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落理學
乾隆皇帝在文化事業上的另一個重要活動是對以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學者給予了積極的鼓勵和支持。正是在他的扶持下,乾隆時期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學術活動進入了**,並且在這一學術活動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一時之間,學術界人才輩出,碩果累累,一片繁榮景象,對於中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乾隆皇帝之所以對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學者表示重視,起源於他對程朱理學和理學名臣的厭棄。清朝初年,在建立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程朱理學尤其是理學名臣立下了汗馬功勞。儒家經典的政治含義是經過他們的解釋才被最高統治者理解和接受,清朝政府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政策經過他們的宣傳才和漢族人民心目中的聖人孔孟聯係在一起,因而,清廷入關之初,即將程朱理學確定為官方哲學思想;同時,對於理學名臣,也開始不斷擢用,優寵備至。
當時,雖有一些學者從事古典文獻的考據和整理,但就其構成人員而言,大多都是民族意識較為濃厚的漢族知識分子;整理文獻的目的,又大多是以此作為思想上的一種寄托和拒絕與清朝政權進行合作的一種鬥爭方式。後來,雖然由於清朝長期統治的進一步鞏固和在清朝統治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陸續加入學術隊伍,使這一學術派別中的反清的政治色彩日益淡漠。但是,因為他們的學術活動對最高統治者加強政治統治的關係不大,除了最高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稽古右文”偶爾對其中的個別人表示禮遇之外,其他絕大多數人終生未得一官半職。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生的乾隆皇帝,從其幼年開始,即接受了比較係統的理學教育。因此,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理學篤信甚誠,習誦不輟。他說:“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嚐釋手。”“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辯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人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同時,對於先朝理學名臣如鄂爾泰、張廷玉等人也放手使用,信任有加,尊崇備至。然而,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不斷加強,理學名臣和程朱理學中的一些內容先後成為專製統治進一步加強過程中的絆腳石。這樣,在經過百年之久的全盛時期後,理學名臣和程朱理學都遭到了乾隆皇帝的冷遇。
首先是理學名臣成了乾隆皇帝加強皇權的絆腳石。乾隆初年,最高統治集團主要是由標榜理學的雍正朝舊臣所組成,其中又以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地位最高,職權最重。然而,使乾隆皇帝感到失望的是,雖然乾隆皇帝對他們極為信任和尊崇,他們卻仍然貪而不知足,利用雍正、乾隆之交最高權力過渡之際皇權暫時削弱的機會,極力擴張自己的政治、經濟實力,甚至彼此之間為了爭奪權益而各結私黨,明爭暗鬥,互相攻訐,嚴重地影響了朝廷政局的安定和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加強。
乾隆皇帝對於朋黨之爭,極為反感;對於他們互相攻訐而揭發出來的一些內幕,乾隆皇帝更為厭惡。他們的所作所為,使得乾隆皇帝感到,自己昔日所十分敬重的這些師傅之輩原來都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假道學、偽君子。因而,在多次訓誡臣下“精研理學”的同時,還著重指出:“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托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這樣,包括鄂爾泰、張廷玉在內的不少廷臣因為涉嫌黨爭和標榜理學,先後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斥逐和疏遠。
其次是程朱理學的一些內容因為和乾隆皇帝加強專製統治的要求不相適應而被乾隆皇帝所遠棄。乾隆皇帝整治朋黨之初,尚將程朱理學與理學名臣分而視之,在他看來,雖然理學名臣“有誠有偽”,但是程朱理學卻完全正確。“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然而,隨著乾隆皇帝對宋儒諸書了解的日益全麵,他發現,程朱理學對儒家經典的一些解釋和一些程朱理學著作中所闡明的思想,並不利於自己專製統治的鞏固和加強。比如《春秋》一書,本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因其文簡義奧,南宋時期,胡安國為之作傳。明朝以後,科舉考試奉為程式,迨至清朝,相沿未改。但胡安國生於宋、金對峙之際,傳釋《春秋》,多以“複仇”立說,不但曲解經文原意,而且也不利於清朝政府的統治。幸而一幫封建儒生隻是為科舉考試而誦習此書,如果真照胡安國《春秋傳》原意去做,豈不是壞了大事!又如朱熹的《名臣言行錄》一書,在乾隆皇帝看來,也有標榜臣權、易啟門戶爭執、侵犯君權之嫌。
