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奢揮霍
康熙、雍正統治時期,為了享樂的需要,最高統治者已經先後興建過一些大型土木工程。其中主要有:京西有暢春園、圓明園等別墅,畿甸有湯山、盤山諸行宮,距京三百裏外的承德,還有涼爽宜人的避暑山莊。應該說,可供最高統治者享樂遊憩的場所已經為數眾多了。然而,乾隆皇帝即位以後,卻仍不滿足,並在所有這些工程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木興建活動。乾隆五年,乾隆皇帝首先在圓明園東南空隙之地另建長春園、綺春園;爾後不久,又以“仰承祖製,欲舉臨邊講武之禮”為借口,鳩集工料,重新修建熱河避暑山莊。根據他的指令,工匠日夜興作,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時,避暑山莊中的建築物已由康熙、雍正時期的十六處增加到三十八處。
如果說,由於言官諫阻,乾隆統治前期,對土木建築之事還沒有放開手腳的話,那麽,到了乾隆後期,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極端加強,乾隆皇帝便更加肆無忌憚。在此期間,圓明園由雍正年間的二十八景擴建為四十景,避暑山莊也由康熙時的三十六景增加到七十二景。著名的承德外八廟,大多都是在這一時期中建造或者重修。與此同時,所有“京師壇廟、宮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乃至街道市容以及帝後陵寢,如裕陵、泰東陵等項工程,也無不動工修建,“工役之費不啻累百萬”。宮廷土木建築之外,乾隆三十年以後,乾隆皇帝還專撥庫帑五百萬兩,對全國各地的城池普加修葺。
所有這些工程,盡管乾隆皇帝一再宣稱“皆物給價,工給值”,但在具體執行中,弊端百出,不但大大虛耗了國帑,而且也使廣大人民的賦役負擔成倍地增長,嚴重地妨礙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對於這種虛耗國帑、濫用民力、有害無益的活動,連乾隆皇帝本人有時也覺得太過分。乾隆四十六年,他還專門寫了一篇《知過論》以自箴。但是,就像吸食鴉片中毒的煙鬼一樣,乾隆皇帝雖知這樣做不當,但卻不能戒除。乾隆四十六年以後,不但熱河避暑山莊的土木工程一直沒有停止,而且其他大型土木工程也開始動工,對於乾隆末年的國家財政危機和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衰落都產生了極為惡劣的負麵作用。
除大興土木之外,乾隆皇帝還利用節慶之際任情揮霍。比如,在乾隆前期是崇慶皇太後的幾次萬壽慶典,在乾隆後期則是乾隆皇帝本人的曆次萬壽慶典和乾隆五十年(1785)、嘉慶元年(1796)先後舉行的兩次“千叟宴”。
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即已開始為其生母崇慶皇太後舉行大規模的祝壽活動。是年十一月,崇慶皇太後五十壽辰。為了以表孝心,乾隆皇帝效法康熙皇帝五十壽辰慶祝成例,在皇太後從暢春園回宮的路上,組織八旗官員、兵丁男婦、太監人等年在六十以上者,從西安門到紫光閣,各按旗分次序,男左女右,分列道旁,“瞻仰跪接”皇太後鑾駕,並對他們各加恩賞。一天之中,僅跪接官民賞賜一項,即開銷白銀十萬八千七百五十兩、緞布七萬餘匹。
上述這些,和後來的皇太後萬壽慶祝活動相比較,這些揮霍幾乎不值一提。乾隆十六年,崇慶皇太後六十壽辰。這時,由於乾隆皇帝的統治已經鞏固,慶典規模更為盛大。是年三月,乾隆還在南巡途中時,便諭令各省督撫先期派人進京,“各按段落,預備經壇、戲台之類”。根據安排,從萬壽山到西直門一帶地方,由內務府預備;“西直門至西華門一帶途次,由各省督撫及在京王公大臣公同分段預備”。
