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修書籍

在大力征求遺書的同時,乾隆皇帝又先後組織學者進行了大規模的編修書籍的活動。

乾隆皇帝編書,有幾個明顯特點。首先是修書種數多,卷帙浩瀚。據統計,乾隆皇帝一生主持纂修的書籍約在一百一十種,七千卷以上;如果再加上對各種古典文獻匯輯、整理而成的《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等,則其總卷數將近十萬卷。這一數字,使得包括聖祖康熙在內的所有以修書而著稱的各代帝王無不相形見絀、自歎弗如!

其次是門類齊全,內容豐富,經史子集,無所不有。其中經部書籍有《周易述義》《周官義疏》《詩經折中》《儀禮義疏》《春秋直解》《禮記義疏》等;小學書籍有《同文韻統》《葉韻匯輯》《清文鑒》《音韻述微》等;子部書籍中有關天文者有《儀象考成》《曆象考成》,有關醫學者有《醫宗金鑒》,有關農學者有《授時通考》等;集部書籍中有關書畫者有《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有關古器、古錢幣者有《西清古鑒》《西清研譜》《錢錄》等,有關詩詞文章者有《唐宋文醇》《唐宋詩醇》《皇清文穎》等;至於史部書籍,更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

再次是講究實用。乾隆皇帝修書,都有相當明確的目的和針對性,除所修經史各書皆為加強思想統治之外,其他所修各書,無不對人民衣食住行和提高社會文化知識有所裨益;而且,為了滿足滿族人民的文化需求,有些重要書籍修成後還特地譯成滿文。

最後,乾隆皇帝修書,也比較重視質量。各書纂修,大多都寬以時日,一般不搞倉促成書。一書修成,往往曆時多年。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三禮傳說》《音韻述微》《平定準噶爾方略》《熱河誌》等書,從決定纂修到全書告成,大多都在十幾年以上。為了保證質量,有些書籍在修成、刊印之後,還要訂正錯訛,補充史實,進行重修。所有這些,使得乾隆時期官修各書內容一般都信實可據,並都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多年的時間裏,各種書籍的纂修活動從未停止過,一般情況下,每年都有幾部書在同時纂修並皆有新書問世。《四庫全書》纂修期間,為了將一些敕撰本納入《四庫全書》,甚至還出現了十六種書籍同時編修的情況。所有這些,都反映出在乾隆皇帝主持下的官修圖書事業是十分興盛的。

在乾隆皇帝主持編修各種書籍的活動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曆史書籍的編修。乾隆皇帝即位之前,就熟讀史書,深知曆史書籍和曆史知識對於治理國家、鞏固統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而,他在位期間,極為注重曆史書籍的編修。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官修史書幾乎占了所修書籍的半數左右。其中通史一類著作雖然為數不多,但卻各具特色。如《通鑒輯覽》《曆代職官表》《古今儲貳金鑒》等即為通貫古今之作;《續三通》則是對杜佑、鄭樵、馬端臨等人著作(指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鄭樵《通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的續修之作;《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又是訂正舊史訛誤之作。這些書籍,雖然在史書體裁上沒有什麽創新,而且也基本上沒有發掘出什麽新史料,但畢竟對原來成書的各種史書進行了一次再編輯加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曆史著作的內容。

對於明朝史書的編修,因為它和清朝政治關係極大,乾隆皇帝更為重視。明朝滅亡以後,學術界撰著明史之風一度極盛。因其作者多是故明遺民,因而這些著作大多都滲透著強烈的民族感情,並對清朝先世臣屬在明和清兵入關後的暴行有所揭露。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自康熙以後,曆代清朝皇帝迭興大獄,殘酷鎮壓意圖撰著明史的漢族知識分子,禁毀有關明史的各種著作。與此同時,還特開明史館,纂修《明史》,企圖壟斷明代曆史的編修權利。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對這一政策執行不渝,除繼續製造多起文字獄、禁止私人搜集明史史料和編修明史著作外,還繼《明史》刊行之後,又先後主持編修了《明紀綱目》《通鑒綱目續編》《明臣奏議》《勝朝殉節諸臣錄》等書,從而使各種明史著作體裁愈益完備,不給私人以插足編修明史著作的餘地。同時,為了使各種官修明史著作能夠在學術上站得住腳,乾隆皇帝還比較注意訂正所修各書有爭議和錯誤並補充一些新史料。如明季福王朱常洵的國賜田,《明紀綱目》所載為四萬頃。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乾隆皇帝披閱《葉向高集·論福藩田土疏》一文,始知原擬分封四萬頃,後因諸臣諫諍和福王上疏具辭,實予二萬頃。為此,乾隆皇帝指令方略館重新改纂該書,“以昭傳信”。又如《明史·英宗本紀》正統十四年(1449)載,英宗一日而殺兩禦史,卻沒有寫他獲罪的緣由,又在“土木之役”條下沒有寫王振事。對於這些明顯疏略,乾隆皇帝也下令大學士等“將原本逐一考核添修”,“重刊頒行,用昭傳信”。再如明末福王建號和唐王、桂王事跡以及李定國、白文選等人的抗清活動,人們都知曉這一活動,然而各種官修明代史書以其事涉清朝開創之初,擔心有所忌諱,都將明朝滅亡時間斷於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三王所紀年號則“例從芟削”;對於那些抗清死難人士,又全都不立傳,不得已而涉及時,“多以偽官目之”。對此,乾隆皇帝認為:福王南渡,“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絕之”。唐、桂二王“究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且其始末雖不足道,而奔竄事跡,亦多有可考”;那些抗清死難人士“各為其主,始終不屈”,“較之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佛。”

