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汙成風
乾隆統治前期,乾隆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對於貪官汙吏,往往予以極其嚴厲的打擊製裁,因此,盡管當時貪汙案件極多,但卻未能影響政治和經濟的向前發展。然而,自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官吏貪汙行為卻得到了最高統治集團的縱容和庇護,從而對整個國家形勢也產生了極為嚴重的不良影響。這樣,就在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極端加強的時期,乾隆皇帝的統治基礎卻開始崩潰,乾隆一朝的政治也因此進入了它的腐敗、衰落的後期階段。
在乾隆後期吏治敗壞的過程中,乾隆皇帝本人大開進貢之門和軍機大臣和珅肆無忌憚地攬權納賄起了極其惡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為了建立自己的統治,鑒於地方進貢無益於吏治民生,一度下令嚴行禁止。後來,在其統治地位初步鞏固之後,禁令雖有所放鬆,但是對於進貢人員和進貢物品,仍然還有一些限製。其中進貢人員,僅限於外地督撫以上的高級官吏;所進物品,也不過是方物土宜之類。允許進貢的目的,隻是“借聯上下之情”。
然而,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日益加強,為了滿足自己的享樂欲望,從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和崇慶皇太後六旬萬壽慶典開始,乾隆皇帝逐漸將自己原來做出的各種有益民生的規定一概取消。為迎合乾隆皇帝貪財好貨的心理,除督撫大員之外,藩臬、道員甚至一些商人也開始向乾隆皇帝進貢,進貢物品也由方物土宜之類變為古玩字畫和大量金玉珠寶;原來進貢的時間,隻是皇太後和乾隆皇帝本人逢五、逢十的萬壽節,這時,也擴大到一年四季的所有節日,甚至在乾隆皇帝外出巡幸時,各地官員也要照例進貢。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十壽辰時,乾隆皇帝還允許和珅等人通令全國官吏各捐廉俸,商民合捐銀兩,為其舉辦慶典活動。為了備辦貢品,“督撫取之屬員,屬員必取之百姓”,不但給全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擾累和負擔,而且也對吏治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除了乾隆皇帝直接勒索之外,權臣和珅也是一個招權納賄的高手:“性貪黷無厭,征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為奧援。”這樣,從乾隆四十年以後,和珅住宅幾乎成了一個賣官鬻爵的交易所,身著補服前來拜謁送禮的官員絡繹不絕。附近居住之人也因此將其居地戲稱為“補子胡同”,並寫詩以記官員前來謁拜之情形。詩雲:
繡衣成巷接公衙,
彎彎曲曲路不差。
莫道此間街道窄,
有門能達相公家。
和珅就是靠了這樣的方式,在其專權二十多年的時間裏,積累起了數額驚人的財富,過著窮奢極欲的豪華生活。據時人記載,和珅居處“豪華富麗,擬於皇室,有口皆言,舉世側目”。至於其受賄數額,誰也無法說清。僅據《清仁宗實錄》和一些檔案的零星記載,其數額已經十分驚人。如《清仁宗實錄》載抄沒和珅家產時,“家中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
“家中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十倍;並有大珠,較禦用冠頂尤大”;“所藏真寶石頂有數十餘個,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並有埋藏銀兩百餘萬”;“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鋪、錢店,查計資本,又不下十餘萬”。另據檔案所載,僅其在京房屋一項,即有兩千三百四十三間之多,而且還不包括賞給永璘和留給和孝公主的房屋在內。由此可見,和珅專權期間的貪汙總數多得驚人,真可謂“富可抵國”。這樣,在乾隆皇帝和和珅的影響下,乾隆前期以來本已相當嚴重的官吏貪汙問題愈加嚴重,不但貪汙數額更加巨大,而且貪汙方法也無奇不有,對當時政治形勢和吏治腐敗的發展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影響。以下摘取數例,以供讀者了解乾隆後期吏治腐敗的大致情況。
甘肅捐監冒賑案,是乾隆後期發生的一起有名的集體貪汙大案。乾隆三十九年(1774),陝甘總督勒爾謹串通首席軍機大臣於敏中,以增加甘肅省倉儲為理由,奏請於該省推行納粟捐監之例。經乾隆皇帝批準後,勒爾謹遂與甘肅省藩司王亶望等人串通作弊,先是將原定各州、縣捐監移於首府辦理,以將其權置於自己之手;爾後,又於捐監中私自改征折色,並將所收全部銀兩與全省府、道以上官員私自依分。就是靠了這種方式,勒爾謹、王亶望等許多甘肅省官員即刻都成了腰纏萬貫的暴發戶。其中單是王亶望一人,貪汙白銀即達三百餘萬兩。與此同時,他們卻以甘肅省連年遭災須賑濟為借口,將上報捐監收糧數字陸續開銷。因為捏稱報捐人員和糧食數量甚多,開捐半年,即報稱赴捐人次近兩萬,捐糧八十二萬餘石,到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累報捐糧高達七百多萬石,“所捐監生,不下數十萬”。一省捐監人數和收入糧食竟然超過了乾隆三年至八年的全國捐監數字!“其情理多有不可解處”。
對此,乾隆皇帝產生了懷疑:“甘省人民,艱窘者多,安得有二萬人捐監?若係外地商民就彼報捐,則京城現有捐監之例,眾人何以會舍近而求遠?……且甘省向稱地瘠民貧,戶鮮蓋藏,是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許餘糧,供人采買?若雲商賈等從他處搬運至邊地上捐,則沿途腳價所費不貲,商人利析秋毫,豈肯為此重價捐納?若收自近地,則邊地素無儲蓄,又何以忽而豐贏?”為此,乾隆四十年,乾隆皇帝專派刑部尚書袁守侗前赴甘肅,依據勒爾謹等人所報收糧動存實數進行盤驗。因為於敏中等人預通消息,勒爾謹、王亶望等人事前東挪西借,盤查結果是所收監糧“俱係實儲在倉,委無虧缺,並核對節年動用數目,亦相符合”。
