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承繼父業，為政尚寬 寬嚴相濟

乾隆皇帝即位後，在幾位總理事務王大臣的極力輔佐下審時度勢，於是對已故雍正皇帝的各項政策進行了全麵的審查和大幅度的調整。

雍正皇帝是一位傑出的聖君，是對清朝曆史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明主。他在位期間，為了改變康熙末年以來朝政廢弛的現象，“竭慮殫心，朝乾夕惕，勵精政治，不憚辛勤”。先後通過製定秘密建儲製度、奏折製度，創建軍機處，製止八旗下人對旗主的私屬關係，推行地丁合一、耗羨歸公、養廉銀和改土歸流等重要製度、政策和法令，以一個改革者所應具有的膽略，對當時的封建統治機構和賦役製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改革，在經濟上，使得國家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在政治上，也使皇權進一步強化，為乾隆時期清朝統治全盛局麵的形成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雍正皇帝的各項改革措施對於清朝曆史的發展和全盛局麵的形成雖然有其積極作用，然而也必須指出，由於時間倉促、思慮不周和情況不明、用人不當等許多原因，不少改革措施或在製定之初便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或在執行之中弊端百出；而且，由於這次改革涉及麵較廣，又是以加強皇權為目的，不少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受到了限製和損害，因而，雍正皇帝的各種改革措施在當時便招致了相當多的議論和反對，雍正皇帝本人也幾乎成為政治上的反對勢力的眾矢之的。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著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和整個社會的安定，不利於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清朝統治的鞏固。對於這些問題，雍正皇帝本人不能糾正，其他人包括尚在“備位藩封，諳習政事”的弘曆和雍正皇帝的幾個親信大臣鄂爾泰、張廷玉等人雖有察覺，然而由於雍正時期個人所處具體環境的限製，也都無力加以糾正。隻有在雍正皇帝去世、最高權力過渡完成之後，才使這些問題的糾正成為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為了擴大統治基礎，以鞏固自己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在幾位總理事務大臣的輔佐下，在堅持雍正皇帝改革的基本成果的同時，對雍正時期的各種政策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

在各種政策的調整中，最先轉變的是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在爭奪和鞏固最高權力的鬥爭中，雍正皇帝養成了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和崇尚嚴猛的治世思想。應該說，這是他能夠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但也正因為如此，使他蒙上了刻薄寡恩、“好抄家”的惡名。繼續堅持這種治世思想，無疑將不利於自己的統治。因而，雍正皇帝剛剛去世，以乾隆皇帝為核心的最高統治集團便首先著手改變雍正皇帝治世思想的工作。在由他們起草的雍正皇帝的遺詔中便可出這一信號，遺詔聲稱：

……從前朕見人心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複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

在這份遺詔中，乾隆皇帝把其父雍正打扮成寬嚴互濟政治的提倡者，並假托雍正之口，把對政敵的打擊和各項改革措施歸結為“人心澆薄，官吏營私”的結果，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辦法。爾後，他又不止一次地對這一思想進行闡釋和發揮。一方麵進一步將雍正皇帝的嚴猛思想及對政敵和違法官吏的嚴懲歸結為被懲治者的咎由自取，或者將一些政策上的失誤委過於具體辦事官員的“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為閭閻之擾累”,以改變雍正皇帝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麵，為了防止統治思想的轉變可能導致的各級官員的思想混亂和政務廢弛的現象，而對他的寬嚴相濟的思想做了更加具體的解釋。他指出，“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也就是說，寬、嚴兩種治術都是最高統治者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兩者互相補充，交相為用，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離開了這個目的而講寬、嚴，不是國家政務“日漸廢弛，鮮能振作”,就會流於刻薄，有害民生。關於寬、嚴兩種治術的具體內容，他認為：“整飭之與嚴厲，寬大之與縱弛，相似而實不同。朕之所謂寬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惡之可以悉赦、刑罰之可以姑縱與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寬非縱弛之謂，嚴非刻薄之謂。朕惡刻薄之有害於民生，亦惡縱弛之有妨於國事。”在他看來，理想的寬嚴相濟之道應該是“朕主於寬，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以輔朕之寬”。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對雍正皇帝的政策進行了全麵的調整，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糾正父偏的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