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治積案

縱觀雍正王朝，各種各樣的政治鬥爭次數多，涉及範圍廣，延續時間長，社會影響大。鑒於此，乾隆皇帝即位之後，這一最為突出的問題，作為初政各種政策調整中的一個重要方麵。

早在康熙末年，在各種各樣的政治鬥爭中，以諸皇子爭奪儲位以致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占據著十分突出的地位。因圍繞著爭奪儲位這一中心問題，諸皇子間便各立門戶，自樹黨羽，明爭暗鬥，矛盾十分尖銳。

雍正即位後鬥爭更加激烈，並且在原來矛盾之外，又發生了雍正皇帝和弘時父子間的矛盾和鬥爭。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雍正皇帝對政敵毫不留情，或者監禁，或者流放，或者殺戮；更為甚者，對於自己的主要政敵

允裸、允糖等人，則不但分別將其本人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以示侮辱並將其迫害致死，而且對其子孫也予以削除宗籍之處分。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雍正皇帝對政敵進行嚴厲打擊固屬必要，但是，將其改名和削除其子孫宗籍則顯得有些過火。而且，此案涉及八旗貴族和功臣後裔甚多，既不能將之盡行誅殺，又無法禁止其私下議論。因而，盡管雍正皇帝在這場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因在皇室內部結怨過多，在輿論上卻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皇室內部關係緊張是剛剛即位的乾隆皇帝的一個嚴重的內顧之憂。為了收攬人心，他在即位之初，便嚴厲指責允褪的兒子弘春、允祉的兒子弘曝“不孝不悌”,以監禁伊父、伊兄為喜。爾後，又以“親親睦族”為旗幟，釋放圈禁的宗室，著手辦理“罪黜之宗室、覺羅附載《玉牒》”,“分賜紅帶、紫帶事宜”。根據他的指示，允械、允德等被圈禁的宗室先後被釋放出獄，歸還爵位；原被削除宗籍的阿其那、塞思黑、延信、蘇努等人的子孫也分別發還產業，賞給俸餉，賜予紅帶，收入《玉

牒》。雍正皇帝第三子弘時和原封誠親王的允祉已在圈禁中死去，這時也由乾隆皇帝下詔，分別收入《玉牒》,其中允祉還被賜複爵位。對於允福集團的一些骨幹成員，如阿靈阿等人，也分別赦免本人及其家屬。

與此同時，為了扭轉長期以來宗室之中“互相排擠，不知向善，風俗因而弊壞”的情況，乾隆皇帝還一反其父之所為，對宗室采取了比較寬厚的政策。他即位不久，便將他的兩個叔叔允禕、允禧分別晉封為郡王、貝勒。此後，又陸續擴大到其他未曾受封的宗室，甚至已廢太子允仍的兒子弘晉、孫子永墩也分別給予了輔國公的爵位。對於未受封爵的宗室子弟，為了防止其“終身廢棄，無由成就”,而分別加恩給予差使，“挑在侍衛章京上行走”,以資上進。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還提倡“以孝治天下”,對於宗室中的長輩，撰擬冊文時不稱“爾某”,以示“敬長之意”。對於孀居紫禁城內的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幾個妃子，因為她們和封藩在外的兒子見麵極少，則於歲時伏臘、令節生辰時，準許各王貝勒迎養於各自府邸，以享天倫之樂。所有這些政策和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原來皇室內部十分尖銳的矛盾，為團結統治階級各階層人士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乾隆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還對雍正年間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處理。年羹堯、隆科多二人原先都是雍正皇帝的寵臣，對其統治的建立和鞏固起過極大的作用，但因為二人專橫跋扈，恃功不正，隱然構成了對雍正皇帝統治的威脅。故而雍正三年至五年(1725—1727),雍正皇帝對此二人及其黨羽進行了大清洗。與此同時，雍正皇帝還大興文字獄，對和年羹堯、隆科多二人有過來往的官吏和士子加以打擊。其中著名的有雍正三年發生的汪景祺的《讀書堂西征隨筆》案和雍正四年發生的查嗣庭的江西鄉試試題案，本人和家屬都分別受到誅戮和流放的處分。牽連所及，汪景祺、查嗣庭二人浙江原籍的鄉試、會試被停止。其他各種類型的文字獄也連綿不絕。雍正皇帝的這些舉措，使得全國上下各級官吏和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詩文為戒”,“鄉、會兩試考官，每因避忌字樣，必擇經書中吉祥之語為題”,國家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

對於這些問題，乾隆皇帝在“備位藩封”時便當已有所聞，因而即位之後，首先允許年羹堯冒濫軍功案內革職的知縣、守備以上的文武官員起複，“酌量降等錄用”。爾後，對於各起文字獄案的涉及人員也分別放回原籍。除此之外，為了解除廣大官吏、士子的猜忌心情，乾隆皇帝還連頒諭旨，反複勸導，“嗣後一切章疏，以及考試詩文，務期各展心思，獨抒機軸，從前避忌之習，一概掃除”,“若以避忌為恭敬，是大謬古人獻替之意，亦且不知朕兼聽並觀之虛懷”。

為了製止民間的“挾嫌誣陷”和各級官吏的“見事生風，株連波累”,乾隆皇帝還采納山東道監察禦史曹一士的建議，除敕下直省大吏對以往文字獄案通行複查外，還特別規定“妄舉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承審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獄者，以故入人罪律論”。這些規定大大緩和了一個時期中最高統治者和廣大官吏、士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對自己統治的鞏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對雍正年間各種政治積案進行重新審理時，乾隆皇帝隻對其中的曾靜、張熙投書案做出了較之雍正皇帝更為嚴厲的處理。雍正皇帝在處理該案時，在對呂留良等人進行嚴厲懲罰的同時，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曾將曾靜、張熙二人免罪釋放，並讓他們作為活教材，分別到全國各地宣講《大義覺迷錄》。乾隆皇帝即位後，考慮到他們已經沒有什麽實用價值，而且他們原來在著作中曾強烈反對清朝政府的民族壓迫和雍正皇帝的專製統治，“實為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足蔽其辜”;兼之以《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也弄巧成拙，產生了不少副作用，於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下令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二人秘密押解至京，淩遲處死。與此同時，又下令各地停止宣講《大義覺迷錄》,所有頒發原書，概行收繳銷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