乾隆四十四年,於敏中死後,甘肅省捐監冒賑問題開始暴露。如王亶望調任浙撫後,一次便捐白銀五十萬兩助修海塘工程,而繼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讚也一次拿出四萬兩白銀充作軍餉。對此,乾隆皇帝更加懷疑,何以擔任甘肅藩司之人家計皆如此充裕”?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和珅、阿桂等奉命西行,平定蘇四十三起義,途中多次先後奏報甘肅省得雨情形,又和王亶望等人“向來俱以被旱須賑為言,幾於年年如此”迥然不同。乾隆皇帝因令阿桂、李侍堯就近調查甘肅省捐監、散賑弊端。經過調查,“通省糧石,盡屬紙上空文”。至此,該省督撫通同作弊、“折收於前,冒銷於後”的問題才全部暴露。
對於這一“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乾隆皇帝極為震怒,當即下令將勒爾謹、王廷讚和調任浙江巡撫的王亶望等所有涉及該案官員一概革職查問。爾後,在查清案情後,他下令將勒爾謹、王亶望處死,子孫遺往伊犁充軍。與此同時,鑒於該案涉及官員太多,若全部依法處理,甘肅省道、府以上官員將為之一空。無奈,乾隆皇帝隻好決定將其中侵貪二萬兩以上者處死,其餘則從寬問擬斬監候;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刑者仍達五十六人之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甘肅省捐監冒賑案的處理剛剛告一段落,又發生了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利用查抄王亶望家財的機會侵吞抄家物資的案件。一年前,在乾隆皇帝七十壽辰時,王亶望曾向乾隆皇帝進貢玉瓶、玉山子等珍貴器物。乾隆皇帝雖然極為喜愛,但是礙於進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將上述各物發還。這次下令查抄王亶望家產,乾隆皇帝滿心想著那幾件心愛之物可以歸為己有,然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在有關官員將抄家物資解送內府之時,從奏報中乾隆皇帝不但沒有發現自己夢寐以求的玉瓶、玉山子,就是其他物品,也“大率不堪入目”,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而且,將抄家底簿和進呈抄家物品相核對,不符之處甚多:底冊所開物件未至內府者一百宗,原冊所無之物,倒多出了八十九宗;就拿黃金而言,抄家底冊上明明登記著金葉、金條、金錠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實到內府的,卻僅有金葉九兩三錢,“抽換挪掩情弊”極為明顯。為此,乾隆皇帝又專派阿桂、福長安等重臣到浙江詳查此案。調查結果:原來竟是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從中搗固引金回鬼。隻是因為利令智昏,未曾將抄家底簿先行修改,以致露出了馬腳,金銀財寶未搞到手,反而為此而銀鐺入獄。因為陳輝祖的所竊之物正是乾隆皇帝的所求,兩人所差,不過五十步笑百步,因而,乾隆皇帝實在無法將其處死。隻是後來他案發生,才將陳輝祖賜死,這場君臣爭財的鬧劇至此才算結束。
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於易簡勒索屬員、侵虧庫帑案,是乾隆後期發生的另一起貪汙大案。國泰在擔任山東巡撫期間,與布政使於易簡等人朋比為奸,一方麵賄賂朝中重臣於敏中、和珅等以尋求政治庇護;另一方麵又利用手中的權力,恣意勒索州、縣屬員賄賂,以至全省各州、縣無不虧空。其中,最嚴重的曆城等七州、縣,虧空數額竟高達六七萬至八九萬不等。而國泰、於易簡兩人卻通過這種方法積累了巨額財富,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巡撫衙署中終年歌舞不絕,烏煙瘴氣。有時,國泰和於易簡二人還親自粉墨登場,一飾楊貴妃,一飾唐明皇,共演《長生殿》。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禦史錢灃上疏乾隆皇帝,揭露國泰、於易簡兩人“貪縱營私,遇有提升調補,勒索屬員賄賂,以致曆城等州、縣倉庫虧空”等嚴重經濟問題。乾隆皇帝便委派和珅、劉墉與錢灃一起馳驛前往山東調查、處理此案。這時,為了庇護國泰、於易簡等人過關,和珅先是秘密遣使通知國泰等人預借商民銀兩彌補虧空,後來在盤查中又處處作梗,阻撓清查工作的順利進行。錢灃等人不怕威脅利誘,衝破阻撓,堅持清查,進一步掌握了國泰和於易簡兩人大量的罪證和全省虧空二百萬兩的詳情。因為罪證如山,和珅再也無法加以包庇。乾隆皇帝下令將國泰、於易簡二人處死,家產籍沒。有鑒於全案涉及官員太多,乾隆皇帝無法全部予以革職查辦,隻好下令所有虧空官員仍然各留本任,限期彌補虧空。
除了上述幾起重大貪汙案件之外,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的官員貪汙案件也層出不窮,不勝枚舉。乾隆皇帝對貪汙受賄案件雖然做了一些處理,然而上有乾隆皇帝驕奢**逸、任情揮霍,大開進貢之門,下有和珅等重臣大肆聚斂,不擇手段地向各地官員伸手要錢,不貪汙的官員難以在官場中有立足之地。因此,這股貪汙受賄之風根本無法徹底根除,並且在乾隆五十年
(1785)之後還有愈益擴大之勢,對於當時社會矛盾的激化,對於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衰落,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