因此,乾隆決定《通鑒輯覽》一書應將明亡年限定在福王蕪湖被執,並在該書中附記唐、桂二王事跡;所有抗清死難人士,皆當書為“某王之官某,不必斥之為偽”,並決定搜集他們的生平事跡和抗清活動,宣付刊行。乾隆皇帝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想以此來表示自己的“大公之心”,並製止和取代其他私修明代史著;以政府之力,畢竟比較容易搜得較為準確、完備的明末史料,為後人深入研究明朝史實提供了方便。

對於大清朝曆史的編修,乾隆皇帝尤其重視。他看到,前代諸史,皆在該朝滅亡之後由後世史官編修,因為曆年久遠,許多事實史料湮沒失傳,為了成書起見,不得不憑借史料價值極不可靠的稗官野乘。有鑒於此,乾隆皇帝認為,與其讓後人沒有根據地胡說,“何如及早哀集,免致聞見失真,傳疑襲誤”!因此,早在即位之初,在循照先例開館纂修《清世宗實錄》的同時,乾隆皇帝又決定征集有關資料,纂修雍正朝國史。

在乾隆皇帝的關心、支持下,乾隆六年(1741)十二月,《清世宗實錄》首先告成。為此,乾隆皇帝還召集百官,舉行了隆重的慶賀儀式。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包括雍正朝史事在內的五朝國史亦告完成。因為該書質量不高,“一經披覽,開卷即有大謬之處”;所撰列傳,“止有褒善,惡者惟貶而不錄”,不足以傳信,乾隆皇帝很是不滿意。爾後,由於戰爭頻仍,乾隆皇帝的注意力轉向了方略的纂修,國史纂修活動一度中斷。

乾隆皇帝於三十年七月,根據當前形勢考慮後,認為有必要重開國史館,於是決定將開國以來王公大臣及在朝滿、漢文武“內而卿貳以上,外而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宜綜其生平實跡,各為列傳”。根據這一旨意,國史館開始了纂修《滿漢名臣傳》《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貳臣傳》等書的大量工作。

由於當時文字獄迭興,而且其中絕大多數皆因明、清之際曆史著作而引起;兼之以清朝建立以後,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十分頻繁,事涉不少滿、漢大臣,因此,館臣疑慮重重,含毫相向,迄無進展。開館十七年間,“纂成進禦之書,甚屬寥寥”。對此,乾隆皇帝極為不滿,為了加快國史纂修速度,乾隆皇帝一方麵規定成書限期,要求國史館將所修各書每二十日進呈一次,限令於乾隆五十一年完成;另一方麵開放乾隆四十年以前軍機處檔案,為國史的纂修工作提供方便。乾隆五十三年,又進一步將國史編修的時間下限延長至乾隆五十年,因此,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各種軍機處檔案亦相應地向館臣開放。

與此同時,為了使所修國史合乎要求,乾隆皇帝還躬身纂務,對國史纂修中的一些難以定奪之事拍板定音。如明、清之際降清的一些故明將領和士大夫為數甚多,且對明末清初政治形勢的發展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僅因其身事兩朝,概為削而不書,則不足以傳信;如各為立傳,並敘其功績、封爵,則又與開國功臣無所區別。為了保存有關史料而又貫徹“彰善瘴惡”的修史原則,乾隆皇帝特命專立《貳臣傳》。後來,又因這些人物結局不一,比如李永芳、洪承疇等降清之後卓有勞績者,有如吳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降而複叛者,如概入一編,仍然未昭公允。為此,乾隆皇帝又決定在《貳臣傳》之外另立《逆臣傳》,以記載降而複叛的吳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人事跡。乾隆皇帝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宣揚綱常名教,但是較之館臣原來決定不立專傳、僅入各表來說,畢竟保存了較多的史料。

