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苗之亂

與準噶爾地方政權議和後，乾隆把視線轉向苗疆事務。

在雍正統治中，貴州台拱和上、下九股以及古州一帶地方改土歸流最晚，而且，由於鄂爾泰、張廣泗等得力官員相繼調離和繼任官員的草率從事，該地在改土歸流過程中，除添設流官、派駐軍隊之外，並未對原來土司、土舍勢力做任何觸動；兼之以新派流官狂征暴斂，作威作福，欺壓苗民，加之土司殘餘勢力又以“出有苗王”相號召，因而，到雍正十三年，該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苗民叛亂。

是年二月，古州所屬八妹、高表等寨首先發生叛亂，數日之金龍玉鳳雙子瓶內，迅速蔓延至上、下九股和台拱各寨。叛亂苗民在土司的煽動下圍攻官兵，破壞驛站，並向附近各州、縣發動進攻。不長時間，連陷凱裏、重安江、黃平、餘慶、清平等重要城鎮；距離叛亂中心地區稍遠的鎮遠、思州等地也朝不保夕，岌岌可危。

為了鎮壓叛亂，雍正皇帝任命貴州提督哈元生為揚威將軍，湖廣提督董芳為副將軍，急調滇、黔、楚、粵四省軍隊三萬餘人八方支援，會同進剿；同時，又任命果親王允禮、寶親王弘曆(乾隆皇帝)、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為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專門負責平叛事宜。但在辦理此事過程中，雍正皇帝也犯了兩個錯誤：一是不適當地追究責任，以改土歸流經理不善、“布置未協”而將鄂爾泰免去職務；二是任命絲毫沒有軍事才能而門戶之見甚深的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赴貴州主持平叛指揮工作。張照至黔後，不組織進攻，“專主招撫”。為了攻訐鄂爾泰以泄私憤，“密奏改流非策，致書諸將，首倡棄地之議”。與此同時，他還製造矛盾，挑撥各省救援將領之間的不和。在軍事上，更是不顧全局，“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隸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粵兵，隸董芳”。以致數月之間幾萬大軍往返調動，勞而無功。

具體率軍平叛的將領哈元生等人，也犯了許多錯誤。在軍事上，為了保護營汛不致失守，處處分兵，以致在黔部隊數萬，而“用以攻剿之師，不過一二千人，東奔西救，顧此失彼”。在政治上，他們根據雍正皇帝“痛加剿除，務盡根株，不貽後患”的旨意，不分降從一律剿殺，以致反叛苗民“詛盟益堅，多手刃妻女而後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撫”。因而，從叛亂開始至雍正皇帝去世半年多的時間裏，清朝政府一直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麵。

對於雍正皇帝的錯誤安排，曾身為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之一的乾隆皇帝心裏非常清楚。於是在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二天，他便將張照從前線調回，革職治罪，並對其“新辟苗疆，當因其悖亂而降旨棄絕”的謬論嚴加批駁。與此同時，他選派曾任貴州巡撫並素以幹練而著稱的張廣泗總理苗疆事務，統率軍隊，主持平叛工作。對於原先平叛中發生的“將已撫之苗出寨當夫者，輒行誅戮”的錯誤做法，也通令予以製止。這樣，平叛工作開始出現了轉機。

當年十一月，張廣泗至軍，對全部平叛工作重新部署。他首先調集全部在黔部隊集結鎮遠，以打通雲、貴往來大路；爾後又分兵三路，“以整擊散”,分別攻取上、下九股及清江下流反叛生苗各寨。在平叛軍隊的打擊下，叛軍殘餘勢力遁入人煙罕至的牛皮大箐。該地位於丹江、古州、都勻、清江、台拱之間的群山之中，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張廣泗派兵將該地包圍，截斷一切物資供應。與此同時，又時出奇兵，以截逋逸。至乾隆元年

(1736)夏天，終於將其剿殺淨絕，並乘兵威搜剿附近熟苗，“共毀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在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於乾隆元年七月，乾隆皇帝頒布諭旨：“將古州等處新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征收。”有鑒於“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還規定：“嗣後苗眾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這些措施，不但有利於平叛戰爭的進展，而且對於此後清朝中央政府在該地統治的加強也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貴州苗民叛亂被平定後，乾隆五年(1740),湖南西部城步、綏寧一帶又發生了苗民叛亂。為了鎮壓叛亂，乾隆皇帝又調張廣泗至湘。當年叛亂平定。從此，清朝政府在西南苗疆的統治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與準噶爾地方政權議和，保障了當時西部邊境的安全，同時也減輕了清朝政府的財政壓力；平定貴州苗族叛亂，則保衛了改土歸流的成果。因而，這兩個問題的成功處理，對於乾隆皇帝即位之後統治地位的確立和鞏固，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