臣,躊躇久之,始發下”。

此時此刻,這件事對光緒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尖銳的難題。當時的光緒帝既已被剝奪了表達自己意誌的權力,無力阻擋西太後的倒行逆施。

因此,光緒帝目視頑臣的“躊躇”,隻能理解是對西太後等人所表露的一種沉默的義憤。

西太後也加緊鎮壓維新人士和毀棄變法成果,一邊又對光緒帝的迫害步步升級。

到八月中(9月末),她又把群臣召集於便殿,對光緒帝進行第三次審訊。

在這時,西太後將在光緒帝的寢宮、書房和康有為的原住所搜來的奏

文稿等拿出來,“逐條”地逼迫光緒帝認“罪”。於是她又以光緒帝“不敢認”,仍把他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並下令在平時撤除瀛台與岸上連接的唯一通道板橋,命李蓮英選派親信太監輪番監管,光緒帝的處境越發惡化了。

從此以後,光緒帝不僅被剝奪了執政權,亦失去了行動自由,而且還不時地經受西太後的無端訓斥。他陷入了與世隔絕的悲慘境地。實際上,至此光緒帝確已變成了一個不帶枷鎖的囚徒。

此時的西太後,想方設法切斷光緒帝與外界的一切聯係,為達到這一目的,她不擇手段。在政變後的幾天之內,她就把過去曾侍奉光緒帝的太監“或處死,或發往軍台,無一存者”。

在此之間,西太後對光緒帝摯愛的珍妃也不肯放過。對她施以刑杖,撤去簪環,將其囚於偏僻的鍾粹宮後北三所,並給她立下一條規矩,再“不許進見”皇上。

另外,又進而以“串通是非,不安本分”等罪名,對原侍奉珍妃的六名太監,也就給予了“板責”、“枷號”等處分。而且西太後還責令所有太監,今後不準為珍妃傳遞事件,如有違者,“查出即行正法,決不姑容”。

就此,珍妃也如同一個犯人,另由西太後派出的宮女進行監管。其被囚處,“門自外鎖,飯食自檻下送進”,並且每天還得忍氣吞聲地跪著聽從來人的“數罪”,備受欺辱。

由於平時珍妃很為光緒帝喜愛,而且他們彼此在思想誌趣等方麵亦有相近之處,特別是光緒帝在朝中的境況,又與她息息相關,因此,“德宗之變法,妃(即珍妃)實有以讚助之”。珍妃的思想性格比較開朗,她支持光緒帝變法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這種支持,也無非是出自在感情上的共鳴,或盡點為妻的情分罷了。顯然,那些無辜的太監和珍妃都受到株連,也是西太後迫害光緒帝的組成部分。

光緒帝身陷囹圄慘不堪言,過著孤獨寂寞鬱悶的日子,他的親人珍妃也“窘苦備至”,受盡折磨。就這樣,光緒帝在政治上的理想、作為受到橫暴的摧殘,在人身和生活方麵也備受欺淩;即使夫妻之間亦是“積不相能”。

在這種情況下,在表麵上,光緒帝雖已被懾於西太後的**威之下了,但對出賣變法維新者,實際上,光緒帝卻始終懷恨在心。

後來,在個別太監出自同情感的幫助下,光緒帝曾不隻一次地在月夜中偷偷地來到囚禁珍妃的地方。但是,他們隔著被緊緊鎖著的門窗,也隻能互相抒發些各自徒然的悲憤情懷罷了,真可謂“咫尺天涯”、欣酸交加,令人倍感淒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