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倫、回族之亂
由於乾隆皇帝在其當政的末期,施行了各種倒行逆策,使得廣大人民的不滿情緒普遍增長,而吏治的進一步腐敗又使本已極為深刻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因而,就在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強化到了頂點之時,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也此伏彼起,相當活躍。
王倫領導的山東清水教起義是乾隆統治後期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清水教是白蓮教的一支,因其教義中有“飲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俗稱清水教。清初以來,該教一直在山東一帶秘密流傳、發展。乾隆時期,由於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在王倫擔任該教首領期間,該教傳播更為廣泛。
王倫是山東陽穀縣黨家莊人士,早年“嚐為縣役”,通文墨,“有拳勇”,精醫術。乾隆十六年(1751),他秘密加入了清水教。後來,他以行醫為名,往來於山東各縣,在廣大貧苦群眾中進行傳教活動。由於他醫術精湛、醫德高尚,為人治病“不受值”,因而廣大貧苦人民“均感其惠,願為義兒、義女以報德”,甚至不少“縣役營兵”也“紛紛歸教”,十多年的時間裏,“奸黨遍諸各邑”。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東連年遭災,而地方官又“妄行額外加派”,人民反抗政府情緒日益增長。王倫利用廣大人民的不滿情緒,從乾隆三十九年春天開始,開始了起義的策劃、準備活動。他先是將各地教徒數千人聚集到東昌、兗州一帶地方,爾後,分別任命清水教骨幹人員範偉、孟燦、王經隆、烏三娘、楊累等人為國師、元帥、將軍、總兵等官職,對各支教徒“教習槍棒”,進行軍事訓練。
正在各種準備活動積極進行之時,是年八月中旬,壽張縣縣令沈齊義經偵查得知此情況。消息泄露後為了先發製人,王倫當機立斷,決定將起義日期提前。八月二十七日深夜,在城內清水教徒的策應下,王倫率領起義部隊一舉攻克了壽張縣城,“劫庫放囚,焚燒軍器”,殺死縣令沈齊義和遊擊趕福;正在這時,堂邑縣張四姑莊的清水教徒也在王倫義子王經隆的領導下發動起義並南下壽張,與王倫所率起義隊伍相會合。山東巡撫徐績、布政使國泰得知起義爆發消息後,極為恐慌,急忙進駐東昌,並調集中軍參將海明、兗州鎮總兵唯一,從東昌、東阿一帶兩路出師,進攻壽張。為了擺脫清軍包圍,九月初二日,王倫率領起義部隊北上,連下陽穀、堂邑二縣,爾後又乘勝北上渡河,一舉攻克了運河旁邊的重要城鎮臨清舊城。由於多年以來山東地區的階級矛盾一直異常尖銳,而義軍所到之處,除了對貪官汙吏進行嚴懲之外,對廣大人民群眾卻一無所擾。攻克臨清之後,又采納範偉的建議,“收人心,不殺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價”。因而,不但義軍沿途所過之處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而且在攻克臨清之後,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無知細民,鹹謂賊無所害;而稍有知識者,亦圖苟安,不思遠避。”
