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文字獄

乾隆皇帝在通過廣求纂書、纂修群書而對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一定貢獻的同時,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他還迭興文字獄,並厲行查繳、銷毀禁書。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有鑒於前朝文字獄在統治集團中造成的恐怖氣氛及對整個社會帶來的動**和不安,一度采取了比較緩和的政策,對前朝文字獄造成的遺留問題有所匡正。與此同時,對於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不符合統治者思想和需要的著述,也沒有采取十分過激的做法。如乾隆元年正月,禦史謝濟世進獻上自著《學庸注疏》一書。該書認為,明初帝王所以把朱熹的《四書集注》捧上了天,是因為朱熹與明朝皇帝同姓的緣故,表麵看來是在表彰古聖先賢,實則是在吹捧自己。對於這種包含反對程朱理學內容的著作,乾隆皇帝雖然認為其“謬妄無稽,甚為學術人心之害”,但在具體處理上,也僅是“發還其書”。後來,隨著乾隆皇帝的統治地位逐漸地得以鞏固,對於一些有礙其統治的著述的處理也開始逐漸升級。

乾隆六年(1741)八月,湖北通山縣全崇相刊刻了其父全淵所著的《四書宗注錄》一書,其中有“推祟逆犯呂留良之處”。乾隆皇帝得知後,令即“追出書板銷毀”。同年九月,又因湖南督糧道謝濟世所刊自注經書“肆詆程朱,甚屬狂妄”,“殊非一道同風之義”,而下令湖廣總督孫嘉淦將其有關著作“即行銷毀,毋得存留”。盡管如此,但對於這些書籍的作者,乾隆皇帝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處理;而且,在其中的謝濟世因受上司誣陷而遭到迫害時,乾隆皇帝還委派官吏查明情況,嚴肅處理。因而,一直到乾隆十六年夏天以前,文字獄案件次數極少,基本上沒有再次發生康熙、雍正兩朝對文字獄涉及人員殘酷打擊、迫害的現象。

乾隆十六年(1751)夏,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偽孫嘉淦奏稿案。這一奏稿言辭之激烈、內容之尖銳、傳播範圍之廣泛和政治影響之大都遠遠地超出了乾隆皇帝的想象,因而,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乾隆皇帝極感被動與孤立,並對形勢做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感到,不但在各級官吏隊伍中有著一支和自己相對立的勢力,而且因為固有的滿、漢民族矛盾,這一勢力還有著極為深刻的曆史的和社會的基礎。為了進一步鞏固清朝政權和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乾隆皇帝除動用全國力量追查偽奏稿作者,並尋找時機對各級官員中的反對勢力嚴厲打擊之外,還大幅度地扭轉文化政策。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先後製造了上百起文字獄,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和鎮壓。這樣,文化界在經過乾隆初年的短暫的平靜時期之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動**而又混亂的災難時期。

乾隆皇帝對形勢估計已經錯誤,實踐中自然就會出現偏差。文字獄案發動之初,雖然來勢甚為凶猛,數量也相當眾多,但就涉及人員而言,不是滿口胡言的瘋人,就是不安本分、熱中躁進的下層士人,真正意圖反清和反對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幾乎沒有。如王肇基、丁文彬、劉裕後、楊淮震等案便都是瘋人所為,而劉震宇、李冠春等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網羅。為此興師動眾,很難說對加強乾隆皇帝專製統治和鞏固清朝政權有什麽積極意義。

盡管如此,為了製造聲勢,乾隆皇帝還是對涉案者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懲治。與此同時,乾隆二十年(1755)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還親自出馬,先後製造了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和彭家屏私藏禁書案兩起文字獄大案,以對全國各地官員進行指導。在乾隆皇帝的帶動下,各地官員望風希旨,如法炮製,將乾隆皇帝製造胡中藻、彭家屏兩案時所使用的強拉硬扯、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等各種方法照抄不誤。一時之間,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字獄案件大量頻現,至此,全國各地的文字獄案件進入了**。據統計,從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開始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文字獄案件不下五十餘起,文字獄所強加的罪名也極為繁多,有什麽妄議朝政,謗訕君上;隱寓譏諷,私懷怨望;妄為著述,不避聖諱;收藏禁書,隱匿不首;纂擬禁史,懷戀勝國等,總數不下十幾種。因文字而遭其害的人員,除中下層封建儒生之外,尚有宗室貴族、政府官員和不少平民百姓。對其涉及人員的處理,不是淩遲處死、籍沒家產,就是革職拿問、遣戍邊遠;兼之以在文字獄的**期間,又有經辦官吏的斷章取義以擴大案情和民間的告密誣陷以泄私忿,都大大加重了對人民和社會的危害程度,以致求學的士子、坊肆的書賈、種田的百姓甚至供職的官吏無不人人自危,整個社會處於一片極度恐怖氣氛之中。

