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兵黷武
進入乾隆後期之後,乾隆不僅政治上的極度專斷、生活上的驕奢**逸,在軍事上,他也偏好窮兵黷武。其主要表現是再次出兵征討大、小金川。
前文說過,在第一次金川戰役中,由於氣候惡劣、地勢險要和指揮不當,進剿的清軍曾經陷於幾乎不能自拔的境地。彈丸之地,屯兵七八萬,曆時兩年,耗帑兩千萬,連誅兩大臣,八旗、綠營將士死亡不可勝數,但卻未能實現犁庭掃穴的目的,最後還是靠了政治招降,才使這場戰爭不了了之。因此,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對於金川事務,乾隆皇帝的態度一直很是謹慎。
乾隆十七年(1752),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曾乘當地土司內訌的有利時機,在當地人民的支持下,出兵雜穀,將其下屬一百零六寨改土歸流,四萬多人因此而“換製衣帽”。同時,他們還計劃對鄰近土司也采取類似行動。然而,由於初次金川之役的教訓和缺乏政治遠見,乾隆皇帝對此不但沒有予以支持,反而指責與事官員“輕舉妄動”,“又生釁端”,並諭令將已經歸流的雜穀地區再設土司。正因為如此,使得當地土司製度得以繼續存在,而後成了政治局勢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乾隆二十年(1755),各個土司之間的爭鬥重新開始,其中最為嚴重的仍是大金川土司對相鄰土司的侵擾活動。在初次金川戰役中,大金川並未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因而戰爭結束不久,該土司即恢複元氣,“自恃地廣、人眾、力強,與各土司措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
為了製止該土司對鄰近土司的侵擾而又不使清朝政府軍隊直接介入,乾隆皇帝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以番攻番”。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乾隆皇帝諭令川督開泰傳知小金川、綽斯甲布、沃日諸土司,集合土兵攻打大金川。對此,大金川土司最初頗表畏懼心理。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其原來土司頭目莎羅奔死後,繼襲土司郎卡曾經表示屈服,退還侵占各土司土地,戰爭暫時中止。但為時不到一年,屈服之意全無,又向丹壩土司發動了進攻。於是,四川督撫再次組織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丹壩、沃日、鬆崗、梭磨、卓克基等九土司聯合攻打大金川。由於缺乏統一指揮,兼之以參戰各土司有的是土司庸愚,兵力微弱;有的與大金川本是姻黨,於是,存有觀望之意,首鼠兩端,因而攻戰四年,其戰果卻極不理想。乾隆皇帝不得不改變策略,於是,諭令四川總督阿爾泰“直入其境,愷切曉諭,以彰威德”,進行政治招降。
根據乾隆皇帝的這些旨意,乾隆三十一年秋,阿爾泰與大金川達成停戰協議:清朝政府諭令九土司撤兵,並答應頒給襲位土司郎卡新印,釋放其被拘的喇嘛,準其遣使赴藏熬茶,以及允許其和小金川、綽斯甲布聯姻等;大金川則退還所侵各土司領地,釋放所擄各土司人口。這一協議的達成雖使當地獲得了暫時的安定,但卻使清朝政府精心構建起來的各土司反對大金川的共同聯盟最後瓦解。這樣,在此後不久大、小金川聯合攻打鄰近各土司時,乾隆皇帝不得不親自出馬,進行了一場較之第一次金川之役時間更長、規模更大的再征金川的戰爭。
