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禁教閉關,揮師征緬 大舉禁教
明末清初,隨著海上交通的日益發達,作為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對外擴張的先行者,西方傳教士勢力開始滲入了中國境內。在這方麵,活動最為積極的是葡萄牙政府所支持的耶穌會。從明朝後期以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先後有數百名耶穌會教士來華,從事傳教活動。在傳教活動中,他們適應中國特點,尊重中國固有的禮儀風俗,尊重儒家學說,因而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甚至皇帝的好感。與此同時,他們還利用中西文明之間的差距,以傳播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做掩護,或出入宮廷,充當皇帝的侍從、顧問,刺探情報;或潛往各地,發展教徒。在他們的積極活動下,天主教在中國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截至康熙初年,全國各地所建教堂已在百座以上,接受洗禮入教的中國民眾也有二十萬左右。康熙皇帝親政後,由於全國的統一和政權的鞏固,對外政策愈益開放。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下令允許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與佛教一視同仁。這樣,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愈益廣泛。
隨著天主教在我國勢力範圍的不斷壯大,羅馬教廷逐漸暴露出其幹涉中國內務、侵略中國的罪惡野心。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九年,羅馬教廷先後派遣特使鐸羅、嘉樂二人來華,禁止中國教民祭孔、祀祖,並要求他們將天主教概念中的“上帝”“天主”和中國人所普遍崇奉的“天”“帝”嚴加區別。
羅馬教廷對中國內部事務的這種粗暴的幹涉激起了康熙皇帝的憤怒,為此,他一改之前允許中國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的政策,下令禁教。雍正皇帝即位後,又發現傳教士曾經插手皇室內部鬥爭,支持他的政敵允糖、允褪,因此,執行禁教政策便更為嚴厲。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規定,除在內廷效力和在欽天監供職的少數傳教士之外,其他在全國各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一律遷往澳門,勒令回國;所有教堂一概關閉,改作他用;受洗禮的華人則限令他們放棄信仰。這樣,天主教在華勢力受到了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
乾隆皇帝即位後,在對待傳教士的態度上,和其父雍正皇帝相比,基本上沒有什麽變化。概括起來,其活動大致有兩個方麵:一方麵對於來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繼續加以優禮;另一方麵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仍然堅持禁教政策。
18世紀,由於朝來國萬社會製度的巨大變革,西方科學技術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相形之下,中西科技差距日益擴大。對於這種差距,乾隆皇帝並不諱言。他說:從天文學、繪畫、科學、技術來說,中國人與西洋人如果相比較,中國人不過還是個幼童。為了吸收並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乾隆皇帝即位之後,對於來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表現出積極熱情的態度。首先是對康熙、雍正時期留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乾隆皇帝大加器重和禮遇,分別任命他們為清朝官吏,有時還專在宮中為他們舉行盛大的宴會,並給予大量的賞賜,從而使康熙、雍正時期來華的不少傳教士如郎士寧、羅懷忠、戴進賢、徐懋德、陳善策、巴多明、殷弘緒、馮秉政、費隱、德瑪諾、宋君榮、沙叩玉、孫章、德理格等人都能不受幹擾地安心工作,並都在自己的工作中發揮其所長,為傳播先進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其次,為了進一步吸收西方先進文化,除對康熙、雍正時期留華的西方傳教士表示禮遇和信用之外,對於願意來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乾隆皇帝仍然表示大力歡迎,並積極地加以招徠,因而,在他即位之後,不少挾有專技的西方傳教士又相繼來華。其主要者有趙聖修(乾隆二年),楊自新、劉鬆齡、魏繼晉、王致誠、傅作霖(以上乾隆三年),湯執中(乾隆五年),蔣友仁(乾隆九年),艾啟蒙(乾隆十年),錢德明(乾隆十五年),高慎思(乾隆十六年),安國寧(乾隆二十三年),索德超、方守義、韓國英(以上乾隆二十四年),汪達洪(乾隆三十一年),晁俊秀、金濟時(以上乾隆三十二年),葛拉門(乾隆三十三年),賀清泰、西波拉(以上乾隆三十五年),潘廷樟(乾隆三十六年)等人。