胡中藻案發生之後,江蘇地方官首先聞風而動。是年秋冬之際,連續製造了程獎《秋水詩抄》案和朱思藻吊時案兩起文字獄案件。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朱思藻吊時案。朱思藻,常熟民人,“讀書未成,粗知文義”。乾隆二十年(1755),江蘇遭災,地方官辦賑不力,災區人民生活極為困苦。朱思藻於是便摘取“四書”中斥責暴君汙吏之語連綴成文,“以泄其怨望之私憤”。對此,乾隆皇帝極為慍怒,以其“怨望謗訕,狂悖不法”“侮聖非法,實乃莠民”,而將其發配黑龍江。

繼此兩案之後,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山東又發生了瘋人劉德照書寫悖逆字帖一案。因為其中有“興明興漢及削發擰繩之語”,乾隆皇帝十分痛恨,甚至對其是否瘋人也表示懷疑。他說:“當此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豈瘋顛人語耶!”因此,劉德照被處死,並把不知情而又屏居異縣的親屬也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受彭家屏私藏禁書案的影響,以收藏禁書而入罪的文字獄案件也開始出現。此時,除積極響應的江蘇之外,還有浙江、湖南兩省的地方官。其中有湖南巡撫富勒渾因為不諳漢語文義,竟將當地生員陳安兆所著的《大學疑斷》等也當成了禁書,當即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嚴厲嗬斥。倒是江蘇、浙江兩省官員善於窺測方向,一則以周瑞南藏匿“妄談運數”的“妖書”而成獄;一則以生員陳邦彥藏匿、披閱載有“明季偽號”的《綱鑒輯略》一書而上報,因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讚許。周瑞南、陳邦彥兩人被嚴懲治罪,所有書籍傳本及書版均令查出銷毀。

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後,各種類型的文字獄案件數量更多,辦理更為嚴厲。單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年,即達九起之多。其中,江西李雍和潛遞呈詞案、甘肅王寂元投詞案和浙江林誌功捏造諸葛碑文案雖皆是瘋人所為,但因李雍和呈詞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輿之語”,王寂元投詞中有“大逆之語”,因而皆被淩遲處死。兩人的親屬也受到株連,或擬斬立決,或擬斬監候。林誌功雖無“悖逆之句”,也因“妄稱諸葛,自比關王”而被發遣邊遠充軍。除這三案之外,對於其他各案,乾隆皇帝也都做出了十分嚴厲的處理。如陳九如一案,僅因其家中對聯上有“朱朝吏部尚書”“影內封為大夫”等字跡便被捉拿治罪。江蘇沛縣監生閻大鏞所著《俁俁集》一書中,因有“諷刺官吏,憤激不平,甚至不避廟諱之語”,也被乾隆皇帝諭令照前朝呂留良之例辦理。還有浙江臨海訓導章知鄴,為了發泄他對本省學政竇光鼐的不滿情緒,戲作《討奸邪竇光鼐》一文,自己創作“悖逆”之語加之於竇光鼐,而又為文駁詰,也被乾隆皇帝擬以死罪。

乾隆二十七年以後,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文字獄案件數量上雖有起伏,但卻一直時有發生。一般情況下每年少則二三起,有些年分還多達五六起。其主要者,在乾隆二十八年有林時元投擲詞帖案和劉三元繕寫逆詞案,乾隆二十九年有鄧文亮捏造夢囈案和賴宏典書寫逆詞案,乾隆三十二年有蔡顯《閑閑錄》案和齊周華文字獄案,乾隆三十四年有李超海《立品集》案、安敬能試卷詩案,乾隆三十六年有吳士洪呈控收漕弊端案,乾隆三十七年有查世桂私纂《全史輯略》案等。在這些文字獄案件中,影響較大的是乾隆三十二年時發生的蔡顯《閑閑錄》案和齊周華文字獄案。

蔡顯《閑閑錄》案發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蔡顯,字景真,號閑漁,江蘇華亭人,雍正年間舉人。雍正、乾隆年間,在原籍教書為業,先後刊行所著《宵行雜識》《紅蕉詩話》《閑閑錄》等書。因為他在這些著作中對當地官員、鄉紳的不法行為有所揭露,當地官紳於是摘取其所著書籍中的一些詩句,指為怨望、訕謗,並散發匿名揭帖對其進行陷害。蔡顯被迫攜其所作各書向當地官員自首。蔡顯本意原是希望官府為自己洗清不白之冤,而當地官員竟以此入罪,擬以淩遲處死。