大、小金川聯姻後,氣焰愈加囂張。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以“沃克什土司用法詛咒,致其父子同時染病”為借口,首先進攻沃克什;此後不久,又分別進攻明正、瓦寺兩土司。與此同時,大金川土司索諾木(郎卡之子)也殺害了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並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乞將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賞給當差”的無理要求。為此,川督阿爾泰雖然出動土練鎮壓,但是大、小金川仍然進攻不止。乾隆皇帝得知這些情況,認為:“我大清帝國正當全盛之時,中外一家,豈容徼內土司獨梗化外!”“撫馭番蠻,懷畏自應並用。若於梗化之人,不大加懲創,則懦弱幾無以自存,而獷悍者必效尤滋甚,漸至徼內土酋跳梁化外,何以綏靖邊圉?"於是在是年七月,乾隆皇帝決定對大、小金川再次用兵。
為了實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措施,乾隆命先取小金川。指令川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等從成都抽調滿洲兵一千,綠營、土練五千,分西、南兩路,乘敵不備,攻襲小金川,“務擒僧格桑,另立土司,撫定其地”。但是,阿爾泰本是一名迂腐無能之輩,不嫻軍旅,辦事遲緩,至當年九月,尚“安坐打箭爐,並未發一兵,未移一步”。而西路董天弼雖與小金川小有接觸,但卻因麻痹大意,反而遭到了一些挫折。為此,是年十一月,乾隆皇帝革去阿爾泰的大學士、總督職務,而以溫福為大學士,戶部侍郎桂林為四川總督,並調撥遠在雲南的八旗、綠營軍隊開赴四川,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年之久的第二次金川之役。
溫福至川後,為了組織軍事進攻,先後奏請增兵增餉。為期一勞永逸,乾隆皇帝允其所請,陸續調撥各省軍隊,開赴金川前線。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夏,在四川作戰的各省軍隊已不下六七萬;同時,戶部和的協撥之餉銀也達一千萬。憑借雄厚的兵力、財力,從乾隆三十六年冬開始,清軍兵分三路夾擊小金川。在清軍的進攻下,各土司失地先後收複,小金川本土的一些重要城寨,如郭鬆、甲木、資哩、噶爾金、僧郭宗也先後被攻克。
然而,就在此時,清軍內部的一些弱點也開始暴露,並對整個戰局發生了負麵的影響。一是指揮機構內部不團結。就西路而言,作為全軍主帥和西路總指揮,大學士溫福性情急躁,剛愎自用,因而引起了參讚大臣伍岱以下許多將領的反對。乾隆皇帝對此竟然不察實情,反而將伍岱革職拿問,嚴重影響了西路將領的作戰情緒。以致從乾隆三十七年春天開始,將近半年的時間裏,西路戰局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起色。就南線而言,桂林、阿爾泰諸人之間也是矛盾重重。
二是因為指揮不當,清軍在南線進攻中遭到了重大失敗。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為了進攻小金川,南線指揮桂林出兵收複大金川控製下的革布什咱全境。這一軍事行動,已使清軍和大金川處於公開敵對狀態,而桂林卻毫無戒備地由革布什咱進攻小金川,因而在其軍隊行至甲爾木山梁時,遭到了大金川賊眾的突然狙擊,清軍三千餘人全部戰死。
為了扭轉戰爭局勢,乾隆皇帝將桂林革職拿問,改派阿桂主持南路進攻事宜,並增調陝甘、雲南、兩湖軍隊進川作戰。阿桂到了南路後,悉力整頓,軍威重振。同年八月,再克甲爾木山梁。爾後,又連下路頂宗、喀木色爾等重要城寨。十一月初,在掃清河西敵軍據點後,揮師渡河。十二月初,攻克距離小金川巢穴美諾不過半日路程的僧郭宗。與此同時,溫福所率之西路軍也掃清沿途據點,並攻克了距離美諾隻有十餘裏的明郭宗。十二月初六,兩軍聯合攻克美諾。爾後,又乘勢直下,攻占其最後的據點底木達和布朗郭宗。小金川土司澤旺被擒,僧格桑潰圍而出,逃往大金川,往依索諾木。至此,攻打小金川的戰役取得了勝利。
