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風波

在乾隆統治後期,由於社會危機的空前深重,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全國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裝起義開始進入了**。其中林爽文領導的台灣天地會起義是這場革命風暴中影響最大的一次。

天地會組織創立於乾隆前期,最初隻是閩、粵兩省中流動性較大的小商販和失去土地的雇工之間的秘密互助團體。由於當時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異常嚴酷,兼之以天地會本身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因而參加人員極少,活動極為秘密,對當時政局也沒有發生什麽大的影響。

乾隆四十年年末,隨著閩、粵兩省流寓台灣民人的不斷增多,天地會也傳播到了台灣,並在當地得到極為廣泛的傳播。台灣地處海外,距離清朝政府的統治中心極遠,清朝統治力量相對薄弱;多數流寓民人又是冒犯清朝政府的禁令偷渡私墾,富於反抗精神;到台灣後雖然仍行按籍居住,但卻衝破了原來的封建保甲製度的束縛和封建宗族製度的羈絆。所有這些,都為天地會的傳播提供了較之內地更為有利的客觀條件。除此之外,流寓台灣民人自身之間的矛盾以及台灣地區的吏治敗壞,也對天地會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因為流寓台灣民人大多來自閩、粵兩省的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等地,因而,閩、粵兩省移民之間以及閩籍內部的漳州、泉州和粵籍內部的潮州、惠州移民之間經常發生武力衝突。對此,當地官員不是置之不理,任由事態發展,就是僅僅委員曉諭,企圖敷衍了事。麵對異鄉殊俗,為了求得生存,命運相同的異姓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必不可少。

另外,由於清初以來經過內地移民的辛勤開發,到了乾隆統治時期,台灣地區經濟到發展,民人生活富庶,因而到台灣做官成了貪官汙吏競相追逐營求的肥缺。仕台官員“不以涉險為虞,轉以調美缺為喜。到任後利其津益,貪黷無厭”。這樣,乾隆時期,台灣地區的吏治與內地相比更為腐敗。其中,台灣鎮總兵柴大紀即是一個貪汙能手,他擔任台灣鎮總兵不過兩年時間,即先後通過招權納賄、收受規禮、縱容兵丁私回內地貿易逐利等方式聚斂財富五六萬兩。其他如台灣知府孫景燧,淡水同知程峻,台防同知劉亨基、董起斑及署諸羅縣唐鎰等人,“雖在任久暫不同,聲名俱屬狼藉”。因此,乾隆四十年後期,台灣地區的階級矛盾相當尖銳,民人反清情緒也空前增長。所有這些,都為天地會的廣泛傳播和大規模的民人起義準備了條件。

在台灣地區天地會的傳播活動中,林爽文和莊大田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林爽文與莊大田都是在乾隆年間先後移居台灣的,並都在乾隆四十年年末加入天地會。其中,林爽文曾充縣衙捕役,素喜結交,為人豪俠仗義,“得來銀錢肯幫助人,因此人多服他”,在廣大天地會的會員中有著很高的威信。利用天地會這個組織,他們團結了相當多的一批貧苦民人,“有事大家相幫,不怕人家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莊大田在台南一帶也有較大的影響,從而為後來進行武裝起義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林爽文在彰化一帶傳播天地會的情況被當地官府發現,台灣知府孫景燧於是命令當地官員率領衙役前往拘捕。借此機會,“衙役從中勒索,無論好人歹人,紛紛亂拿,以致各村莊俱被滋擾”。同時,這幫惡棍還極其凶惡地縱火焚燒無辜村民房屋,威脅當地居民交出林爽文,並無理宣稱:“如敢抗違,即燒莊剿洗!”在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的情況下,廣大民人的反抗情緒再也無法壓抑,十一月二十五日,林爽文、劉升等天地會員二百餘人首先在茄蕪山舉起義旗。二十七日,他們組織當地民人兩千餘人向前來剿捕的清軍發動猛烈進攻,並將其全部殲滅;爾後,這支起義民眾又乘勢一舉攻破彰化縣城,“搶奪倉庫器械”,開獄放囚,並將知府孫景燧以下所有官員全部殺死,一場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就這樣爆發了。

攻克彰化以後,為了擴大戰果,林爽文先後調動起義軍,分路攻打鹿仔港、淡水、諸羅等處。十二月初,攻克諸羅,殺死縣令董起斑、淡水同知程峻等人;與此同時,應林爽文之約,莊大田也組織台灣南部的天地會成員兩千餘人立即舉事,並在十二月十三日攻克鳳山。在他們的影響下,台灣各地天地會成員紛紛響應,一時之間,起義烽火遍及全台。