乾隆皇帝在重新審理此案時,又發現了許多未曾發現的“悖逆”罪證,如《閑閑錄》一書對前朝文字獄情況有所記載,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羹堯案而得罪,以及一些“大逆不道”的詩句,如“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莫教行化烏腸國,風雨龍王欲怒嗔”和抄寫前人所作之《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對此,乾隆皇帝穿鑿附會地予以解釋,指斥蔡顯:“有心隱約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實為該犯罪案所係。”因此,他下令將蔡顯立行斬首,所刊書籍通行銷書毀版,所有為蔡顯之書作序和幫助校刻的二十四個學者也分別被遣戍邊遠。兩江總督高晉因為委任幕僚辦理此案,未曾發現這些重要罪證,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嚴厲斥責。

齊周華文字獄案發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齊周華,原是浙江天台縣的一個秀才,敢於對時事和一些學術問題發表個人見解。雍正年間,雍正皇帝在處理曾靜、呂留良文字獄案時,曾經裝模作樣地征求天下生監意見。齊周華因赴刑部具呈己見,要求釋放呂留良子孫,而被押解回浙,嚴加鎖錮。乾隆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齊周華得以被釋,仍以著述為業。在此期間,他先後著成《名山藏初集》等十餘種書籍,並將之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二年十月,齊周華以其所著書籍求序於浙江巡撫熊學鵬,案情因此得以揭露。經過對所著書籍進行檢查,發現其中有《獄中祭呂留良》一文,“將逆賊呂留良極力推崇,比之夷、齊、孟子”,“廟諱禦名,公然不避”。

為此,乾隆皇帝下令將齊周華淩遲處死,所刻書籍通通收繳,與版片一起銷毀;同時,乾隆皇帝還嚴令追查為齊周華著作作序的一些學者。受此牽連,李級、謝濟世、沈德潛等或者本人及家屬受到提訊,或者著作受到審查。其中,如謝濟世的一些著作還因此而被禁毀。曾經擔任過禮部侍郎的齊召南因與齊周華一族,且又為其《天台山遊記》一文寫過跋文,也被遞解回籍,查抄家產,憂懼而死。

縱觀乾隆前期的各起文字獄,雖然數量眾多,而且罪名也定得極為令人心驚,但是細究實際案情,大多都是毛舉細故,真正意圖反清的幾乎沒有,不過是對清朝政府的一些具體政策和個別地方官員有不滿情緒而已。而乾隆皇帝對此卻不分青紅皂白,全部予以嚴懲,因此,這一活動在全國的蔓延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廣大人民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整個社會也因此而動**不安。

為了維護正常的封建統治秩序,一些官員,如禦史湯先甲等人上疏乾隆皇帝,對當時“內外問刑衙門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類多麗逆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要求對於此類案件“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視為大案,極意搜羅”。然而,這時乾隆皇帝對搞文字獄興趣正濃,哪裏聽得進去這些逆耳之言?他強詞奪理地辯解道:“即如收藏野史案內法在必治者,如《東明曆》等書,不但邪言左道,煽惑愚民,且有肆行詆毀本朝之語。此而不謂之逆,則必如何而後謂之逆者?凡在食毛踐土之人,自當見而發指,而猶存遷就寬貸之意,必其人非本朝之臣子而後可。”他進而表示:“幹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汙二者,於法斷無可縱!……若煦煦以姑息為仁,將官方國紀、風俗人心何所底止?"

乾隆的這一態度,誰也不敢說話了。倒是有一些臣下迎合乾隆皇帝的意旨,大扯順風旗。如乾隆二十八年十月,湖南巡撫陳宏謀奏請將各地“瘋人”鎖錮,免得他們“播弄筆墨,滋生事端”,給朝廷找麻煩。同年,福建學政紀昀奏請將坊本經書和武英殿所刻各種經書俱仿效開成石經、宋監本先例,凡遇本朝廟諱、禦名,均刊去末筆,以示避諱,並要求將此載入科場條例及行文各省,讓全國統一奉行。這樣,乾隆十六年以後,由乾隆皇帝掀起的這股文字獄歪風愈演愈烈,一直延續到他的晚年。