乾隆後期,因為康熙、雍正時期和乾隆前期來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相繼物故,不敷派撥,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和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乾隆皇帝還兩度傳令兩廣總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願來京,即行奏聞,遣令赴京當差,勿為阻拒。”在乾隆皇帝的招徠下,乾隆四十八年、四十九年,又有羅機洲、顏詩謨、麥守德、德天賜、湯士選等六人先後來華。他們當中既有著名畫家、語言學家、音樂家,又有著名的植物學家、醫藥學家、數學家和天文學家。
為了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乾隆皇帝據其所長,一一安排職務。對於他們的生活,乾隆皇帝也極表關心。乾隆四十年正月,傳教士聚居地之一北京南堂失火被毀。為此,乾隆皇帝撥帑銀萬兩,重新修建。修成之後,還親書匾額、楹聯,懸掛堂中,以複舊觀。除此之外,為了保存和傳播西洋文化知識,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經乾隆皇帝批準,還將利瑪竇所著的《天主實義》、陽瑪諾所著的《七克》和南懷仁所著的《數要序論》等書也一起收入了《四庫全書》。與此同時,一些留華傳教士也將中國曆史著作譯為西方文字,或將在中國見聞著成專書,在西方發行流傳。所有這些,對於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輸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對來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加以優禮的同時,對於不經清朝政府允許私行潛入內地進行傳教活動的西方傳教士,乾隆皇帝則采取了嚴厲禁絕的態度。由於對國際形勢了解甚少,乾隆皇帝往往將天主教與國內各種秘密宗教相提並論,因而,乾隆皇帝的禁教活動,和國內階級鬥爭形勢關係甚為密切。一般來說,乾隆皇帝大力鎮壓秘密宗教之日,往往就是禁教活動趨於嚴厲之時。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在對僧、道勢力進行打擊和限製的同時,對於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禁令也漸趨嚴厲。爾後不久,由於秘密宗教的活動日益活躍,天主教勢力也被作為秘密宗教之一而遭到嚴厲打擊。乾隆十一年(1746)春,雲南、貴州、四川、湖廣等地相繼發現了白蓮教準備起義的重大案情,許多白蓮教首領、徒眾因此而相繼被捕,並慘遭殺害。是年五月,根據福建地方官員奏報,因為有西方傳教士費若用等人潛至該地傳教,福建福寧府屬的福安縣,信奉天主教者竟達兩千六百餘人。這使乾隆皇帝備感不安。他說:“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禮拜誦經,又以番民誘騙愚氓,設立會長,創建教堂,種種不法,挾其左道,煽惑人心,甚為風俗之害。天主教久經嚴禁,福建如此,或有潛散各省,亦未可知。”為此,他下令傳諭各省督撫:“密飭該地方官嚴加訪緝,如有以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立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東,勒限搭乾隆《大士像並心經圖》軸船回國,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實心查拿、容留不報者,該督撫即行參處。”從那時起,全國各地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禁止天主教的活動。
是年八月,山東德州清查出了王七、馮海若、魏衍等“被西洋人引誘入教”者,並“獲有天主圖像、經卷、念珠等物”。不久,江西又查出教民五十餘人,“交地保嚴加約束,經卷、圖像銷毀;舊有教堂,查照入官”。同年十一月間,該地地方官在鄱陽縣拿獲了意大利傳教士李世輔。經過審訊得知,早在乾隆五年(1740)時,李世輔即潛至山西、陝西一帶傳教。為此,乾隆皇帝下令將其永遠監禁於江西。次年,江蘇又拿獲了潛至當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王安多尼、談方濟兩人,並擬以斬監候之罪。與此同時,全國其他地區如山西、陝西、湖廣、廣西、四川等地也發生了多起類似案件。在乾隆皇帝的指令下,除個別情罪重大的西方傳教士被依法處死或長期監禁之外,其他傳教士則被押往廣州,搭船回國;中國教徒皆都刺字於額,發往伊犁充軍。這場曆時兩年之久的禁教活動方告大致結束。
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湖北爆發了轟動一時的馬朝柱起義。雖然起義發動之後不久即遭鎮壓,但是主要起義領袖馬朝柱卻一直未能緝獲;而且,根據起義被俘人員供詞,馬朝柱活動的根據地有一個“西洋寨”。因此,在查拿馬朝柱的活動中,西方傳教士成了清朝官員的重點盤查對象,並因此導致