另外,對於館臣因懼怕觸犯忌諱而不敢使用的一些史料,乾隆皇帝發現後,也要求補入所修各書。如康熙年間左都禦史郭琇彈劾明珠、高士奇、王鴻緒原疏,本來極有史料價值,然而館臣卻因為郭琇後來被聖祖康熙帝治罪而竟不敢使用。對此,乾隆皇帝指令國史館在所進王鴻緒傳內補入該疏,“既可令海內傳為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鑒戒”。又如南明史可法複睿親王多爾袞書,是南明和清朝政權之間關係的重要文件,前此各史皆不曾記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帝在內閣冊庫中發現了這一文件,於是命附於《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睿親王傳後。在乾隆皇帝的指導下,乾隆四十七年以後,國史修纂工作進展相當迅速,先後完成的書籍有《滿漢名臣傳》《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貳臣傳》《回部王公表傳》《台灣安南將弁官員列傳》等,不但在當時為國史纂修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而且也為後人研究清史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實資料。除纂修國史之外,乾隆皇帝還從鞏固統一、加強統治和施政的需要出發,以方略、政書為重點,先後纂修了大量的有關本朝曆史的書籍。比如有《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平定廓爾喀紀略》等,其中記載了乾隆皇帝平定各地叛亂、維護國家統一的各次戰爭的經過;《臨清紀略》《蘭州紀略》《石峰堡紀略》《台灣紀略》等,則記載了乾隆皇帝鎮壓各次農民起義全部的經過。《清三通》《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國子監誌》等書,則將清初以來曆代皇帝有關各種政務處理的諭旨集中起來,加以製度化,以便廣大臣工遵行。

除此之外,為了反映大一統的政治局麵和誇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乾隆皇帝還主持纂修了《大清一統誌》《皇輿西域圖誌》《皇清職貢圖》《日下舊聞考》《盛京通誌》《河源紀略》《南巡盛典》《慶典成案》等書,內容也涉及清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民族、宮廷、外交等諸多方麵。

所有這些,不但直接促成了當時文化事業繁榮局麵的形成,而且也大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化的寶庫。乾隆皇帝主持的“稽古右文”、編訂群籍,對於中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乾隆皇帝主持纂修的各種書籍中,最具影響的是《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後,為了進一步表示自己“稽古右文”,憑借長期以來積攢起來的雄厚的物質財富,在曆次求書、修書的基礎上,乾隆皇帝又動用全國力量,主持編修了這部囊括古往今來一切主要著述的卷帙浩瀚的《四庫全書》,從而把清朝建立以來的政府修書活動推向了最高峰。

《四庫全書》的纂修,開始始於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皇帝征求天下遺書。最初,乾隆皇帝隻是企圖擴大政府藏書,“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但是,隨著征求遺書活動的開展,怎樣征集遺書和如何處理所征遺書的問題便提上了乾隆皇帝的議事日程。這時,安徽學政朱筠首先向乾隆皇帝提出了開館校書的建議。朱筠的建議包括四項內容:第一,征求遺書當以漢唐以來尤其是遼、宋、金、元四朝的文獻價值較高而又傳世甚稀的舊本、抄本為重點。第二,由清朝政府組織人力,先對內府藏書進行一次普查,並將其目錄“宣示外廷”,以便各地獻內府所未備者。在這條建議中,朱筠還特別提出,清朝政府收藏的《永樂大典》是明初以前各種著述之淵藪,其中多存“世不恒觀”之書。他要求由政府組織人員,“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幹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第三,朱筠建議政府充分吸收漢、隋、唐、宋以來曆次整理文獻的成功經驗,不僅征求遺書,而且對其進行校勘,同時還應組織人員對所收書籍“或依《七略》,或準四部”,分門別類地“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為此,他要求政府建立專門機構,完成這項工作。第四,在征求民間遺書時,應將采訪範圍進一步擴大,凡是具有文獻價值的鍾銘碑刻、金石圖譜,都應在搜求範圍之內。由此可見,朱筠這些建議總的精神是要求政府對全部現存文獻進行一次繼漢、隋、唐、宋之後的總清理。