眼見義軍揮師北上,連克重鎮,山東巡撫徐績等又改變了鎮壓計劃,急調德州、高唐、兗州、東昌等地駐軍四麵合圍,企圖將義軍一舉殲滅。麵對政府軍隊的四麵圍剿,王倫等起義領袖無私無畏,率領義軍英勇作戰。九月中旬,大敗徐績、唯一和德州城守尉格圖肯等人所率清軍於臨清郊外的柳林,同時又組織義軍向臨清新城發動了進攻。在進攻中,他們除輪番使用挖掘地道,火燒清軍城門、炮樓等方式之外,還利用從清軍中繳獲的大炮進行轟擊,“飛彈入城,聲如餓鴟,人人慌恐”。在義軍的猛烈進攻下,新城守將葉信和守城清軍慌作一團。為了對付義軍的進攻,他們竟然在城頭之上“裸婦女、血雞犬魘之”。在王倫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朝政府在山東的統治麵臨著極為嚴重的危機。
臨清地處直、魯、豫三省交界之地,綰轂南北漕運,臨清的攻克給了清朝政府以極為沉重的打擊。一時之間,南北漕運堵塞,清朝政府的漕運空船無法返回南方。因此,得知臨清失陷的消息,遠在熱河行在的乾隆皇帝異常焦急。他先是急令大學士舒赫德佩和欽差大臣印信迅速南下,調集天津、滄州、德州等地駐防滿兵進剿義軍;同時,又令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禦史阿思哈從北京挑選健銳、火器二營一千名精銳軍士迅速南下。為了防止義軍北上直隸、西攻河南、南下兩江,乾隆皇帝還分別下令三省督撫周元理、何熠、高晉等人,各自嚴密防守與山東毗連的地區,並派兵出境作戰。
在乾隆皇帝加緊對義軍進行大舉鎮壓的時候,臨清新城卻因登州、青州等地的滿兵前來赴援而久攻不克。麵對這種形勢,王倫不是改弦更張,尋找清軍薄弱環節發動進攻,而是長期屯兵堅城之下,軍事上漸趨被動。同時,王倫在生活上也日趨腐化。據當時的傳教士晁俊秀所記,王倫在攻克臨清之後,“除連續的狂歡和宴會以外,沒有其他重要活動。兩個劇團不停地演戲。王倫從劇院中外出,僅僅是為了在人們麵前炫耀自己。他以很不適宜的威儀通過街道,在這僅有的小片領土上擺著皇帝的架子。”這樣,在九月下旬舒赫德率領清軍到達臨清附近時,起義軍麵臨的形勢急劇惡化。麵對武器精良、數量眾多的清朝正規軍隊,起義軍雖然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臨清失陷。不少起義領導人被捕,主要領袖王倫自焚身亡,至此起義最後以失敗告終。
王倫起義失敗後,乾隆皇帝旨令清軍對廣大起義人員及其家屬進行了瘋狂的報複。據史載,清軍攻入臨清之時,殺人已經很多,“官兵往彼剿捕,殲戮甚多”,“舊城街巷,賊屍填塞道路”。然而乾隆皇帝卻仍不解心頭這恨,除下令當地軍隊刨兩個大坑,將被殺害的起義者“投擲其中”,“使人見而知儆”之外,即使是對和起義軍一起居住過的臨清人民也概不放過。他指示:“舊城居民,有甘心從賊、抗拒官兵者,自當同賊駢誅;其為賊供役之人,即未拒敵,亦當分遣新疆煙瘴,以示懲戒。”同時,他還命令當地官員將主要起義領袖王倫的曆代祖墳以及其師張既成和張既成之師袁公溥的墳塋一概發掘搗毀,焚屍揚灰。其他起義領導人範偉、王經隆以下十幾個人也被押解至京,經過嚴刑審訊之後淩遲處死。繼臨清城破時兩千多名起義者慘遭殺害之後,所有起義人員的家屬、親戚也都受到株連,或者慘遭殺害,或者發遣邊遠,所有家產也全部被沒收。這樣,在廣大起義者的血泊之中,乾隆皇帝又恢複了他的統治秩序。
王倫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乾隆皇帝一直餘悸未消,地方稍有風吹草動,便以為是人民革命風暴重新來臨而精神極度緊張。是年十月,在鎮壓王倫起義的清軍陸續撤離山東之際,一個名叫周曰璜的莘縣監生首告其子周振東與朝城、陽穀、冠縣等處人士“結黨謀反,約定十月二十八日起事”。得到這一奏告後,乾隆皇帝急令正在撤離的部隊仍速“馳驛赴山東”。後經對查拿人犯的審訊方才弄清,原來周曰璜是一個賭徒,因為要把家中僅存的一點兒米穀糶賣歸還賭債,遭到母親和兒子的一致反對,方才誣告其子謀反,以致竟使乾隆皇帝為此而受了一場虛驚!