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禁教活動。是年,湖北襄陽地方官員首先盤獲了“信從天主教之曹殿邦寫寄萬一舉番字經劄、藥方等物”。不久,一些地區如廣東地方官員,還在屬下龍溪等縣捕抓中國教徒,“嚴究有無交通外國”及“此外傳教夥黨”,“一並嚴拿務獲,分別定擬”。之後,江蘇、福建亦相繼采取類似行動,分別拿獲潛至內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張若瑟、馮大千等人。
因為當時馬朝柱起義已被鎮壓下去,而且在盤查活動中,乾隆皇帝也沒有發現西方傳教士與馬朝柱互相勾結的確鑿證據,因而,在這次禁教活動中,乾隆皇帝的態度相對比較平和。對於信奉天主教民人的處理,他認為:“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該國習俗。閩廣瀕海愚民,多有習於其教者,究之尚與邪術煽惑有間。……若必概行查拿,則未免滋擾,且於整飭人心、風俗之處,亦未見有益,當以不必深究為是。”對於潛入內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他也指示有關官員不必擴大事端,“隻可就案完結,毋致滋蔓”。而且,在此期間,他還下令將從前監禁在江西的西方傳教士李世輔釋放回國。根據他的這些指示,各地官員捕拿教民的活動停止下來,張若瑟等五名西方傳教士也在被監禁一年之後釋放,回到澳門。
乾隆三十年(1765)以後,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得以加強,因而,執行禁絕天主教的禁令也更加嚴厲,並且將其作為一項經常性的政策,一直堅持到乾隆皇帝在位的末期。如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江西、廣東相繼拿獲潛入當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安當呢都和不少中國教徒。對此,乾隆皇帝下令將信奉天主教的中國教徒遣往伊犁、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西方傳教士安當呢都則在嚴加訓斥之後遣回本國。乾隆三十三年,河南發現了桐柏縣民人劉天祥、項德臣演傳天主教一案,案情涉及湖廣。乾隆皇帝當即傳令當地官員:“即行密速訪拿,並此外有無同夥,一並查緝。遴員解赴河南,並案嚴鞫,無使兔脫遠揚。”
對於信奉並加入天主教的旗人,禁令尤其嚴厲。凡入教者,則下令銷去旗籍,並施以重責,之後“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即使對於表示願意來華效力的西方傳教士,也要求他們做出保證,“情願長住中國,不複告回”,並下令兩廣總督衙門將他們一律存記檔案。
與此同時,乾隆皇帝在大力鎮壓各地秘密宗教反清起義的過程中,他還不時地把打擊的矛頭指向了信奉天主教的中國教徒。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倫起義失敗後,乾隆皇帝頒布上諭,嚴厲取締國內邪教。這樣,不少地區的官員在捕拿“邪教”教徒時,也將天主教徒加以逮捕、懲治。乾隆四十二年年底,甘肅河州地區王伏林領導的白蓮教起義爆發。這時,陝西西安、直隸霸州又都發生了矛頭指向天主教徒的禁教活動。乾隆四十六年,甘肅循化廳一帶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撒拉族新教人民反清起義。次年年底,直隸寶坻一帶官員即因當地天主教徒“私蓋教堂,聚眾念經”而興起大獄。一直到乾隆六十年七月,乾隆皇帝還下令將潛至陝西一帶“希圖煽惑傳教”的西方傳教士陳瑪祿解京治罪。在這些禁教活動中,規模最大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一年進行的一場遍及全國的禁教活動。
乾隆四十九年春,居住廣州的西方傳教士羅瑪當無視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放膽向內地派出傳教士十人,分往直隸、山東、山西、湖廣傳教。是年八月,其中的吧嚨哩映等四名傳教士在前往西安途中,在襄陽一帶被當地官員所盤獲。得知此事後,乾隆皇帝馬上將其和剛剛發生的田五領導的新教回民起義聯係在一起。他說:“西洋人與回人向屬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陝,潛通消息。”同時,他還指令有關官員嚴加審訊,並下令各地官員“嚴行躕緝”接送西方傳教士的中國教徒蔡伯多祿、謝隆茂、張永信等人。
隨著清查活動的深入進行,同年十一月間,陝西地方官又捕獲了潛往該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呢嗎方濟各和馬諾兩人,其中的呢嗎方濟各,在陝西潛行居住、傳教已達二十三年之久。在審訊中,他還供出:“該省漢中府、山西洪洞縣、潞安府、大同府及山東、湖廣、直隸等省,俱有學習天主教及西洋人在彼傳教。”這使乾隆皇帝極為驚訝。在他看來,早在雍正年間,天主教即遭嚴禁,何以呢嗎方濟各等人竟然毫無顧忌地在內地傳教二十多年,而地方官員對此竟一無所知?