這時,為了更好地領導起義,在廣大起義民眾的擁戴下,林爽文自稱“盟主大元帥”,建元“天運”,封官授職。還先後頒布多項命令,規定繳獲財物一律歸公;損壞居民財物,“失一賠二,焚茅賠瓦”。嚴明軍紀,“以安民心,以保農業”。這樣,起義軍“所過之處,香案疊疊,唧唧相迎”,起義軍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聲勢更加浩大,整個起義形勢一派大好。

閩浙總督常青立得知起義發動的消息,立即命令水路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海壇鎮總兵郝壯猷等率兵渡海,從南北兩路向義軍發動進攻。為了保存實力,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底,起義軍撤離諸羅;二月下旬,又放棄鳳山。爾後,一待郝壯猷率部進入鳳山,即刻回師將鳳山包圍。在起義軍的猛烈攻擊下,清軍占領鳳山不過二十天,便又被起義軍所攻占,並一舉殲滅清軍一千六百人。郝壯猷率領殘部狼狽逃竄到台灣府城,往依黃仕簡。這時,起義軍又揮師北上,對台灣府城形成包圍之勢。在起義軍的精心策劃下,駐台清軍雖有一萬三千多人,但是都被分割在互相隔絕的幾個據點之中,根本無法互相聯絡更談不上救援了。其中黃仕簡株守郡城,毫無作為;任承恩則龜縮在鹿仔港,一籌莫展,按兵不動。

眼見清軍毫無進展,乾隆皇帝惱怒之餘便是心急如焚,在調任李侍堯為閩浙總督的同時,一方麵下令將失地遁逃的郝壯猷就地正法,將擁兵觀望的黃仕簡、任承恩調回內地,入獄治罪;另一方麵令常青為將軍,以福州將軍恒瑞、提督蘭元枚為參讚,率領所屬滿、漢軍隊渡海作戰。

是年三月,常青等人率師抵達台灣,清軍數量大量增加,兼之以起義軍內部出現叛徒,莊大田部下將領莊錫舍率軍降清,清軍處境一度有所緩和。然而為時不久,在林爽文、莊大田兩路起義軍聯合攻打府城的戰鬥中,清軍又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是年五月下旬,在乾隆皇帝的嚴令督促下,常青率領軍隊出城與起義軍交戰。雙方剛剛交火,當他看鋪天蓋地而來的義軍,常青嚇得麵無人色,兩手哆哆嗦嗦,連馬鞭子也舉不起來,大喊一聲:“賊砍老子頭矣!"不顧一切地遁回府城。起義軍乘勢追擊,消滅清軍近萬人。這時,起義軍乘勝進抵府城之下安營,城外所有村莊,也均為義軍占領。不久,林爽文一路起義軍又回師北上,將台中重鎮諸羅城團團包圍,並先後多次發動猛烈進攻。駐守諸羅城的台灣鎮總兵柴大紀一方麵負隅頑抗;另一方麵多次遣人出城,趕赴府城向常青求救。常青雖然自顧不暇,但是懾於乾隆皇帝的嚴令,不得不先後三次派兵赴援。然而起義軍采用圍城打援的戰術,幾乎將全部援兵通通消滅。

而就在這時,其他各地的義軍也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到了是年秋末冬初,據欽差大臣福康安、福州將軍恒瑞先後奏稱:“賊匪情形,近更猖獗,自鳳山至彰化,要隘處所半被賊踞,南北兩路聲氣相通,每於官兵經過之地,從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諸羅兩處受困日久。”“目今全台地方,僅餘沿海一帶及府城、鹽水港、笨港、鹿仔港等處,餘俱被賊占據,其勢甚大。”“愚民無知,被賊人威脅附和、順從者,在在皆是”,僅在諸羅、彰化兩縣,“烏合賊眾不下數十萬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柴大紀困守諸羅,坐以待斃;常青則不敢出府城半步,除了接連上奏乾隆皇帝,要求迅速增兵、增餉之外,就是徹底難眠,並暗中寫信給他的後台和珅,要求調回內地。這時,清朝政府在台灣的統治麵臨全麵崩潰的危險。

乾隆目睹常青無能廢事,師久無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讚大臣,率領在京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多人趕赴台灣,替代常青指揮作戰。同時,乾隆皇帝又下令抽調四川、貴州、兩湖軍隊數萬人,急速趕赴福建沿海待命渡台。至此,單為鎮壓林爽文起義而調動的各地滿、漢軍隊已遍及閩、粵、浙等七省十多萬人。