王倫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但是,在王倫起義的影響下,乾隆四十年(1775),全國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卻進一步趨於活躍。首先是各地人民的抗租、抗糧、反科派鬥爭一直時有發生,且有一浪高過一浪之勢。與此同時,各種秘密宗教活動也開始活躍起來,反清的政治色彩也愈益明顯,有的則轉為武裝起義。
在乾隆四十年(1775)全國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中,聲勢最大的是蘇四十三、田五領導的撒拉爾族和回族人民起義。
蘇四十三領導的甘肅循化廳撒拉爾族人民起義發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撒拉爾族人民和回族人民一樣信奉伊斯蘭教。長期以來,該族宗教領袖教長、阿訇等憑借特殊的宗教地位世襲其職,並大量勒索人民財富,形成了反動的門宦製度和天課製度。
乾隆二十六年(1761)時,甘肅安定的(今西縣)回民馬明心從中亞地區回國,另創新教。和舊教相比,新教不但在宗教儀式上有所不同,“念經時則搖頭,念畢則耍拳舞手”,而且在政治上也廢止了沿襲已久的門宦製度,經濟上又“僅取懺錢五十六文”。這和舊教“須用羊隻、布匹,所費較多”之舉大不相同。對於入教者,還“皆有周濟”。因此,“窮民願歸新教者較眾”,不長時間,僅撒拉爾族聚居的循化廳一帶,改宗新教者已占當地居民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新教的迅速傳播使得舊教教長、阿訇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權益大受影響,因而,他們對新教極其仇視,並多次挑起新、舊兩教之間的械鬥。而當地清朝政府官員也和舊兩教頭目沆瀣一氣,將馬明心驅逐出循化。這樣,撒拉爾族新、舊兩教之間的衝突發展成為一次大規模的反清武裝起義。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撒拉爾族新教教徒一千多人在新教教首蘇四十三等人的率領下,攻入清水工河東老教區,殺死當地舊教頭目,起義正式發動。這時,清朝官員一方麵將馬明心及其兒子、女婿逮捕,囚於蘭州獄中;另一方麵由蘭州知府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柱等率兵前往鎮壓。結果起義群眾將楊士璣、新柱捕獲並處死。三月二十一日,起義軍又乘勝攻占河州(今甘肅省臨夏市),殺死官吏,開獄放囚,河西為之大震。
為了防止起義軍渡河北上攻取蘭州,陝甘總督勒爾謹一方麵率兵扼守狄道州(今甘肅省臨洮縣);另一方麵向乾隆皇帝告急,並檄調各鎮兵馬前來救援。然而,蘇四十三卻出其不意,暗渡洮河,通過山僻小道,浩浩****地殺向蘭州城下。這時,困守在蘭州的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幾乎被起義軍的浩大聲勢嚇破了膽,急忙乖乖地將馬明心的兒子、女婿送出城外,以向起義軍求和。
乾隆皇帝得知起義爆發的消息,為此極為震驚,除急令西安提督馬彪帶領綠營軍隊二千,西安將軍伍彌泰、寧夏將軍莽古賚各率滿洲軍隊一千人就近馳援外,還命令尚書和珅、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等人率領京師健銳、火器二營精銳各二千人前往助剿。同時又令軍機大臣阿桂從河南黃河工次趕赴甘肅,統一指揮鎮壓起義事宜。三月二十五日以後,臨近蘭州的各鎮兵馬陸續抵達蘭州。四月中旬,和珅所率的京師精銳也到達蘭州城下,並向起義軍發動了進攻。這時,起義軍解除對蘭州的包圍,退守在蘭州西南三十裏的華林山。
在進攻起義軍的戰鬥中,清朝官兵盡管數量眾多,但是因為“無總辦之人,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作戰時“兵不顧將,將不顧兵,一遇賊匪,惶遽退回”,因而整體局勢並未有所好轉,反而在四月十九日的戰鬥中,被起義軍殲滅了固原總兵圖欽保以下近千人。