在乾隆皇帝嚴令下,大小百官聞風而動。四月間,兩淮鹽政高恒、普福等人率先行動,鳩集工料,組織人員,在布置地段進行準備。爾後,各省也相繼行動,其中一些地區和省份還花樣翻新,如順天府府尹蔣炳呈請合府紳士共建經壇,祝賀萬壽。在他的影響下,各省在籍官員也普建經壇,“以申慶祝”。又如直隸、湖廣兩省督撫,還不顧天寒地凍,各從本省拉了一班農民、老婦,晝夜兼程,進京叩祝皇太後萬壽。與此同時,為了把慶典辦得隆重熱鬧,乾隆皇帝和中央各衙門也忙得不亦樂乎。先是降諭,在次年開恩科鄉試、會試,爾後又勃諭禮部擬定恭上皇太後徽號及一應儀節。內務府各機構也為備辦賞賜銀兩、緞匹、筵宴桌案忙得團團打轉。
壽期臨即,乾隆皇帝遣官告祭天地、太廟,親奉皇太後到萬壽寺行禮。十一月二十日,乾隆皇帝騎馬領路,率領大隊人馬奉迎皇太後還宮。一到西直門,進入各省布置的地段後,便目不暇接,熱鬧異常。據當時目擊者、著名文人趙翼記載,從西直門外的高亮橋到西華門十餘裏長的道路上,“張燈結彩,結撰樓閣”,“錦繡山河,金銀宮闕,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台戲,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倔童妙妓,歌扇舞衫;後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顧方驚,右盼複眩。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林舞也”。
除此之外,不少省份還另有布置,如有的省份用色絹製成高山,有的省份用錫箔製成大海,還有的省份在台上矗立起一個幾間房子大的祝壽蟠桃;尤為奇特的是,廣東省在其布置地段用無數隻孔雀尾建造了一個兩三丈高的翡翠亭;湖北省則用玻璃磚建造了一個“重簷三層”的黃鶴樓;浙江官員又別出心裁,竟用無數麵鏡子製成一個人造西湖,並建廣榭於其上,人入其中,化身千億,極為壯觀。皇太後所到之處,文武百官以至大臣命婦、京師土女,簪纓冠帔,跪伏滿途,恭祝萬壽。進宮之後,連日筵宴,戲劇、煙火,一場接著一場。一連十幾天,整個北京城一直熱鬧非常。對於這樣的闊綽擺設,連皇太後本人也“殊顯繁費,甫入宮,即命撤去”。
然而,此後的崇慶皇太後七旬、八旬萬壽慶典,花費情況依然不減當年。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皇太後七十慶典準備活動,除循例由各省布置地段之外,還專撥白銀一百多萬兩,將西直門到西華門一帶路旁的街道鋪麵“統一修葺,俾令整齊可觀”。與此同時,紫禁城內外的壽安宮、萬壽寺、正覺寺、弘仁寺、仁壽寺的修整,暢春園外麵的水溝疏通和萬壽寺西邊的人造土山工程也全麵施工。因為皇太後極為喜歡江南風景,乾隆皇帝還特命臣下在萬壽寺旁仿照江南城市風貌建了一條長達數裏的蘇州街。壽期之際,又由在京八旗、順天府和直隸分別組織耆老、老民、老婦各六十三人叩祝萬壽。同時,政府又從各地禮請喇嘛一千人進京念經,除日常飯食皆需供應外,還準備了大批銀兩、緞匹和八百多張餑餑席麵,以行賞賜。
又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太後八旬萬壽慶典,“京師巨典繁盛,均不減辛未(指乾隆十六年崇慶皇太後六十壽辰)”,而且在一些方麵還更加鋪張。比即如喇嘛念經一項,便規定京城中的十八個寺院統一念經九日;同時,還組織了在京及各省在籍官員二千五百人設立經壇,“虔申誦祝”。除此之外,還又拉上了三班九老宴遊香山,以此助興。
為了討崇慶皇太後喜歡,乾隆皇帝有時還到了非常荒唐的地步。圓明園福海以東有一個同樂園,是乾隆皇帝經常侍奉皇太後臨幸之處。為了使皇太後開心舒懷,乾隆皇帝特在其中設立了一條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一切動用諸物悉備,外間所有者,無不有之”。其中,店主人以太監充當,店小二、跑堂等,皆挑取外城各商肆中聲音響亮、口齒伶俐者擔任。每到乾隆皇帝奉侍皇太後臨幸之時,跑堂的要萊、店小二報賬、掌櫃的撥拉算盤珠,“眾聲雜遝,紛紛並起”。看到這種情形,皇太後“慈顏”大悅,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自己有這樣的“傑作”而分外得意。