文字獄對於打擊反滿思想、加強專製統治固然頗有作用,但是,對於禁絕反清著作而言,則效果不佳。一則因為以中國之大,文字獄涉及人員、著作畢竟有限,勞多功少;二則利用文字獄的方式禁絕反清書籍的流傳,終顯方法被動。為了禁絕一切反清書籍,乾隆後期,乾隆皇帝在繼續製造文字獄的同時,還借纂修《四庫全書》征集全國圖書的名義,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查繳禁書活動。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乾隆皇帝訪求遺書的發動時期,為了不影響訪求遺書活動的進行,於是將文字獄暫時停了下來,對於違礙書籍的處理辦法,也僅僅輕描淡寫地說:“不過將書毀棄。”至於大規模地查繳禁書,則更是隻字不提。直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全國獻書活動進入**,大批圖書集中到北京之時,乾隆皇帝才暴露出了他的寓禁於征的真實意圖。他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此後他又連下諭旨,嚴令各省把查繳禁書放在訪求遺書的首要地位。與此同時,又責令“四庫全書館”將各省進到之書詳細檢查,發現有關礙者,即行撤出,準備銷毀。至此,訪求遺書活動發展成為一場大規模的查繳禁書活動。

在乾隆皇帝關於查繳禁書的嚴旨督催下,各省紛紛開始行動。一般都是先行“刊刷譽黃,遍貼曉諭”,造成聲勢,勸告藏書之家盡量呈交;繼而又派出專人,或指定地方士紳、各學生監,深入民間詳細察訪。除此之外,各省督撫還想盡一切有效的辦法,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分別采取了一些查繳禁書的新方式。其中,江西省是“傳集地保,逐戶傳諭,無論全書、廢卷,悉令呈繳,按書償以倍價”。用此方法,兩年中收繳禁書超過八千部。浙江則將候補教職人員分發原籍,因親及友,清查禁書,並規定:“將來即以繳書多寡,為補用名次後先。”在各級官吏的威脅利誘下,全國各地先後繳出大量的違礙書籍。這些書籍,先在各省進行初步甄別,由地方官員分門別類,開具緣由,繕寫清單,具實上奏;然後把書籍逐一包封,連同版片一起,派員解繳軍機處。

此外,“四庫全書館”也對各省采進本進行反複審查,將查出禁書亦交軍機處。軍機處收到這兩條渠道解交的禁書,按韻編號,再交給翰林院官員,將書中“悖謬”之處逐條寫成黃簽,貼於書眉,或將應毀原因摘要開單呈進,經乾隆皇帝最後批準,即將書籍送到武英殿的字紙爐前,在軍機處滿、漢官員的監視下點火焚燒。

隨著查繳禁書活動的開展,查繳禁書的範圍也日漸擴大。最初,所禁書籍不過是有“詆毀本朝之語”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國初偽妄詩文”,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字貫》案發生後,禁書範圍擴大到了當代人的著作,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頒布的《查辦違礙書籍條款》,又將宋人談抗金、明人談反元時“議論偏謬尤甚”的著作也列入銷毀之列。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到四十六年(1781)二月,又先後擴大到收錄禁書目錄及其某些內容的地方誌,涉及明末清初和宋、金之際事跡的地方戲曲劇本以及“天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在查禁範圍不斷擴大的同時,由於在禁書過程中發現了不少新的實際問題,禁書方法也日趨嚴密。如針對宋人著作中有攻擊女真字樣、明人著作中偶及清朝先世一類的書籍和清人文集征引或轉載有關禁書內容、清初官修各書未能為後來各帝避諱等問題,則分別抽毀其違礙部分,改動其違礙字句,一些典籍就是這樣遭到了肢解和竄改。此外,對一些“詆毀之處更多、較尋常違禁各書更為狂悖不法”的反清反專製情緒強烈的書籍,則斬草除根,不僅禁書,而且毀版,“一並起出”,“盡數解京銷毀,毋使片紙隻字存留”。據統計,自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至四十六年九月的八年之間,政府收繳到的應毀書版達六萬七千多塊,通通作為木柴而焚毀淨盡!

從乾隆三十九年開始查繳禁書,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在各省督撫的請求下展限兩年;乾隆四十五年限滿之後,又一再延期,並將此項活動作為經常性的活動一直持續到乾隆末年。二十多年的時間裏,約有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的書籍遭到了禁毀,民間懼怕得咎而私自銷毀者更是無法統計。這是繼秦始皇焚書之後我國古典文獻的又一次浩劫,乾隆皇帝推行的反動的查繳禁書的政策,使得中國的古代文化遭受了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

乾隆後期,隨著專製統治強化到了頂點和查繳禁書活動在全國的普遍開展,乾隆皇帝又把文字獄推向一個新的**。據統計,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館纂修《四庫全書》至乾隆皇帝歸政西去前,各種類型的文字獄又有五十餘起,因文字之禍而受到株連的各階層人士,不但在範圍上遍及全國,而且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乾隆前期,對於乾隆後期以至19世紀上半葉清朝政局的發展,對於當時的文化事業,都產生了極為惡劣的不良影響。