四月二十一日,阿桂趕赴前線,首先命令各路官兵移營就敵,設卡安營,對華林山一帶進行封鎖圍困,斷其給養;同時又增調四川土兵、阿拉善王蒙古軍隊一千七百人馳赴蘭州前線。這樣,五月上旬以後,起義軍的形勢變得極為不利起來。盡管如此,在是年五月、閏五月兩個月中,起義軍在嚴密防守華林山根據地的同時,還不時出擊,先後幾次給予清軍以重創。因而,閏五月以後,阿桂被迫改變戰術,“嚴密圍困,使其無路覓食,不戰自亂”。起義軍處境更加困難。六月十五日,乘起義軍饑疲交加之際,阿桂督率軍隊攻上華林山,蘇四十三以下多數起義人員陣亡,其殘部約有二百餘人退保山上的華林寺,繼續抵抗還擊。爾後,又在六月二十三、二十六等日連續多次打退敵軍的猛烈進攻。對於起義軍的這種頑強戰鬥精神,連乾隆皇帝本人也極為吃驚,他說:“此時餘黨無多,且要犯、首犯已皆殲斃,所遺不過敗殘賊眾,何以尚然如此死守?實不可解!”直到七月初,在清軍的全力進攻下,華林寺才最後失陷。所有義軍“俱盡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縛”,最後全部壯烈犧牲。至此,清政府曆時半年、調兵兩萬、損兵折將一千四百多人之後,才將這次起義烈火徹底鎮壓下來。
乾隆皇帝對於蘇四十三領導的撒拉爾族人民起義極為痛恨。早在是年五月,他即諭令阿桂“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為罪大惡極,不可不嚴絕根株。應於剿賊事平之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凶頑,不可姑息了事”。因此,起義被鎮壓後,清軍對當地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報複和血腥的屠殺,不僅直接參加起義的新教教徒及其家屬幾乎被斬盡殺絕,家產被洗劫一空,而且,即使是同情起義的一些新教徒也難逃噩運。同時,還嚴禁新教,所有新教禮拜寺全部予以拆毀。為了防止新教傳入內地,還專頒諭旨,禁止撒拉爾族人民和內地回民互相通婚。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下令在華林山一帶建立營壘,設兵駐防,擴建蘭州城池,添募甘肅省軍隊等,從而使清朝政府在當地的統治又得到了恢複和加強。
田五領導的甘肅通渭新教回民起義發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田五是甘肅伏羌縣的一個新教阿訇,乾隆四十六年蘇四十三起義被清廷血腥鎮壓以後,為了替馬明心等遇難教友報仇,在田五的組織發動下,當地新教教徒在通渭縣的石峰堡秘密修築堡寨,預儲糧食、布匹,並打造軍器、帳篷、旗幟等物,準備再次發動反清武裝起義。與此同時,他還往來各地,進行起義的宣傳發動工作。不長時間,新教勢力又有了新的發展壯大,伏羌縣的鹿盧山、靜寧州的底店山、潘隴山等地也都成了新教的重要據點。
在各項準備工作大致就緒之後,乾隆四十九年正月,田五親自到靖遠,與當地新教教首哈得成、哈彥等人商定起義日期,決定在是年五月五日各地教徒共同發動起義。然而,因為消息被泄露,是年四月十五日,田五在鹽茶廳的小山一帶提前舉起義旗,攻克當地的西安土堡。爾後,又率領起義隊伍西向攻打靖遠縣城。
得知起義發動消息之後,陝甘總督李侍堯、甘肅提督剛塔迅速調集各鎮兵馬前往進剿。在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兩天的戰鬥中,起義領導人田五、田介洪、吳二、韓二等人先後陣亡,起義隊伍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幾天之後,起義軍隊在轉移途中又陷入了清軍的重重包圍之中。這時,乾隆皇帝又諭令李侍堯、剛塔二人將義軍就地殲滅。這時,處於重圍之中的起義人員在馬胡子、李胡子等人的帶領下,克服千難萬險,翻越大山,渡過黃河,乘清軍不備,南下攻克通渭縣城,並在五月十二日在石峰堡一帶一舉殲滅西安副都統明善以下官兵一千二百人。與此同時,各地新教教徒也按期舉事。一時之間,南至伏羌、秦州,北至靖遠、鹽茶廳,東至隆德、靜寧,西至安定,方圓一千多裏的廣闊區域中,起義烽火到處燃燒。
乾隆皇帝為之大怒,諭令將李侍堯、剛塔二人革職拿問,同時,指令阿桂、福康安、海蘭察等人再次帶領京師健銳、火器二營精銳二千人前往鎮壓。六月上旬,阿桂、福康安等人率領京營到達甘肅,逐次消滅隆德、靜寧以及其他各地小股起義部隊。這時,為了堅持鬥爭,各路起義軍退守石峰堡。
石峰堡“踞萬山中,四麵峭險,溝塹縱橫”。福康安率軍抵達後,首先攻占石峰堡以東的起義軍四處營盤,爾後又從上遊斷絕石峰堡內的水源,從而使石峰堡內的起義軍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七月初,在清軍的大舉進攻下,石峰堡失陷,起義再次遭到了失敗。這時,和鎮壓撒拉爾族起義時一樣,乾隆皇帝又諭示清軍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前後約有萬名起義者被處死,義軍家屬老弱四千多人全部被發遣各地為奴。所有土地一概沒收,賤價售給當地和陝西省無地的漢人。此後不久,因為屍骨遍地,無人掩埋,屍氣上蒸,瘟疫流行,又有大批無辜百姓病死,致使赤地千裏,一片荒涼,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