因為這一建議與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心理正好迎合,乾隆皇帝對此異常重視。他一方麵立刻派員校核《永樂大典》中所存逸書的情況,在經過調查,了解到這一建議確實可行之後,便立即組成了以軍機大臣為總裁官、由許多翰林參加的專門機構,以進行輯佚活動;與此同時,受朱筠建議啟發,乾隆皇帝也改變了單純求書的初衷,決定編纂一部囊括古往今來一切主要著述的巨型叢書——《四庫全書》。根據他的指示,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館”在翰林院正式成立,一個由政府組織的規模空前的編纂《四庫全書》的活動便由此開始了。

根據乾隆皇帝的指示成立起來的“四庫全書館”機構龐大,大小負責官員多達三百六十人。其中的總裁官、副總裁官為總攬全館事務的主要官員。因統籌全局,責任重大,所以特設正總裁官十六員、副總裁官十員,皆分別從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中簡選。為了加強自己對“四庫全書館”的控製,乾隆皇帝還特派自己的三個兒子皇六子永踏、皇八子永璿,皇十一子永理也充任總裁官。總裁、副總裁之下,設總閱官十五人,總管閱定各書之事;總纂官三人,總理編書之事;總校官一人,總理校訂之事;繕書處總校官四人,專掌抄書及總理校對脫誤之事。

上述每一機構之下,又設有具體辦事官員多人,分管校勘、編纂、刊刻、裝訂、整理之事。此外,在全書纂修過程中,還以各種方式招收抄寫譽錄的書手、繪畫的手工工人和刻字印刷的工匠四千餘人。這一專門機構的成立,對於《四庫全書》纂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在上述所設各職中,總纂官、總校官及其下屬各機構是《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關鍵環節,因而,這兩個機構中的人員組成情況,對於《四庫全書》能否修成和質量好壞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為此,乾隆皇帝特別注意選拔知名的學者和在各方麵有較深造詣的人士充任上述各職。除由乾隆皇帝親自任命當時的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為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之外,還分別以大臣薦舉、政府征辟等方式將一大批學識淵博而又年富力強的著名學者安排到纂修官和分校官等各個重要崗位上。

如著名經學家戴震、著名校勘學家周永年、著名史學家邵晉涵即分別被任命為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兼分校官;著名經學家姚鼐、翁方綱、朱筠則分別被任命為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並分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四庫全書》的成功纂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其他一些著名學者程晉芳、任大椿、金榜、王念孫等人也都各據所長,在“四庫全書館”安排了相應的職務,並都成為《四庫全書》纂修中的骨幹力量。由於他們的辛勤勞動,使得《四庫全書》在各方麵都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

由於自清初以來,清朝政府即注意圖書的搜集、皮藏和纂修,而《四庫全書》的纂修又是結合當時正在進行的對《永樂大典》的輯佚以及大規模的征求民間遺書兩項活動同時進行的,故而《四庫全書》纂修中的書籍來源極為廣泛。

大致可分為政府固有藏書和各省所進獻的遺書兩大項。其中的政府固有藏書包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臣下遵照皇帝敕旨編修的敕撰本、內廷各藏書機構原藏的內府本和當時正在進行的《永樂大典》中所輯的各種逸書即所謂《永樂大典》本;各省所進遺書則包括各省督撫在曆次求書中或從市場購買、或向藏書家借抄而送館備用的各省采進本、各地藏書家因乾隆皇帝求書上諭曾經提及而不得不將家藏秘書獻出的私人進獻本,以及采自當時社會上最流行的通行本。從《四庫全書》開館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一年半的時間裏,僅各省所進遺書一項就將近萬種,而且此後還在繼續增加,如果再加上政府固有藏書、從《永樂大典》中新輯之書以及為編入《四庫全書》而臨時敕撰之書,其數量的確十分可觀。

麵對這些來源不同、版本不同而又為數浩繁的書籍,《四庫全書》顯然不能不予區別地悉加收錄。為此,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十七日的上諭中規定:“所有進到各遺書,並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校勘,分別刊、抄,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棗梨,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譽錄,匯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偽謬者,止存書名,匯為《總目》,以彰右文之盛。”