在乾隆後期製造的多起文字獄中,禁毀明、清之際滲透著強烈的民族情緒的曆史著作和打擊社會上的反清思想仍是一個重點。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乾隆皇帝通令全國,以“明季末造野史”和“國初偽妄詩文”為重點,查繳禁書;與此同時,乾隆皇帝還不時選擇其中民族情緒較為強烈的著作,先後製造了多起文字獄。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剛剛頒布查繳禁書諭旨不到三個月,乾隆皇帝便一手製造了屈大均詩文案。他一方麵嚴令廣東官員傳諭屈氏子孫呈繳明末清初抗清誌士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和所刊詩文;另一方麵又令兩江總督高晉到南京城外雨花台一帶確訪屈大均衣冠塚,企圖毀墳滅跡。僅因查繳禁書活動剛剛開始,乾隆皇帝才未將屈氏子孫治罪;兼之以年代久遠,屈大均衣冠塚舊跡不存,刨墳滅跡一事也隻好不了了之。

屈大均詩文案後,明末清初抗清誌士金堡所著之《遍行堂集》,明人陳建所著之《皇明通紀》,署名“清笑生”所著的《喜逢春傳奇》,沈德潛所編輯的《國朝詩別裁集》,明人袁繼鹹所著的《六柳堂集》,康熙、雍正時期陶煊、張燦所編輯的《國朝詩的》都先後被禁,所有書籍通行查繳,連同版片一起解京銷毀。受此牽連,原書作者、編輯者和主持刊刻上述各書人的後裔也分別被迫究,或者受到刑罰處分。

隨著查繳禁書活動的深入開展,乾隆四十四年以後,類似案件更是層出不窮,同時,乾隆皇帝對涉案人員的處理也更為嚴厲。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江蘇興化縣查出明末清初李輔所著的《虯峰集》一書,其中有詩雲:“白頭孫子舊遺民,報國文章積等身。瞻拜墓前顏不愧,布袍寬袖浩然巾。”被誣為“係懷勝國,望明複興,顯屬悖逆”。因為李轎沒有後代子孫,乾隆皇帝無法施其**威,除銷書毀版之外,隻好掘墓銼屍梟首,以泄其憤。

同年三月,福建省又查出興國州候選訓導馮王孫所著的《五經簡詠》一書中有“複明削清”之語,對此,乾隆皇帝諭令福建省官員:“照大逆淩遲緣坐例,迅速問擬具奏,以正人心而申法紀。並將所有刷印各本盡行查繳,毋使片紙存留,並查此外不法詩文,一並解京銷毀。”同年十一月,江西德興縣查出已故生員祝廷諍所作的《續三字經》一書,“膽敢品評列代帝王,任意褒貶”;而且,該書在敘述元朝史實時還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影射攻擊清朝剃發的文字。祝廷諍雖死,“仍照大逆淩遲律開棺戮屍,以張國法而快人心”,家產抄沒,孫輩現存者全部斬立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五月間,又相繼發生了魏塾妄批江統《徙戎論》案和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案兩起文字獄大案。魏塾本是山東壽光縣的一個普通民人,因為不滿本縣官吏借差科派,打算到上級官衙門控告。該縣縣官聞知後先下手為強,派人搜檢其家,發現其收有禁書,並在江統《徙戎論》一文中寫了一些體會,即刻以此入罪。因為“戎狄”觸犯忌諱,乾隆皇帝處理此案時,魏塾立斬,嫡屬一律斬監候。安徽和州戴移孝文字獄案,是因戴移孝與其子戴昆合著的《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中有“長明寧易得”“短發直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悖逆”文字而引起。據此,乾隆皇帝將戴移孝父子戮屍梟首,收藏該書的戴世道斬立決。同時,乾隆皇帝還嚴令各地督撫將社會上流傳的上述兩書的各種版本及所有版片概行查繳,全部銷毀,“俾狂吠詩詞,搜毀淨盡,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倘有片紙隻字存留,將來別經發覺,唯該督撫等是問!"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浙江仁和縣(在今杭州市)又發生了監生卓天柱收藏先人卓長齡《憶鳴詩集》案。卓長齡生於清初,對清軍南下時的種種暴行極為憤恨,因而所作詩篇大多都滲透著強烈的民族感情。如其中一詩雲:“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即對清軍暴行進行了揭露。對此,乾隆皇帝極為痛恨,除將卓長齡等五人開棺戮屍外,收藏該書的卓天柱也受到斬立決的嚴厲處罪。