小金川戰役結束後,根據乾隆皇帝的旨意,清軍除留少量戍守小金川部隊之外,集中兵力從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底開始,兵分三路,全麵進攻大金川。早在清軍征討小金川的戰役中,大金川土司索諾木即以護姊為由,派遣軍隊幫助小金川戍守,因而,“小金川各處經官兵殺獲者,金川賊眾居多”。甲爾木山梁一戰,大金川還直接向清軍開火,致使清軍蒙受重大損失。對於大金川,乾隆皇帝早已恨之入骨,但在當時隻是為了執行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乾隆皇帝才暫置大金川於不問,專攻小金川。因而,小金川戰役剛剛結束,乾隆皇帝立即指令揮師大金川,同時又再次增兵增餉。從這開始,清軍又進行了長達三年之久的征討大金川的戰爭。
大金川戰役開始後,由於山路崎嶇,碉卡林立,仰攻為難,兼之以長期作戰,清軍內部的問題也充分暴露,使得進攻的清軍又陷入了二十多年前初征金川時的困境,並繼甲爾木山梁失利之後再次遭到了巨大的打擊。首先是三軍主帥溫福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在進攻大金川的戰役中,他置廣大將士生活於不顧,“日與董提督天弼輩置酒高宴”,嚴重地脫離了廣大將士。其次,就指揮作戰而言,溫福也極為主觀。“性褊而愎,參讚以下之言,概置不聽”,嚴重影響了指揮機構內部的團結和廣大將士的作戰積極性。再次,在軍事進攻中,針對大金川碉卡林立的情況,溫福不是采取選派精銳部隊深入的軍事策略,而是又步張廣泗、訥親之後塵,專以攻取碉卡為事,“不察地勢之險易,不知士卒之甘苦,常令攻碉,多傷民眾”;“隔數日派兵攻碉,明知碉堅路險,難以施攻,猶不肯撤退,致使兵丁輕冒槍石,無故損傷”。與此同時,他還仿效金川,也大築其碉,“不愛恤兵力,常令伐木運石,築柵拿卡,不得休息”。修築碉卡之後,又“撥派萬餘兵,分守千餘卡,以極盛兵力,散處零星,均歸無用,實為失策”。對於後方基地和糧草、彈藥的守護,溫福也不重視。因此,在將近半年的時間裏,清軍一直未能攻取敵人“緊要碉卡”,反而因索諾木奇襲清軍後方,險些全軍覆滅。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初,為了解除圍困,在堅守碉卡的同時,大金川土司索諾木率領部分精銳之軍轉入外線作戰。他們以小金川的降兵為內應,首先攻襲清軍後方基地布郎郭宗、底木達等地,大敗當地戍守清軍。爾後,率軍回師,直搗位於大金川之下的溫福軍隊駐守的木果木大營。溫福猝不及防,不僅大營被攻破,而且溫福以下許多將領被殺,所屬軍隊有三千餘人或死於敵軍鋒鏑,或自相踐踏斃命,其餘一萬多人全部潰逃。除僧郭宗以南的個別地區外,小金川全境失守。朝廷耗帑三千萬、調軍七萬餘、奮戰兩年多的全部戰果僅此一役全部喪失殆盡,清軍遭受了金川戰役開始以來的最大的一次失敗。
木果木之役失利後,為了扭轉戰局,乾隆皇帝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豐升額、明亮為副將軍,招集潰散兵卒,重整旗鼓;另一方麵,又再次下令調撥京城健銳、火器二營和黑龍江、吉林八旗兵丁、伊犁厄魯特兵和各省綠營兵丁共兩萬餘人開赴前線。經此安排,金川前線清軍總數又超過七萬。從是年十月下旬開始,在阿桂的率領下,重新向小金川發動了進攻。由於這次指揮得當,五天即收複小金川全境。爾後,清軍又兵分南、西、北三路,再次揮師大金川。
在進攻大金川戰役中,有鑒於該地自初次金川之役後,各種軍事設施一直沒有拆除並且不斷興建,嚴密程度十倍於小金川,阿桂采取了分兵合圍、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作戰方針。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底到三十九年(1774)年中,先後攻克敵人碉卡多座,並日漸逼近大金川主要巢穴勒烏圍。經過長期戰爭消耗,大金川也頗感力量不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索諾木鴆殺僧格桑,獻其屍及妻妾、頭目至軍,乞赦己罪”,當即被阿桂等嚴詞拒絕,戰爭繼續進行。