乾隆四十二年(1777),崇慶皇太後去世。但乾隆皇帝的節慶揮霍並未因此而有所收斂,反而因專製統治的極端加強而越來越嚴重。除了在他本人壽辰之際大事鋪張之外,還另外搞了兩次規模盛大的千叟宴,從而把節慶揮霍推向了最高峰。
乾隆皇帝誕辰是八月十三,依據慣例,一般都在避暑山莊舉行慶祝活動。因而,乾隆四十五年以前,每逢乾隆皇帝誕辰,不但避暑山莊連日筵宴不絕,熱鬧非常,而且連同北京到承德三百多裏的道邊樹木上也披紅掛彩,裝飾一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乾隆皇帝七十壽辰時,慶祝活動更為隆重盛大。為了討乾隆皇帝的歡心,此前一年,以永路、和珅為首的一班大臣便在進貢器物和進貢數字上絞盡腦汁,大做文章。凡進貢物品,皆“取九九之義”。截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單是進貢之無量壽佛,便已達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三尊,計銀二十八萬七千四百餘兩。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各省督撫進獻萬壽貢品進入了**。據當時的朝鮮使臣記載,貢車多達三萬輛,此外,人擔、駝負、轎駕者更是多不勝數。為了搶運貢品,車輛互相爭道、催促,“篝火相望,鈴鐸動地,鞭聲震野”。
與此同時,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主要宗教領袖和西藏、回部、蒙古等地的貴族王公分別前來入覲,朝鮮、琉球、安南等藩邦屬國也都遣使入貢。在內外上下的一片頌揚聲中,回顧在位四十五年來自己的各種輝煌成就,乾隆皇帝本人也有些飄飄然。這樣,就在他陶醉於自己即位以來的統治成就的時候,大量的帑藏銀兩、緞匹,經由他手而賞賜給了前來祝壽的臣下和外藩使臣。
七旬萬壽慶典之後,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乾隆皇帝又決定像其祖康熙皇帝一樣,舉行千叟宴,“凡內外文武官員年在六十以上者,皆與賜宴之列”。同時,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六阿哥永琯、軍機大臣阿桂、內務府大臣金簡等人共同負責的內務府辦理千叟宴事務處,全麵負責千叟宴的籌備事宜。是年十月,乾隆皇帝正式頒布諭旨,定於來年正月初六在京舉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國家景運昌期,重熙累洽,嘉與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根據乾隆這一諭旨,參加宴會的人數逐漸增加到三千六百人,與宴人物也由原來的內外文武官員擴大到各國使臣、邊地土司、出痘的蒙古、回部王公和地位較卑而又年逾七十的耆老士民、八旗兵丁、拜唐阿以及匠役人等。所有與宴人員名單,經乾隆皇帝批準,均由軍機處正式行文各省,通知他們在年底封印以前進京。
從十一月初開始,各省與宴官吏士民先後起程,北上進京。屆時,與宴人員齊集乾清宮,按班序列,俟乾隆皇帝升座,樂聲大作,與宴人員一起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然後各入座次,宴會正式開始。席間,乾隆皇帝還命皇子、皇孫、皇曾孫等分別向與宴人員執爵獻酒,其中年逾九十者,還召至禦座前親賜卮酒。此時,乾隆皇帝想起康熙六十一年(1722)新正千叟宴時自己皇祖之奉命向老臣執爵獻酒的情形,如今眼見當下千叟宴的空前盛況,不禁文思泉湧,當即揮毫作成《禦製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韻》七律一首。詩曰:
抽秘無須更騁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訝至當軒手賜年。君酢臣酬九重會,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冊饒他莫並肩。