在這一時期乾隆皇帝處理的多起類似案件中,影響較大的是對徐述夔詩獄案的處理。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的一個舉人,生前著有詩文多種。徐述夔死後,由其子徐懷祖將他的遺作請人校訂之後刊印行世。乾隆四十三年夏,徐述夔的孫子徐食田因田土糾紛同本縣監生蔡嘉樹結仇,蔡嘉樹因赴官府首告徐食田私藏禁書。江蘇布政使陶易受理此案時,因蔡嘉樹行為甚屬卑汙,不準所控,並擬將蔡嘉樹坐以反誣之罪。但在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後,案情卻戲劇性地發生了變化。經過對該書的審查,乾隆皇帝從中發現了許多反對清朝統治的罪證。如徐述夔在《詠正德杯》一詩中稱:“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又其《一柱樓》詩稱:“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在他看來,“大明天子”不用說是指明朝皇帝,“壺兒”者,“胡兒”之諧音也;“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也被他牽強附會地解釋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顯有去本朝、興明朝之意。”這樣一加解釋,徐述夔顯屬“係懷勝國,暗懷詆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因此發現,為徐述夔校訂詩作的兩個學者一名徐首發,一名沈成濯,均非命名正理,“必因為逆犯校書後,始行更改此名”,“詆毀本朝剃發之製,其為逆黨顯然”。“此等鬼蜮伎倆,豈能逃朕之洞鑒”。為此,他嚴令兩江總督薩載將隱匿禁書的徐食田及所有相關人犯拿解至京,所有該書流傳抄錄之本概行搜繳盡毀,“務使犬吠狼嗥,根株盡絕”。經過嚴刑審訊,最後定案:徐述夔、徐懷祖父子被開棺戮屍;曾為徐述夔作傳的致仕禮部尚書沈德潛雖已死去,也被撲倒墓碑,追奪官職、諡號;其他受牽連的人犯,如藏匿該書的徐食田,為該書作跋的毛澄,校訂該書的徐首發、沈成濯,處理該案不力的江蘇布政使陶易、東台知縣塗躍龍和陶易的幕友陸炎等人,全部處以斬監候,秋後處決。至此,這一大案始告結束。

乾隆在針對明、清之際的曆史著作和社會上的反清思想而屢興大獄的同時,還從加強專製統治的政治需要出發,對觸犯皇帝尊嚴和侵犯皇權、違製上書言事的士民官吏也大開殺戒。首先是對觸犯廟諱、禦名者予以嚴厲製裁。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對於廟諱、禦名的避諱問題並不講究。臣下申請改動人名、地名以行避諱者,不是責怪其多事,“尊君親上,原不在此”,就是批評其孤陋寡聞,不曾熟讀《禮記》。後來,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加強,因行文不慎觸犯廟諱、禦名而遭到製裁者雖然時有發生,但在當時不過是所定罪狀之一,純因犯諱而予治罪者尚無先例。

然而,到了乾隆後期,由於專製統治的極端加強,在著作、詩文中冒犯廟諱、禦名成了被定罪入獄者的一條主要罪狀,許多文人就是因為這樣的無心之過而丟掉了腦袋。

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河南祥符縣民劉峨刷賣《聖諱實錄》。劉峨的本意在於提請人們注意避諱,而乾隆皇帝發現此案後,卻認為該書“竟敢將廟諱及朕禦名各依本字全體寫刊,不法已極,實與王錫侯《字貫》無異。自當根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除刷賣者劉峨等人被治罪之外,所有流傳之書及版片也概行查繳,解京銷毀。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湖北黃梅縣監生石卓槐以所刊《芥圃詩》不避廟諱、禦名,書遭禁毀,人被淩遲處死。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遊僧曇亮以所攜經卷中直書禦名而被斬立決。同年十一月,湖北黃梅縣民吳碧峰因在刊刻明人瞿罕所著的《孝經對問》《體孝錄》二書時,“廟諱、禦名均未敬避”,而被監斃獄中。

廟諱、禦名如此,即便是對於敢於使用習慣上為皇帝所專用的一些詞眼的文人,乾隆皇帝也極不客氣。如乾隆四十年四月,江西瘋人王作梁因在投遞書信上寫有“坤治”年號而被淩遲處死。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江蘇贛榆縣廩生韋玉振為其父刊刻行述,使用了“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字樣,而被捉拿治罪。同年十二月,革職知縣龍鳳祥因在鐫刻圖章中有狂誕、怨望之語而被發配伊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寓居河南的湖北孝感生員程明湮在為他人書寫壽文中寫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的文字,被乾隆皇帝擬以斬立決。