為此,繼懲治鄂爾泰、張廷玉朋黨之後,乾隆皇帝對程朱理學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如乾隆十九年四月,他在殿試試題中即提出了道學流行後“大道愈晦”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為《春秋直解》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他又對胡安國《春秋傳》一書進行了公開的批評,並且發出了“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的感慨。後來,幹脆又在科舉考試中廢棄胡安國的《春秋傳》:“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文,參用《公羊》《穀梁》。”對於朱熹《名臣言行錄》一書,雖然以其為朱熹所作,乾隆皇帝不能明顯地加以指斥,但當發現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步其後塵著《本朝名臣言行錄》一書時,乾隆皇帝即刻大發雷霆,掀起大獄,以發泄他對朱熹的不滿情緒。
與此同時,和前期相比,乾隆皇帝對各起批評理學著作的文字獄案件的處理卻明顯放寬。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文字獄進入了**時期,但是對於批評程朱的著作,乾隆皇帝卻網開一麵,很少予以處理,有時還對借此興獄的官員嚴厲嗬斥。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乾隆皇帝對於程朱理學的熱情顯著下降。由於失去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程朱理學的黃金時期一去不複返,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它的衰落階段。
在程朱理學遭到乾隆皇帝冷遇的同時,對於當時以整理和考據古典文獻為業的一些學者,乾隆皇帝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其中首先引起乾隆皇帝關注的是無錫學者顧棟高。顧棟高是康熙年間進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歸,從此絕意仕進,研治經史。他以和理學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將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時事分門別類,排列成表,著為《春秋大事表》一書,不但大大推動了《春秋》一書研究的深入,而且對於宋儒所胡亂發揮的《春秋》義例也是一個有力的批判。為了表彰他在經學研究中的突出貢獻,乾隆皇帝特授其為國子監司業職銜,“以為績學之勸”。爾後,錢大昕、江永、戴震、楊昌霖等許多著名學者也先後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員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職。
乾隆皇帝之所以對這些學者如此重視,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學術上的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一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整個學術界皆已對清朝統治表示擁護,使用這些人,不但不會影響自己的統治,反而正可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二則這些學者大多出身社會下層,和高級官吏瓜葛不多,使用他們既可削弱朋黨勢力,又能逐步改組官吏隊伍,增強各級官吏對自己的向心力。此外,這些人一心向學,功名利祿思想比較淡漠,對於整頓內政、澄清吏治似乎也不無好處。就學術原因而言,清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匯江河而成大海,古典文獻的積累達到了空前眾多的地步。由於長期流傳,其中訛脫衍誤、亡逸殘損現象極為嚴重,文化事業的發展亟須對其進行一番係統的清理和總結。乾隆統治時期,國家富庶,社會安定,這一時機逐漸成熟。但是無論總體規劃,或是具體整理,人才問題都是關鍵。乾隆皇帝環顧知識界,隻有那些以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為業的學者方能委以此任。正是基於上述諸多原因,乾隆皇帝才對這些學者表示了特別的關注;也正是在乾隆皇帝的特別關注下,這些學者才在政治上由地主階級的在野派轉化成為當權派。
為了促成這些學者政治地位的轉化和學術研究活動的開展,乾隆皇帝主要使用了科舉考試這個入仕之階。在此之前,各種層次的科舉考試理學氛圍極濃,對於以整理和考據古典文獻為業的學者來說,登上仕途極為不易。為了扭轉這種情況,乾隆十年(1745)以後,乾隆皇帝首先在殿試務策時加上了經、史方麵的內容;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部分試題的比重越來越大。如乾隆十年殿試題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人?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曆數歟?”又如乾隆三十一年殿試試題雲:“《易》傳三義,《書》分六體,《詩》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記》多後儒之所增,《周禮》以《冬官》為散見,其說可臚舉歟?”乾隆五十四年殿試試題亦雲:“《詩》三百十一篇名見《禮》及《左傳》者凡幾?十五國風或謂斟酌序次,或謂以兩相比,語出何氏?”都是就經部文獻所出之題。至於以史籍出題者更是不勝枚舉,略舉數例,以見其大致情況。如乾隆二十八年殿試試題雲:“史有二體,紀傳法《尚書》,編年法《春秋》,……有誌三長之學者,夙習發明書法,考異集覽百家之言,能研核折衷而切指其利病否?”乾隆三十一年試題雲:“史以垂彰瘴而體例不必盡同,《循吏》《儒林》始於《史記》,《文苑》《獨行》始於《後漢書》,《忠義》始於《晉書》,《道學》始於《宋史》,其分門各當否?《梁書》有《止足傳》,《隋書》有《誠節傳》,《唐書》有《卓行傳》,同異果何如也?”乾隆五十二年殿試試題雲:“史非徒紀事,所以監先式後,等百世以為因革損益者也,則表、誌尚矣。顧曰書,曰誌,曰考,或有或無,或取他家以益之,或越數代以補之,或統及古今,或並詳五朝,征其體例,能較然歟?”乾隆五十五年試題又問及《通鑒》一書:“同撰者何人?分代者何屬?采取者正史外何書?略而為目錄,析而為甲子紀年,訂而為《考異》,別而為《稽古錄》,體例可陳歟?"