在這次千叟宴後,乾隆皇帝意猶未盡,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在宣布次年歸政的同時,乾隆皇帝決定在嘉慶元年正月再次舉行千叟宴。據史載,此次與宴人員達八千人之多,較之上次人員幾乎多出兩三倍!總計兩次千叟宴,備辦宴席約兩千來桌;而且,宴會結束時,還向與宴臣民“頒賜如意、壽杖、繒綺、貂皮、文玩、銀牌等物有差”。其中的銀牌,依據受賜者年齡,以十五兩到三十兩不等,連同其他賞賜,又有上百萬兩之多。
乾隆在大興土木和節慶揮霍的同時,他還通過頻繁的巡幸活動而任情糜費。乾隆六年,乾隆皇帝開始木蘭秋獮;乾隆八年,又東巡盛京。從此開始了他一生中極為頻繁的巡幸活動。這些巡幸活動對於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鞏固和加強雖然不無積極作用,但由於他在巡幸中任意糜費,也大量耗費了多年積攢起來的國庫帑銀,並給沿途人民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乾隆八年(1743)首次巡幸盛京時,“凡沿途駐蹕之地需用水漿,須鑿井數十,輦道兩旁,複築扈從臣工徑路。經過道路,不能耕種”。而奉天將軍額爾圖又借此勒派商民捐助,扣發兵丁餉銀,鬧得當地民怨沸騰。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東巡曲阜。是時正值山東連年遭災,餓殍遍野,而山東巡撫阿裏袞卻置災民賑恤於不顧,一以備辦乾隆皇帝巡幸為事,“蓋造行宮、修茸寺廟”之外,還將巡幸道路也裝點得煥然一新。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的首次南巡更使巡幸糜費進入了**。前此數年,沿途官吏即已調撥夫役,對康熙皇帝的南巡行宮一一進行修葺。行宮之間,又添設尖營,以供乾隆皇帝一行在中途休憩之用;巡幸前一年,又派向導先行出發,勘察道路及各地行宮的陳設情況。為了接待這些“欽差”,所過州、縣“鋪設備極華糜,器用備極精致,多者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金”。與此同時,南巡所用隨駕馬匹五六千匹,乳牛和膳羊上千頭,也先後由京城運往巡幸沿途。
一切準備就緒,乾隆皇帝侍奉皇太後從京城起駕。隨駕人員有後妃、皇子、公主,有滿、漢文武大臣,有護衛兵弁,還有廝養跟役,總數不下兩千人。一路之上浩浩****,如同遷都一樣。進入山東境內,早有禦舟安福爐、翔風艇和拉纖河兵數千人在旁恭候;禦舟行駛,前有禦前大臣率領精壯官兵乘船開道,後有軍機大臣和文武百官乘坐的船隻隨行,岸上還有騎馬的官兵沿河行走,以備隨時調遣聽令。所經三十裏以內,地方官員一律朝服接駕,耆民老婦、紳衿生監排列跪伏,八十歲以上的老民老婦還身著黃布外褂、手執高香跪候聖駕。進入揚州、蘇州等風景優美的城市,則棄舟登岸,策馬進城。所過街道皆用彩綢、彩布高搭棚幔,每戶門上各貼“福”字,門前恭設香案,百姓跪伏滿途,恭候聖駕光臨。此外,河道中還備有龍舟燈舫和戲船台閣等“俚俗遊玩之具”。為了點綴風景,在揚州城內,兩淮鹽商還捐資植梅一萬株,以討乾隆皇帝歡心。沿途各處行宮的陳設也極其華麗,不是極為名貴的書籍、字畫、端硯和掛屏,就是價值連城的牙雕和紫檀花梨屏座等,甚至連痰盂、溺器也都是由銀匠精心打製而成。巡幸途中,乾隆皇帝開心之餘,隨心所欲地對扈從兵丁、水手、拉纖民夫、文武官員、後妃王公以至接駕官員、耆民老婦和商眾人等普加賞賜,動輒就是成千上萬。一處如此,他處皆然。
