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落的清王朝

順治元年(1644年),中國東北的滿族日愈強大，在愛新覺羅家族的率領下，金戈鐵馬，以威猛之姿似旋風般馳聘在遼闊的中原大地上。經二十餘年的南征北討，浴血奮戰，終於穩定了清王朝的統治。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勵精圖治的努力下，中國出現了邊疆鞏固，經濟發展，人口日繁的盛世。

康熙帝和乾隆帝二人均在位六十多個春秋，為中國曆史上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愛新覺羅皇位繼承者和家族都以此為最大的榮光。

但是，當嘉慶登基為帝之時，情況發生極大變化。國內持續數年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

清政權中大小官吏賄賂公行，侵奪貪占，財政危機日趨嚴重。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嘉慶帝病逝於避暑山莊之後，旻寧(道光帝)即位，成為清王朝第六代君主。

他在位的前二十年，雖然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人民起義。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曆來為清統治者不屑一顧的“英夷”卻成了清王朝的致命挑戰者。

英國人通過堅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皇帝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繼而，法國、美國等列強也相繼而來，從中國攫取了與英國享有的同樣特權，給中國套上了奴役性的侵略鎖鏈，開始將這個文明古國拖向半殖民地的深淵，人民也隨之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鹹豐元年(1851年)廣西爆發了持續十四年的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起義軍曾占據半個中國，一度進攻至北京附近。直到鹹豐帝死於避暑山莊，中國東南部仍是烽火連天。

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圓明園灰燼未冷，清政府又被迫向英、法、美、俄等國出賣大量特權，甚至割讓了大片的領土。

在列強的幫助下，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

小載活出生前後的這幾年，他的父輩和在政變後垂簾聽政的西太後終於取得苟延殘喘之機，認為“心腹之患”已除，做起“同治中興”的幻夢。

“同治中興”,是舊史家對鹹豐十一年(1861年)政變後清政府在內政、外交等方麵出現的變化和暫時呈現的“安定”局麵的吹捧和標榜。這一切均發生於載淳降生前後的十餘年間，對其一生影響頗大。

鹹豐十一年(1861年)政變得手後，西太後一方麵為載淳登極做準備，同時鼓動親信大造“垂簾聽政”的輿論。

一時間，顯貴權臣紛紛上書勸進。鹹豐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載淳在清宮太和殿舉行了登極大典，改明年為“同治”元年，為兩宮皇太後上“慈安”、“慈禧”尊號。兩宮皇太後為名正言順地“垂簾聽政”以皇帝之名發出上諭，令南書房和翰林院之者臣查閱史書，諸臣忙碌之後，將查到的有關資料匯為一編，賜名為《治平寶鑒》。“垂簾聽政”,終於有了曆史根據。

隨後在禮親王世鐸等議定的“垂簾章程”批準後，十二月二日，兩太後在養心殿正式垂簾聽政。實際是皇太後批閱章奏、召見大臣、裁決政務和確定官員任免。

自此出現了，所謂的“同治”朝局，最初是兩太後、兩親王假以年幼無知的小皇帝名義掌管朝政。

在兩太後中，東太後“和易少思慮”,“素寬和，殊無製裁之術”。

“雖東西兩太後同訓朝政，而實則處分一切，仍以西後意為可否。慈安素謹願，各事每呐呐然不能出諸口者”。

在以後被召見的諸臣中，如曾國藩、郭嵩燾等，該日記都不乏類似的記載。

簾外兩親王，以恭親王奕訴權力為大。這因為恭親王為醇親王之兄，且政變後，恭親王尚有“議政王”的頭銜。

鹹豐十一年(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因外國侵略勢力的壓迫，清政府迫不得已在中央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

由奕訴擔任首席大臣，全權主持對外“和局”,包括外交各種事務：例如派出駐各國公使；兼管通商、海關、海防、訂購軍火；主辦同文館和派遣留學生等。

雖然有軍機處為中樞機構，“總署”位不在軍機下，而在主持政務的六部之上，權力巨大。

奕還盡管身兼數職，權力日隆，但權力畢竟在奕訴之下。

西太後與奕訴掌持內外大權，同治天下的局麵卻在不久便矛盾顯露。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西太後以同治帝載淳名義明發上諭，指斥並罷免奕訴。

此事一出，清廷頓時嘩然，“而外國使臣亦詢軍機諸臣事所由”。加之諸王群臣，包括奕還紛紛上疏，為奕沂緩頰疏通。

在這種情況下，西太後又重頒上諭，還讓奕訴在內廷行走，管總署，但還是革去“議政王”頭銜，這件事使奕訴深知西太後之**威，在召見時，“雙膝跪地，痛苦謝罪”。

此後在“天津教案”、諫阻修圓明園等事上，奕訴又先後與奕還、載淳、西太後矛盾，幾乎被同治帝革去親王頭銜。

可以看出在同治朝，由於內廷權力之爭的結果，無論是“垂簾聽政”之時還是同治帝親政之後，已基本形成西太後專權獨斷的局麵。

在中央，外鬆內緊，矛盾疊的朝局給人們一種粉飾太平的假象，看似兩宮皇太後同兩大親王“和衷共濟、共渡時艱”。

在地方上，懾於太平天國聲勢浩大的起義，清政府在政變後僅十餘天，就一反過去“崇滿抑漢”的傳統政策，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軍務，節製巡撫、提督以下各官”。

在曾國藩的保薦下，李鴻章、左宗棠、沈葆幀、曾國荃等一大批漢族官僚崛起於屠殺太平軍的戰場上。

繼而，這些人利用其對洋槍洋炮在鎮壓太平軍時效力的認識，扯起“求強”、“求富”的旗號，接著辦起了一些軍事和民用性企業。並用從外國買來或自己仿造的槍炮艦船裝備了部分陸海軍，成為地方實力派(即洋務派)。

從此，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種與外國侵略勢力“力保和局”、主張“中外和好”的對外政策基調。這些人企圖利用列強的欲望暫時滿足、國內起義相繼被基本平息的時機，來修補清王朝百孔千瘡的統治機器。

可清楚看到，清政府的所謂“中興”,隻不過是統治者飲鴆止渴的暫時自我感覺罷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落下了帷幕，其代價是清政府分別同英、法、俄等國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等。在清朝統治者大呼“中興”之時，中國半殖民地的雛形也在步步深化。

載活出生以後，侵略者的觸角已伸向中國邊疆，自此打破了“中外和好”的幻影。與此同時，以“反洋教”為主的反侵略鬥爭的運動也在全國各地展開。因此，載活出生後，清王朝的統治正在麵臨新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