此外,由於此時乾隆皇帝在位已四十多年,年已老邁;而且數十年來屢興大獄,慚德極多,因而對於“老”“死”一類字眼兒也極為忌諱,每逢見到臣下和士人在著作、文章中使用這些字眼,總是推敲再三,並懷疑其有意詛咒其死而嚴加懲處。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直隸民人智天豹使其徒弟在乾隆皇帝巡幸途中獻上本朝萬年書。智天豹原意是想以此向乾隆皇帝邀寵,不料乾隆皇帝看過後,卻以該書僅編至乾隆五十七年,其意是在詛咒自己早死,下令將智天豹斬立決。又如同年五月,安徽天長縣貢生程樹榴在所刻詩文序言中有指斥上天之語,文雲:“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對於這些牢騷話,乾隆皇帝看來看去,越看越覺得是在說自己。他說:“天有何老少?必因近日王錫侯、徐述夔二案,借造物以為比擬,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因此,他下令將程樹榴立即斬首,程樹榴之子和處理該案不力的天長知縣高見龍也被處以斬監候的嚴厲製裁。

在因臣民文字觸犯忌諱而掀起的各起文字獄中,以王錫侯的《字貫》案和尹嘉銓為父請諡並從祀孔廟案最為有名。

《字貫》案發生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是由江西新昌舉人王錫侯因看到《康熙字典》存在著一些問題,加以刪改編成《字貫》一書而引起的。《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欽定之書,敢於對該書進行批評,自然是“罪不容誅”。江西巡撫海成得知此事後,立即奏請乾隆皇帝,將王錫侯革去舉人,進行審訊。但乾隆皇帝在審理該案的過程中,又發現《字貫》一書的凡例中“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禦名字樣開列,深堪發指”,便認為這是更重要的罪證,命令將其拿解至京,照大逆律處決。同時又通令江西及相鄰各省查禁王錫侯的所有著作和版片。江西巡撫海成雖然首舉此案,但卻因沒有發現這一重大問題,被乾隆皇帝斥為“天良昧盡”,革職入獄。受此案牽連,已故尚書史貽直和錢陳群的子孫遭到提訊,兩江總督高晉和江西布政使、按察使兩司官員也分別受到降級、革職的處分。

尹嘉銓為父請諡並從祀孔廟案發生在乾隆四十六年。是年三月,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返京途中休致大理寺,卿尹嘉銓使其子趕赴保定行在,上書乾隆皇帝,為其父尹會一請諡,並要求將其父與本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一起從祀孔廟。在中國封建社會裏,賜諡與否、賜予何諡以及決定讓誰從祀孔廟,都是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權力,尹嘉銓竟然直接向乾隆皇帝乞求,顯然是觸犯皇帝權力的越軌行為。因此,乾隆皇帝極為憤怒,指責尹嘉銓“如此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為何如主也”?“此而不嚴行治罪,何以張國憲而懲將來”?因此,他立即命令將尹嘉銓革去頂戴,拿交刑部治罪,查封其博野原籍和在京家產,並對其所著書籍進行審查。結果,又發現其著作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其主要者,如自雍正以來,雍正、乾隆兩帝相繼嚴厲指斥朋黨,壓抑臣權,提高君權,“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又其書中“有為帝者師之句”,“儼然以師傅自居”;再有,其所著《名臣言行錄》一書,“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並於所著各書中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為“相國”;另外,乾隆皇帝禦製《古稀說》,自稱“古稀天子”,而尹嘉銓竟也自稱“古稀老人”。所有這些,在有意加強皇權的乾隆皇帝看來,都是有意識地在和自己唱對台戲。因此,他認為:“光天化日之下,此種敗類,自斷不可複留!”尹嘉銓因此而被處以絞立決,所有著作、版片通行查禁,解京銷毀。經過半年多的時間,這場轟動一時的文字獄大案才宣告結束。

其次,對於指斥時政和違製上書言事者,乾隆皇帝也都給以了嚴厲的懲罰。乾隆後期,朝政腐敗,貪官橫行,人民負擔空前加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一些士人或公開建言,或私下著書,對朝廷和地方弊政進行揭露。其主要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七月,安徽生員王大蕃遠赴安徽學政戴第元江西南昌原籍投遞書信,並附有奏疏一紙,內列“漕糧、考試、收稅諸弊”及“貪官害民”之事。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又有廣西平南縣學生員吳英向布政使朱椿投遞策書,“請蠲免錢糧、添設義倉及革除鹽商、盜案連坐、禁止種煙、裁減寺僧五條”。同年八月,湖北鄉試時,也發生了宜昌生員艾家鑒在試卷之上書寫條陳,指斥書吏舞弊殃民一案。對此,乾隆皇帝不但不予考慮,反而視這些揭露、批評者和建議者為“不安本分”,分別予以嚴厲懲處。如對王大蕃奏疏,雖然其中並無“悖逆”之語,但仍以其不安本分,將其發遣伊犁。對於吳英、艾家鑒兩案,更因其語涉狂誕、迭犯禦名而分別擬以死罪。