在《四庫全書》纂修期間,殿試題中又增加了討論《四庫全書》收書範圍或曆代官私目錄收錄圖書的問題。如乾隆四十三年殿試試題即雲:“前言往行,悉載於書,自周有柱下史,漢、魏有石渠、東觀,以至甲乙丙丁之部,《七略》《七錄》之遺,代有藏書,孰軼孰傳,孰優孰劣,可約略指數歟?”這些題目,對於研經治史的學者來說並不為難;然而對於不讀經史而又高談理氣、性命的理學家和隻會使用“且夫”“嚐謂”之類的詞眼兒寫作八股的文人來說,則很難入彀。還值得注意的是,在曆次殿試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學出題,偶爾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勵士子自由思考,特別是啟發人們從反麵思考。如乾隆十九年殿試試題即雲:“自宋諸儒出,於是有道學之稱。然其時尊德性、道問學,己譏其分塗,而標榜名目、隨聲附合者,遂藉以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昭如日星,學者宜何所致力歟?”如此看來,提倡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答案簡直是呼之欲出了!
乾隆皇帝就是通過這樣的方法,大大限製了理學流派的入仕途徑,而將一大批經史研究有成的學者吸收到各級政權中來。其主要者有莊存與(乾隆十年),盧文招(乾隆十七年),王鳴盛、錢大昕、紀昀、朱筠、王昶(乾隆十九年),畢沅(乾隆二十五年),趙翼(乾隆二十六年),陸費墀(乾隆三十一年),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邵晉涵、孔廣森、程晉芳、孔繼涵(乾隆三十六年),王念孫、戴震(乾隆四十年),章學誠(乾隆四十三年),武億(乾隆四十五年),孫星衍(乾隆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淩廷堪(乾隆五十五年),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等數十人,幾乎包括了乾嘉學派的全部骨幹。
據統計,從乾隆十年始至乾隆六十年止,二十三次會試中,所取進士四千餘人,至於中舉者則更當十數倍於此,都由乾隆皇帝一一安排了職務,其中一些人如紀昀、王昶、畢沅、阮元等還仕宦顯達,內列卿貳,外任督撫,成為乾嘉學派的領袖,不但對官吏隊伍進行了一番更新,而且還造就了一代學風。
在科舉考試的帶動下,不少學者竟相將自己研習經史所得匯為文集刊刻行世,由書肆大量發行,以供士子準備科舉考試時觀摩之用。與此相反,宋儒“濂洛關閩之書”因與科舉考試無關,士子紛紛將之“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以至書商因為害怕蝕本起見,所有理學著作竟不敢刻印發賣了。
除科舉考試之外,乾隆皇帝組織的頻繁的修書活動,也對乾嘉學派學術研究活動的開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官修圖書數量眾多,涉及範圍也極其廣泛。每次修書,都要動員中央政府中相當一批科舉出身的官員參與到具體工作去。尤其是在《四庫全書》纂修期間,中央政府中的文職官員更是幾乎全體出動;兼之以該書內容浩瀚,經、史、子、集四部俱全,研究程序完備,遍及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考據等整理古典文獻技能的所有方麵,因而,這一活動的進行,不但對入選館臣來說是一次極好的訓練,而且在整個學術界也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不少學者即在與修《四庫全書》的基礎上,退而著述,以成名家;也有相當一批學者雖未參與纂修《四庫全書》,但是受其影響,也在古典文獻的研究和整理方麵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這樣,清初以來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涓涓細流,終於發展成為一個影響極大的學術流派。
