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江河日下,由盛轉衰 壓抑臣權

乾隆統治後期,在位已經四十來年,由於乾隆皇帝對治上異己勢力的打擊和官吏隊伍的自然更新,各級政權機構中的其父雍正時期的舊臣基本上被清除殆盡,幾乎所有官吏都是由乾隆皇帝親自培養提拔的。和君權相比,臣權本已低得可憐。盡管如此,為了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專製統治,乾隆皇帝仍然把限製和壓抑臣權作為自己的一項主要政治主張。

在所有官吏中,科道、禦史等言事官員因為職務關係,和乾隆皇帝的各項政治舉措關係密切,因而成為乾隆皇帝重點限製和打擊的對象。在他看來,凡是臣下上書言事,都是“效明末諫垣門戶惡習”,都是對自己權力的侵犯。因而,對於言事官員,稍不遂意,不是降黜,就是發配邊遠;至於降旨申斥,則幾乎更是家常便飯。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給事中李漱芳、禦史範宜賓先後上言:王倫起義的爆發是因地方官員諱災不報、饑民無食所引起;同時,他們還提到京畿一帶地方也有類似情況。然而,對於他們的這些言論,乾隆皇帝不但不予以重視,反而下令進行反調查,指斥二人“身為言官”,而造作無稽之談,為亂民飾詞卸過,其心實不可問”。因此,李漱芳被降為主事;範宜賓則被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三年多以後,禮部尚書永貴循例題請將李漱芳補為員外郎。乾隆皇帝得知後,又大發雷霆,斥禮部尚書永貴的這一做法“乃明季士大夫惡習,黨援朋比之風固結不解”。他表示:“我大清列聖相承,朕敬承先誌,方以振綱飭紀為務,豈容大臣等之行私藐法乎!”李漱芳官未升成,禮部尚書永貴卻因此而被摘去頂戴花翎,革職發往烏什辦事。

因為乾隆皇帝對言官非常反感,還經常對言官奏疏中的字眼兒百般挑剔,稍有不謹失敬之處,也被視為觸犯皇帝尊嚴而予以懲治。如乾隆五十年三月,禦史費孝昌奏請官吏終養父母一疏中有“君設身以處”字樣,當即被乾隆皇帝指斥為“措詞乖體”,“全不知敬謹之道”而勒令休致。總之,在此期間,幾乎所有的言官皆因上書言事而遭到申斥和處分。在乾隆皇帝的強力壓製下,言路閉塞,言官地位也下降到了雍正以來的最低點。

與此同時,乾隆皇帝還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對各級官吏的控製。鑒於官吏隊伍不斷更新,許多官員不諳成例,乾隆皇帝有時反複重申一些過去的舊規定。如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直隸布政使單功擢病故,直隸總督楊景素奏請在尚安、於易簡兩人中簡授一員。對此,乾隆皇帝指出:“兩司為各省大員,非督撫所當保薦。”便是屬於重申舊規定的例證。

除此之外,為了防止官之間吏交朋結黨,尾大難除,乾隆皇帝還在官員回避和具折言事官員的範圍上先後作出了一些新規定。關於回避範圍,乾隆

四十三年(1778)六月,乾隆皇帝規定:“各部院滿、漢堂司各官外姻親屬中,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女婿、嫡甥在同衙門,令官小者回避;同官者,令後進者回避。”甚至小小的筆帖式也仿此例辦理,以防彼此瞻顧之弊。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乾隆皇帝又規定:“嗣後同在一省之上司屬員,概不得於現任內結親,違者照違令議處。”乾隆四十九年還規定:“凡委員署理,如缺與原籍住址在五百裏內者,亦令呈請回避。”一年多以後,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這種心理,一個官員還要求將回避範圍擴大到駐防八旗的各級官員。僅因這一建議實際上難以實施,“均令回避,必滋繁擾”,不得已而作罷。為了壓抑督撫權力,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乾隆清乾隆六方掐絲琺琅水盂皇帝又恢複雍正舊製,第十章江河日下;由盛轉衰準予道員委署兩司者具折奏事。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還規定:“卓異官犯贓,議處原保薦上司。”

在采取措施限製各級官吏的同時,乾隆皇帝還特別注意清除各地官吏的社會影響。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發現杭州西湖花神廟所塑湖神、花神、花後,都是李衛在浙江任總督時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塑,以使自己“永享祠祀”。對此,乾隆皇帝極為震怒,當即下令將其拆毀,另行塑造。對於各地豎立的曆來文武官員去思德政碑,也通令各省全部予以拆毀,並嚴禁“各省兵民製送上官衣傘”、建造生祠等。為了讓各級官員認真貫徹執行,他還作出規定,將這一規定作為官員離任交代的必要內容。在乾隆皇帝的嚴令督促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熙、雍正以來所建的祠、碑予以拆毀,其中僅雲南、山西兩省,便多達六百座。對於表彰本朝名臣的一些著作,如《本朝名臣言行錄》,乾隆皇帝尤其不能容忍,除將作者尹嘉銓處死之外,所有流傳書籍及書版概行解京銷毀。對於該書記載的本朝名臣,如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高士奇、高其位、湯斌、張伯行、陸隴其、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人,則逐一指斥。在他看來,本朝既“無奸臣,亦無名臣”。所有臣下,都是一幫聽從皇帝任意驅使的碌碌之輩。