盡管如此,由於政治黑暗,士人私下著書指斥時政弊者仍然時有發生。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乾隆五十三年七月發生的賀世盛《篤國策》案。賀世盛是湖南耒陽縣的一個老秀才,久不得誌,為了抒發胸中的抑鬱不平之氣,著成《篤國策》一書,在書中指斥朝廷開捐“終為財動,有妨正途”,並對州、縣錢糧征收中的“淋尖、踢斛、高價折收”和官場上的賄買官職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此時,由於乾隆皇帝年邁和怠於政事,已有數年不搞文字獄,但在發現此案後,殺機又起。為此,他頒布諭旨,大講自己在位五十三年間

蠲漕免糧的德政,同時又極力為自己開捐辯解。對於賀世盛本人,他認為:“此等狂悖之人,若竟從寬典,俾安坐囹圄,勢必更肆狂吠,猶如曾靜之罪大惡極,寸磔不足蔽辜。”因此,他在諭令銷毀其著作的同時,下令將其斬立決。就是通過這種殘酷鎮壓的方式,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強化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各地人民起義風起雲湧,兼之以乾隆皇帝年老,精力明顯大不如前,怠於政事,因而,文字獄的數量顯著減少;同時,乾隆皇帝對各起文字獄案件的處理也明顯放寬。如乾隆五十年七月,步兵統領衙門在審理劉遇奇《慎餘堂集》《清風亭集》案件時,因為其中有“對明月而為良友,吸清風而為醉侯”以及未避廟諱、禦名等情節而欲將該書禁乾隆年間書影毀,並將其子孫治以悖逆之罪時,乾隆皇帝即指出:“清風明月,乃詞人引用成語。此而目為悖逆,則欲將‘清’‘明’二字目為悖逆,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於未避廟諱、禦名,且不說作者生於順治時期,無法預為避諱,“即現在鄉曲愚民,其不知廟諱、禦名者甚多,豈能家喻戶曉!即偶有未經避寫,亦無足深責。”為此,他下令將所有人眾概行省釋,不再追究。又如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江蘇沐陽縣民張懷路誣告監生仲見龍的祖父仲繩所著《奈何吟》一書“詞多狂悖”,江蘇官員因將仲見龍捉拿治罪。乾隆皇帝在細閱該書後,發現所謂謬妄之處,是指明季而言,認為“不值代勝國追究,將其裔孫治罪”,因而指斥當地官員處理此案失於允當。乾隆皇帝的本意,似在以此平息人民的不滿情緒。然而,由於連綿不斷的文字獄和長期以來的專製統治,早已使乾隆皇帝的統治基礎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因此,乾隆皇帝采取的這些措施為時已晚,根本無濟於事,人民不滿情緒繼續不斷增長,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也像將要傾倒的大廈一樣,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之中。

製造文字獄是乾隆皇帝一生政治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其文化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這一活動對乾隆時期的政局和文化事業的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首先是社會動**,政治黑暗,直接促成了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衰落。清朝初期,滿、漢民族矛盾尚且十分尖銳,皇權也有繼續加強的必要,因此,康熙、雍正兩朝在正常的封建法律之外,有控製地使用文字獄這個武器,在社會上對反清民族思想進行鎮壓,在統治機構內部對影響皇權增長的異己力量進行清洗,手段雖顯殘酷,但卻是當時形勢所必須,而且也在客觀上收到了鞏固清朝統治、加強皇權的效果。

其次是摧殘社會文化,禁錮人們思想。乾隆皇帝製造文字獄,不但使古代典籍,尤其是明、清之際的典籍遭到了一場浩劫,而且由於這一時期文字獄數量多、持續時間長和處理極為嚴厲,也對生活在這一時期中的兩三代人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產生了極嚴重的不良影響。廣大知識分子為求避禍,除了盲目頌揚天子聖明之外,就是鑽在乾隆皇帝所劃定的幾部經史書籍中討生活,搞考證,文化生活極為貧乏,嚴重地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使之大大落後於世界潮流。兩三代人的思想長期遭到禁錮,對社會的進步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從而導致了近代以後被動挨打局麵的形成。對此,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及其推行的製造文字獄的政策,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類型的文字獄約在一百一十起以上,焚毀書籍也達三千部之多。乾隆皇帝的這些活動,對於文化事業的發展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不但使中國古代文化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同時也對當時和此後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惡劣的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