乾隆四十年(1775)年初,大金川的形勢進一步惡化,“火藥無多,糧食亦乏,並選婦人穿男衣,假充兵數”。乘此機會,清軍加緊進攻。四五月間,先後攻克距離勒烏圍不過數裏之遙的噶爾丹寺和遜克宗兩城。八月,攻克勒烏圍,索諾木率領餘眾退保噶喇依(刮耳崖)。是年年底,在掃清噶喇依附近各處碉卡後,三路清軍聯合包圍噶喇依,“築長圍數十裏,斷水道以困之,大炮晝夜霆擊,所至洞牆壁數重”。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索諾木已是窮途末日,眾叛親離。其母阿倉、其姑阿青以及異母兄莎羅奔岡達克先後出營乞降。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索諾木跪捧印信,帶同兄弟並伊妻及其眾頭人、喇嘛、大小頭目二千餘人”出寨乞降。八天之後,捷報傳至東陵行在。為了慶祝戰爭的勝利,乾隆皇帝先後拜謁東、西兩陵,東巡泰山,告成岱宗,爾後又於返京之際,為凱旋將士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大典。返京後,又獻俘太廟,宴賞出征將士,圖畫功臣於紫光閣。至此,這場曆時五年、調兵十餘萬、死亡將士近萬人、耗帑七千萬的戰爭才告結束。
乾隆皇帝進行的再征金川之役雖然對於鞏固國家統一、維護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安定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由於乾隆皇帝的錯誤決策和戰爭所耗帑銀巨大,也對此後政治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大、小金川兩地,“地不逾五百裏,人不滿三萬眾”,在四川已是一隅之地,對全國來講則更是不值一提。如果決意用兵,隻須令四川督撫選用得力將領伺機攻取,即可獲得成功。在這方麵,乾隆十七年,四川提督嶽鍾琪攻取雜穀即是一個成功的先例。而乾隆皇帝卻不照此計行事,開始堅持以番攻番,嚴禁朝廷軍隊介入;一旦介入,又為速勝起見,從北京和各地調集大批軍隊。因對地理環境不熟悉,情況也全然不了解,自然使戰爭曠日持久,所費不貲,本屬癬疥之疾,卻變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其次是軍費開銷無節製。這場戰爭進行之日,正是清朝政府的統治達到全盛之時。國庫常年存銀一直保持在七八千萬兩之間。國家的富庶使得乾隆皇帝頭腦發熱。戰爭發動之初,他即狂妄地宣稱:“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為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餘。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外省公事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爾後,在戰爭進行中,他又多次宣稱:“現在征剿金川,以期一勞永逸,即多費數十萬或百餘萬金,皆所不惜。”“每念天地生財,隻有此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聚諸無用之地,曷若使民間多得流通!……今節次撥帑濟用,已一千四百萬兩,而太府之儲,未嚐少減。……將來攻剿金川,或略延時日,再費二千萬兩亦可葳事,庫貯尚在五千萬以上。”乾隆皇帝的這一態度無疑是鼓勵臣下狂花濫費。在他的直接影響下,金川戰役軍費開支超過了此前進行的各次戰爭開支的總和,竟達七千萬兩之多,這對乾隆後期的國家財政狀況產生了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還應該指出的是,乾隆皇帝允許軍費開銷隨意的目的雖是為了速勝,然而由於各級將領的任情揮霍,使得上下級之間生活懸殊,廣大將士的作戰情緒也大受影響,因而,巨額的軍費開支反倒對戰爭進程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再次,這場戰爭雖然發生在四川一隅,但是由於戰爭中征調的軍隊南至雲貴,北至吉林、黑龍江,東至兩湖,西至陝甘,兼之以軍需供應、夫役征調,也使上述各地人民的賦役負擔空前加重,直接導致了階級矛盾的激化,並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