與此同時,為了壓抑臣權,乾隆皇帝還對表彰名臣的理學鼻祖程朱進行“炮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他在命令臣下編撰《曆代職官表》一書時,便對程頤所說的“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的說法進行了批判。此後不久,在處理尹嘉銓文字獄案件期間,他還振振有詞地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朱熹的《名臣言行錄》一書,並對尹嘉銓加以嚴厲處理,以發泄他對朱熹的一腔怒火。在乾隆皇帝的壓製下,所有臣下都變得唯唯諾諾、誠惶誠恐,名副其實地成了乾隆皇帝腳下的奴仆。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強化到了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

在壓抑臣權、提高君權的各種政治活動中,乾隆皇帝最為注意加強對包括軍機大臣在內的所有中央政府中的高級官員的控製。作為這一活動的重要表現,是和珅的多次擢升及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的愈益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自即位伊始,即以加強皇權、壓抑臣權為事。為此,乾隆初年,他先是重建軍機處,以取代總理事務處,爾後,對於軍機大臣和其他高級官員也是一換再換。即以處在政權中樞的首席軍機大臣而言,最初是以自己培養起來的訥親、傅恒取代其父雍正朝的舊臣鄂爾泰、張廷玉;後來,在傅恒死後,又以並非宗室、貴戚的尹繼善、劉統勳、於敏中、阿桂等人先後擔任是職。和訥親、傅恒一樣,尹繼善、劉統勳、於敏中、阿桂也都是由乾隆皇帝一手提拔起來的,使用他們,當然不會有什麽大的問題。盡管如此,在乾隆皇帝看來,軍機大臣和不少高級官吏都仕宦較久,聯絡廣泛,功勳卓著,深孚眾望,對於自己專製統治的極端強化仍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發生的首席軍機大臣於敏中交結太監高雲從案件,更使乾隆皇帝的這種顧慮得到了證實。為了處理政務,固然不能舍棄賢才,但是,進一步加強對朝廷高級官吏,特別是加強對軍機大臣的控製也是勢之所須,刻不容緩。而在此時,乾隆皇帝已經年近七十,精力不濟。在這種情況下,通過代理人以對朝廷高級官員和軍機大臣進行控製,便成為乾隆皇帝唯一可行的手段。正是適應乾隆皇帝的這一政治需要,並無寸功但卻巧言令色、善窺人主意旨的和珅便在此時登上了大清政治舞台,並且成為一個權傾朝野的大人物。

和珅(1750—1799),字致齋,姓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出身寒微,早年卒業於鹹安宮官學。乾隆三十四年進入內務府鑾儀衛,當上了一名拜唐阿(清代皇帝巡幸時充任先驅的隨從)。因為其口齒伶俐,應對敏捷,得到了乾隆皇帝的特別寵愛,進入鑾儀衛不久,即擢升為儀仗總管,不長時間,又升任三等侍衛。乾隆四十年以後,更是官運亨通,是年入值乾清門,擢為禦前侍衛、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正月,以乾隆皇帝特旨,全族抬入正黃旗;三月,又奉命在軍機處行走;八月,調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十月,批準其在紫禁城騎馬;十一月,為國史館副總裁。爾後,職務越兼越多,權力越來越大。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兼步兵統領,乾隆四十三年兼崇文門稅務監督,乾隆四十四年兼禦前大臣,乾隆四十五年授戶部尚書、議政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乾隆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統經筵講官,乾隆四十八年賞戴雙眼花翎、任國史館正總裁兼文淵閣提舉事、理藩院尚書,乾隆四十九年又相繼兼任鑲藍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清字經館總裁、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要職。在此期間,和珅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先後對中央政府中的高級官員進行打擊,屢興大獄,其中最具影響的是李侍堯和於敏中兩起大案。

李侍堯曾以總督擔任大學士、軍機大臣,頗得乾隆皇帝的信任。但其擔任軍機大臣期間曾“兒畜和珅”,因而和珅對他恨之入骨。後來李侍堯離開軍機處,專任雲貴總督,和珅於是以其“貪濁無厭”、收受屬員賄賂為借口,將李侍堯革職下獄,並力請乾隆皇帝將其處死。最終乾隆皇帝以其為功臣李永芳之後,對其僅僅是籍沒家產,饒其不死。

扳倒李侍堯案之後,和珅選擇的另一個打擊對象是原任首席軍機大臣於敏中。於敏中在擔任首席軍機大臣期間,曾因結交宦官而受到乾隆皇帝的嚴厲申斥,此後失寵於乾隆。於敏中死後,為迎合乾隆皇帝的心理,和珅於是以於敏中的侄子於時和非法侵吞於敏中全部家財為借口,再次興起大獄。結果,於敏中家財二百餘萬全被沒收,於時和被放逐伊犁,於敏中之妾張氏被削奪夫人誥命。受此案影響,於敏中本人及其親信黨羽因此信譽掃地。後來,隨著和珅權勢的不斷增長,凡在軍機處、內閣任職的所有高級要員,如阿桂、福隆安、福康安、王傑、董誥、劉墉等人,幾乎都成了和珅攻擊的靶子。

為了免遭傾軋陷害,阿桂雖然德高望重,對其也是“刻刻防之”;王傑、董誥等人則更是“循循如屬吏”;而和珅則因此而幾乎成了滿清政府中的“宰相”。對於和珅在中央政府中的這種地位和作用,當時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臣看得很清楚,稱其“貴幸用事”,“寵幸無比,為人狡黠,善於逢迎,年方三十一,為戶部尚書、九門提督。……性又陰毒,少有嫌隙,必致中傷,人皆側目”。正是有了和珅這條走狗,乾隆皇帝對於中央高級官吏的控製得到空前的加強,因而在乾隆皇帝年至七十、身體和精力都頗覺不濟之時,國家“政令事為”反而“間多苛嚴”“人懷不安”,朝野上下一片緊張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