在乾隆皇帝的扶持下,經過乾隆初年以後三四十年的發展,乾隆後期,學術界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活動進入了**。上自名公巨儒,下至博士學究,無不涉及考據的領域,整個學術界人才輩出,碩果累累,一片繁榮景象。就經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先後衝破程朱理學的束縛,將平生研究所得撰成各經新注、新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幾百年來程朱理學對經學研究的壟斷;與此同時,不少學者為了探求儒家經典原義,或上探漢、晉經師舊說,或精研文字、音韻、訓詁。這些活動,不但使亡逸已久的漢代以來的解經文獻得到了一番普遍的發掘和整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小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就史學研究而言,成績也甚為輝煌。除少數學者對一些舊史進行改修之外,絕大多數學者都集中精力,縮短戰線,致力於曆代正史表誌闕略部分的補修和對古代史實的考據。其中在補誌活動中,有的學者以一人之力而兼補數種表誌,有的是數位學者在不同地點共補一表一誌而在內容質量上各有千秋。經過這些學者的努力,使得各代正史所闕表誌大抵都有了一種或數種補修之作。至於考史,更是乾嘉學派學者學術活動的熱門,幾乎所有的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參加過這一活動,其中有的學者專攻一史,有的學者兼及數史甚至通考全史,由於戰線縮短,精力集中,大多都具有較高的學術質量。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王鳴盛著《十七史商榷》、錢大昕著《廿二史考異》和趙翼著《廿二史劄記》。三書之外,專考一代史實的書籍更是不勝枚舉,散見於筆記、文集中的零金碎羽式的考史之作也俯拾即是。
與此同時,由於整理古典文獻活動的空前普及和發展,許多學者還專門致力於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方麵的研究,並各有質量極高的專書問世,因而,各種整理古典文獻的技能也都有很大提高,並各自發展成為專學而獨立於學術之林。所有這些,都是乾嘉學派對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乾隆皇帝扶持乾嘉學派以繁榮發展文化事業的活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乾隆皇帝雖然通過對乾嘉學派的扶持對當時學術研究的繁榮和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乾隆皇帝扶持乾嘉學派的目的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對其研究方向乃至研究內容又規定了許多條條框框,因而乾嘉學派的學術研究活動隻是一種畸形的、變態的學術研究活動。首先是研究領域局限於古典文獻的考據和整理,範圍極其狹隘。在乾隆皇帝的束縛下,不但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許多學科研究人員極少,即使在乾隆皇帝所熱心的經史研究這一狹小的天地之中,也有許多禁忌。就經學研究而言,學者批判宋儒則可,但卻不能明顯排斥程朱,尤其不可觸及孔孟。在史學研究中,研究古代史還可以,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清之際的曆史和當代史則嚴行禁止;即使是在古代史範圍內,凡是和清朝統治有關係的一些課題如華夷之辨、正閏之爭乃至建儲、黨爭、井田、封建等都應有所忌諱,稍不注意即會惹來殺身之禍。這樣,乾嘉學派的學術研究活動無異是帶著腳鐐跳舞,從而大大影響了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即以其成就較為突出的經史方麵而言,除其中的少數著作確有識見而為學術發展所必不可少外,相當一批著作都是步前人之後塵,有功力而無識見,可有可無。
其次是研究內容嚴重脫離社會現實。乾隆皇帝扶持乾嘉學派的目的,隻是企圖將此作為粉飾自己專製統治的點綴品,因此,乾嘉學派研究的問題大多都嚴重脫離當時社會實際。其中陳述的思想相當陳腐,研究方法也極為煩瑣,不但和國計民生利病毫無關係,而且和廣大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幾乎完全絕緣。這樣,這些研究成就隻能成為基層社會所無法欣賞的“陽春白雪”,對於社會進步基本上沒有發揮什麽積極作用。盡管如此,這種活動仍然是一種學術活動,而且,曆史地看來,扶持乾嘉學派也比扶持程朱理學要好。由於乾隆皇帝的支持,乾嘉學派的不少學者也確實在整理、考據古典文獻方麵下了一番功夫,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就這一方麵而言,在乾隆皇帝一生的各種活動中,扶持乾嘉學派以發展學術文化事業,基本上還是一項應予肯定的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