因為乾隆皇帝巡幸過於糜費而且擾民尤甚,因而,有的官員不願為虎作化而告病去職,有的官員如沈廷芳、金溶、和其衷、錢琦、杭世駿、尹會一和顧棟高等人還先後上言,對此舉進行批評。對此,乾隆皇帝不但不引咎自責,反而強詞奪理地百般辯解,並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批評者亂扣帽子,嚴加打擊。他說:“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闔茸不堪之員,以辦差為苦者,或散布流言,張大其事,勢所必有”;“今向導一過,即雲慘淡經營若此,明年朕駕親臨,又當如何?朕甫下詔南巡,即已若此,當年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省,又當如何?”在他看來,是否支持他外出巡幸以及在巡幸中辦差是否積極,都是對皇上態度的大問題。因此,在一些諭旨中,他多次把諫阻巡幸的官員比作是查嗣庭、盧魯生一類人物,不是嚴詞訓斥,就是革職貶官。乾隆二十年(1755)的胡中藻文字獄案中,他還將胡中藻詩中的“穆王車馬走不停”作為諷刺自己巡幸的罪證而對其予以嚴厲製裁。在乾隆皇帝的強力壓製下,再也無人敢對乾隆皇帝的巡幸奢靡進行批評了,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成了馬屁精,隻要乾隆皇帝外出巡幸,即刻將其當作一項最重要的任務而大肆鋪張。
進入乾隆後期之後,這股巡幸奢靡之風有愈演愈烈之勢,而且幾乎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乾隆四十一年春,乾隆皇帝以金川平定先後告祭東、西兩陵並東巡曲阜,沿途所經州、縣,像辦理皇太後萬壽慶典一樣接待乾隆皇帝,“每日俱有戲台承應,甚或間以排當”;所過沿途,也大肆點綴,“飾為巷舞衢歌之象”。乾隆四十八年東巡盛京時,當地官員聽說乾隆皇帝曾經特意建造買賣街以取樂,竟也如此照辦,“搭蓋買賣街席棚”。曆次巡幸天津,當地官員都在途經之地“預備彩棚戲台,並設有采蓮船隻等件”,還不惜巨金,將“各處行宮點綴修飾”。對於這些奢華布置,有時乾隆皇帝本人也覺得“過於繁費”,並一再通令禁絕,但至乾隆五十九年再度巡幸時,當地官員仍然備辦了龍舟及“戲劇雜伎”等。
在曆次巡幸活動中,花費最大的還是乾隆皇帝的第五次巡江南活動。繼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四度南巡之後,乾隆四十五年春,乾隆皇帝五巡江浙。因為十五年來未曾舉行南巡盛典,因而,巡幸沿途官員競相鋪張,從而使得此次南巡與以前幾次相比更為奢華。乾隆皇帝剛剛進入直隸境內,所經州、縣便“競尚燈爆,進呈雜戲”,其中新城縣知縣申允恭還挖空心思,“別設十層鼇山爆燈”,以備乾隆皇帝駕臨時點放。途經保定長蘆隘口,因為該地是“各省富商輻集之所”,接駕活動更為鋪張:“眾商預輸蘇杭間彩緞與奇玩,路旁結棚如物形或樓台狀,窮極眩采,橫亙數十裏。店鋪之間,待皇帝經過,眾商山呼如雷。”
這些陳設和布置雖然已經相當奢華,但和整個巡幸中的鋪張活動相比,仍然是不足為道。比如,禦舟抵達鎮江城外時,遙見岸邊矗立著一個巨大的壽桃,鮮豔可愛。須臾間,煙火衝天,光焰四射,壽桃開裂,從中湧現出一個劇台,幾百名優伶正在演出壽山福海之戲。進入杭州時,因為浙江巡撫王亶望事先不惜重金,“添廷屋宇,點綴燈彩”,把一個三吳都會裝飾得就像人間天堂一樣,乾隆皇帝到此,仿佛置身仙境,因而龍顏大悅。乾隆皇帝雖然在口頭上少不了對其奢華布置略為申斥幾句,但在實際上卻把這個大貪汙犯看得就像自己的心肝一樣。
摸準了乾隆皇帝的這一心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時,兩淮鹽政伊齡阿明知乾隆皇帝已有一艘安福臚,卻仍然勒索眾商再造一艘寶蓮航禦舟。對此,乾隆皇帝雖然照例申斥,但在實際上卻異常高興地將這艘船運進北京備用。同時,乾隆皇帝本人也對迎駕官員、百姓和扈從南巡的文武官員、兵弁民夫大手大腳地進行賞賜,數量之多,較之前五次南巡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了替自己的這種奢靡行為尋找理由,乾隆多次聲稱,天地間生財隻有此數,不散於下,則聚於上。按照他的這一邏輯,他的揮霍糜費不但無害,而且還是有益於窮民的“義舉”。就是在這套謬論的指導下,幾十年中,廣大勞動人民用血汗積攢起來的巨額財富經由他手而幾乎揮霍一空,致使乾隆末年國庫空虛,民窮財盡,出現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