恰在此時,廣州又發生了英國商船水手亂放槍炮打死中國民船水手吳亞科、王運發的嚴重事件。對於這一嚴重事件,廣東巡撫孫士毅在處理中竟然應英船大副之請,將肇事凶手“發還該國,自行懲治”。
麵對這些情況,此時的乾隆皇帝感到事態十分嚴重。為此,他一方麵對孫士毅嚴加斥責,並不準其參加來年春天在京舉行的千叟宴,以示懲罰;另一方麵下令各地督撫嚴行查禁天主教。他聲稱:“至山西、山東、湖廣、直隸各省,據供,俱有西洋及內地人輾轉傳教,最為人心、風俗之害。著劉峨、農起、明興、特成額、陸耀一體嚴密查拿,將緊要之犯迅速解京,毋使該犯得以聞風遠揚,致稽弋獲。如各省經此次查辦之後,複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傳習邪教之案,則是該督撫查辦不力,漫不經心,將來別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
在乾隆皇帝的嚴旨督催下,各省督撫相繼采取行動。乾隆四十九年
(1784)十一月,山西、陝西分別拿獲了西方傳教士安多尼、王亞各比兩人。乾隆五十年二月,山東、四川又分別拿獲了西方傳教士吧地哩啞嗖和馮若望、李多林三人。四月間,江西也拿獲了西方傳教士方濟覺,即啉蘭嘶噶。在大力查拿西方傳教士的同時,對於受有神職以及信教的內地民人,乾隆皇帝也各予以嚴厲懲罰。他指示:“現在各省神甫名目,尤當嚴禁。內地民人有稱神甫者,即與受其官職無異。本應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財物資助,審明後,應擬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該犯等曾受有番銀者,其原籍家產並應查抄乾隆年間琺琅鐳金銅觀音像入官;所有接引傳教之人,亦應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以示懲儆。至內地民人,因祖父相傳,持戒供奉,自當勒令悛改,即將呈出經卷等項銷毀,照例辦理,毋庸深究。”
除此之外,乾隆對於原來一直執行的招徠西方傳教士進京效力的政策,也以在京“西洋人已敷當差”為由,下令停止執行,“嗣後可毋庸選派”。為了徹底禁絕傳教士繼續潛來內地,他還下令廣東巡撫孫士毅向在華夷人、洋商發出警告:“如再有幹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當從重嚴辦,不能再邀寬典。”乾隆五十年十月,乾隆皇帝宣布處理決定:“所有吧嚨哩映等十二犯,俱著加恩釋放。如有願留京城者,即準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至此,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這場遍及全國的禁教活動才告結束。
作為乾隆皇帝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乾隆皇帝對待西方傳教士的政策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招徠西方傳教士供奉內廷之舉,雖然主要是出於個人享樂的需要,但在客觀上卻為中國了解西方留下了一個小窗口,而且也畢竟輸入了部分西方文明。禁教政策雖在主觀上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內階級矛盾的製約而時起時伏,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遏製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進行宗教侵略的作用。就此而言,乾隆皇帝對待西方傳教士的政策,對於維護國家的獨立和統一以及中國社會的進步都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因而,這一政策基本上還是應該給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