在清朝政府的鎮壓力量空前增長的同時,起義軍所麵臨的一些問題卻日益嚴重。一是起義軍發動群眾極不普遍。林爽文起義發動之初,起義軍基本隊伍皆來自福建漳州地區的移民,爾後,隨著形勢的發展,不少粵籍和閩省泉州地區的移民也參加了起義。但是由於起義軍領導對此並沒有予以高度的重視,兼之以舊有的地區隔閡和矛盾,大部分粵籍移民和閩省泉州地區的移民仍對起義軍持敵視態度。在清朝政府的煽動和當地地主的裹脅下,他們或應募入伍,編入清朝地方部隊,和起義軍正麵交鋒;或者組成所謂“義民”武裝,不時向起義軍發起偷襲,從而使起義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二是起義軍以天地會為基礎,不但隊伍極為混雜鬆散,而且目標也很不明確。不少人經不起失敗的考驗和清朝政府金錢、官職的收買,一有風吹草動,即刻脫離起義隊伍,甚至倒戈相向。因而,繼乾隆五十二年四月莊錫舍降清之後,隨著形勢的惡化,又有林爽文部下陳泮等人相繼降清。所有這些,都使起義形勢隱藏著深刻的危機。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福康安率師抵台灣。至此,清朝政府在台灣兵力近六萬人。麵對為數眾多、裝備精良的清朝正規軍隊,林爽文起義軍的處境開始急劇惡化。在福康安的猛烈進攻下,起義軍首敗於八卦山、侖仔頂等地,爾後又再敗於牛稠山。起義軍不得不放棄對諸羅的包圍,退守大裏代、集集埔。這時,清軍又乘勢連續發動進攻,將大裏代、集集埔等起義軍根據地先後攻克。不久,起義軍主要首領林爽文等被清軍捕獲,北路大致平定。次年正月,福康安率軍南下,向莊大田領導的義軍發動了極其猛烈的進攻。經過數日激戰,起義軍根據地大武壟失守,莊大田率領殘部退保台灣最南端的郎嶠。二月初,清軍分水陸兩麵包圍郎嶠,並向據守郎嶠的起義軍發動進攻,並擒獲莊大田。至此,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戰鬥,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台灣天地會民人起義被徹底鎮壓下來。

林爽文起義被鎮壓後,乾隆皇帝為了發泄**威,於是下令將林爽文等主要起義領導人淩遲處死,家屬連坐,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幼子也不放過,概行閹割,沒入宮中為奴。同時,為了恢複台灣的專製統治,防止起義再度發生,還嚴令台灣和閩、粵等省追查天地會餘黨,並重新修築台灣府城和各縣城城池,增加戍守部隊,厲行保甲製,收繳民間武器。除此之外,他還下令在台灣府城為鎮壓起義有功的福康安、李侍堯、海蘭察等人建立生祠,以此對台灣人民進行震懾。

在乾隆皇帝看來,從此之後,天下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因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他在《禦製平定台灣告成熱河文廟》的碑文中驕傲地宣稱“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近八旬之天子,蕆八事之武功,於古誠稀”,“自今以後,益惟虔鞏持盈,與民休息,敢更懷佳兵之念哉”!然而,令乾隆皇帝意想不到的是,台灣人民的起義雖被鎮壓下去,其他各地的民眾反抗情緒卻在不斷高漲。就在乾隆皇帝陶醉於自己的八大武功並力圖擴大為十全武功之時,不但閩、粵一帶天地會的零星反抗鬥爭仍然時有發生,而且,更大規模的人民反抗鬥爭也在醞釀之中,終於在乾隆末年匯聚成為一場震撼全國的人民起義風暴。

林爽文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但是,乾隆皇帝在國內的統治卻日漸衰落,不比當年。恰在此時,清朝政府的對外關係也進入了多事之秋。一是近鄰安南因為內部動亂而發生了王朝更迭;二是與西南邊疆相鄰的廓爾喀先後兩次對中國的西藏地區發動了武裝侵略;三是中西關係特別是中英關係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麵對這些問題,乾隆皇帝雖然對廓爾喀入侵和英國殖民者企圖奴役中國人民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回擊,捍衛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但由於年老力衰和好大喜功,在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僅虛耗了大量的庫帑,加重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同時也使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激化。爾後發生的湘黔苗民起義、川楚陝白蓮教起義便是明證。至此,乾隆皇帝把大清朝帶入頂峰而又使大清朝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