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準噶爾議和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清朝中央政權和準噶爾地方政權仍然處於軍事對峙狀態，雍正末年爆發的貴州地區的苗族叛亂也在繼續蔓延。因而，乾隆皇帝在積極整頓內政的同時，還進行了與準噶爾部議和及平定苗疆叛亂的活動。

明末清初，西北厄魯特蒙古地方政權崛起西北，幾十年間，先後侵犯喀爾喀蒙古、西藏等地，並和清朝中央政權也發生對抗。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邊疆地區的安定，康熙皇帝數度用兵，先後給準噶爾貴族勢力以沉重打擊。康熙皇帝去世後，雍正皇帝繼承其父未完的事業，把消滅準噶爾貴族政權作為自己的一個工作重點。雍正七年(1729)之後，清朝政府對準噶爾大舉用兵。連續幾年的戰爭雖然沉重地打擊了準噶爾貴族的分裂勢力，但是由於指揮失宜，調度乖方，清朝軍隊本身也傷亡慘重；兼之軍費開支巨大，國庫存銀急劇下降。麵對這一現狀，清朝中央政府亟須休養生息，以圖再舉。於是，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雍正皇帝派遣傅鼐、阿克敦、羅密等大臣出使伊犁，商討停戰、議和、劃界事宜。與此同時，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也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並於次年三月派使臣吹紮木喀隨傅鼐等進京，商討劃界事宜。這時，邊界上的戰爭也在實際上停了下來。

然而，因雍正皇帝的去世延緩了兩個政權間的議和進程。鑒於曆史上有內憂導致外患的先例，雍正皇帝去世之後，乾隆皇帝即嚴諭西、北兩路統帥停止撤軍，固守邊界。同時，還連派得力大臣慶複、常德等赴北路軍營，主持防禦準噶爾軍隊內犯的領導工作。而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雖然無力內犯，但也確想利用雍正皇帝去世的有利時機，爭取達成一個對其有利的劃界協定。因而，乾隆元年(1736)正月，準噶爾使臣吹紮木喀再次進京商討劃界問題時，除繼續堅持雙方當以哲爾格西喇胡魯蘇為界的原先立場外，還進一步提出了要求喀爾喀蒙古繼續內徙，以多留雙方空閑之地的無理主張。對此，乾隆皇帝斷然拒絕，並中斷了雙方的邊界談判。噶爾丹策零為了實現自己的企圖，或派兵越界，擄掠牧民，施加軍事壓力；或遣人至喀爾喀蒙古地方做鎮魘巫術，“妄造浮言，煽惑人心，偵探消息”。同時，他還致書喀爾喀蒙古車臣汗，無理要求清軍設防戍守的邊界卡倫應內移。

噶爾丹策零的這些挑釁行為，引起乾隆皇帝的警惕，他一方麵令邊界駐軍嚴密防備，使其無隙可乘；另一方麵則令額駙策淩複書，對其無理要求予以嚴厲駁斥。麵對這樣的情況，噶爾丹策零無計可施。後來，迫於內部要求恢複雙邊貿易的壓力，乾隆二年(1737)年底，策零又派使臣進京，雙方邊界談判重新開始。

在這次談判中，噶爾丹策零放棄了原先所堅持的非分的領土要求，提出了“嗣後喀爾喀與厄魯特各照現在駐牧，無相掣肘，庶幾彼此兩安”的建議。因為這一建議和清朝中央政府的立場很是相近，對此，乾隆皇帝表示讚許，並立即委派阿克敦、旺紮爾、額默根等使臣與噶爾丹策零來使達什、博吉圖一起前往伊犁，與噶爾丹策零議定具體劃界方案。經由雙方反複商議，最後議定，雙方邊界中段以布延圖河為界，南段以博爾吉昂吉勒圖、烏克克嶺和噶克察為界，北段以遜多爾庫奎、多爾多輝庫奎至哈爾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為界，準噶爾遊牧不得越過阿爾泰山嶺，喀爾喀蒙古不得越過紮卜堪。此外，準噶爾一方又提出，因為科布多位於雙方邊界上的空閑之地，而清軍兩個卡倫布延圖、托爾和又皆在準噶爾邊界之內，要求清軍撤出上述兩卡倫，並不得在科布多駐兵。對於準噶爾方麵的這些要求，乾隆皇帝分別對待。對於撤去兩卡倫的要求，乾隆皇帝以因其係康熙年間所設為由，堅持不撤；對於不在科布多駐兵一事，則表示同意，而且還允許準噶爾每年派員巡察。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答應了準噶爾入藏熬茶、進行貿易的要求。對於乾隆皇帝的寬宏大度，噶爾丹策零深為感激並采取了相應行動，於乾隆四年

(1739)十一月，準噶爾部遣還原來虜獲的喀爾喀喇嘛羅布藏西瓦，與此同時，雙方貿易談判也開始進行。乾隆五年(1740)正月，雙方正式簽訂貿易協定。不久，清朝西、北兩路大軍同時撤回內地。至此，中斷了十幾年的雙邊貿易重新恢複，內地的布匹、絲綢、茶葉、農具和糧食與準噶爾地區的牲畜、皮張、葡萄幹、鹵沙和藥材互相交流。這對於推動邊疆和內地經濟、文化事業的共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