根據乾隆皇帝確定的這些原則,在遺書到館之日,便由各纂修官根據原先分工,對每一種書籍的不同版本進行校勘,並就其作者、成書年代、內容異同、版本優劣進行考證,將其考證成果以另紙粘於該書每卷之末。同時,還仿效漢朝劉向、劉歆校書的舊例,為每書撰寫提要一篇,在其中簡敘作者的時代、爵裏、本人事跡以及內容得失,並根據該書的價值,預擬出應刻、應抄、應存目三種意見,一並交總纂官審定修改;此後再由總裁官奏聞,候旨決定。經乾隆皇帝同意後,除其中判為應存目之書,因價值尋常,或雖有一定價值,但其內容中卻有和儒家經典相悖謬之處而僅入《四庫全書總目》,不再錄入《四庫全書》外,其他應刊、應抄的兩種書籍皆交繕書處,組織人員按既定規格進行抄錄,錄入《四庫全書》。其中應刊的書籍因為價值較高、世間罕傳,除繕寫外,還由武英殿修書處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為名刊印行世,以廣流傳。

“四庫全書館”開館之初,根據乾隆皇帝的旨意,所編書籍不過是《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二種,然而,隨著《四庫全書》纂修活動的全麵鋪開,乾隆皇帝的修書計劃也開始擴大。一是增纂書籍越來越多。首先是決定增纂《四庫全書薈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乾隆皇帝以為《四庫全書》卷帙浩瀚,一時難期速成;而且即使修成,亦因部頭太大而不易檢閱。

因命館臣於《四庫全書》中“擷其精華,繕為《薈要》”,以使兩書互相補充,並行於世。這樣,館臣選錄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四百七十三種、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卷,編為《四庫全書薈要》一書。該書在乾隆四十三年首先告成。共抄兩部,一部存於內府禦花園內的摘藻堂,一部置於京西圓明園的味腴書屋。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又決定編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是年七月,乾隆皇帝發現,各書提要編寫就緒者已在萬種以上,將來抄刻成書,必定卷帙浩繁,不易翻閱,於是又命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之外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這樣,館臣略去《四庫全書總目》各類總序、小序和存目類各書提要,並將其他各書提要也大加壓縮,“隻載某書若幹卷,注某朝某人撰”,於乾隆四十七年匯為《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從而為學者了解18世紀以前各種主要著述的大致情況提供了方便。

除此之外,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纂修官員曾對收入《四庫全書》各書的不同版本進行校勘,並對各書作者、成書年代、內容異同等做了一些考證工作。這一部分文字經乾隆皇帝批準後,都以附錄的形式抄入《四庫全書》所收各書的每卷之末。因為全書僅抄數部,流傳不廣,海內承學之士無從窺見其研究成果。為了嘉惠士林,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乾隆皇帝又特命將“所有諸書校訂各簽,並著該總裁等另為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版排列流傳”,該書於是以《四庫全書考證》為名行世。全書一百卷,對於學者校訂各種古籍,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是《四庫全書》抄寫的套數成倍增加。始修《四庫全書》時,乾隆皇帝的思想尚未脫離擴大政府藏書的束縛,因而隻是諭令將《四庫全書》抄錄四套,分別皮藏於紫禁城、圓明園、熱河避暑山莊和盛京故宮四處。隨著《四庫全書》纂修活動的全麵開展,其社會影響也越來越大。為了滿足社會需要,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乾隆皇帝決定於四套《四庫全書》外另繕一套副本儲於翰林院,“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而傳布詞林,亦為玉堂增一佳話”。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在北四閣四套《四庫全書》陸續告竣之時,乾隆皇帝以江浙為“人文淵數”之地,為了方便當地士子“就近觀摩譽錄”,又命再行繕寫三套《四庫全書》,分別儲於揚州、鎮江和杭州三地。如果連同兩套《四庫全書薈要》也需人力抄寫,則其抄寫字數較之以前增加了一倍還多。

與此同時,隨著《四庫全書》纂修活動的進展,乾隆皇帝還籌及建閣儲書事宜。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1774—1776),在乾隆皇帝的指令下,先後修建了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和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乾隆四十七年,又在盛京故宮內建造了文溯閣。為了達到防火、防潮、防蠹,長期保存圖書的目的,在動工之前,他專派杭州織造寅著到寧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書曆史的範氏天一閣的建築情況,並令其“燙成式樣,開明丈尺”,以便取法。北四閣的建築程式就是仿照天一閣而建立起來的。閣成之後,乾隆皇帝還一一為其作記。另外,從乾隆四十四年到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又先後興建了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並諭令將杭州西湖聖因寺的玉蘭堂改建成文瀾閣,用以皮藏續抄的三套《四庫全書》。所有這些,不但使所修各書珠聯璧合、成龍配套,而且因其服務麵超出宮廷,進而擴大到一般士子文人,也使《四庫全書》纂修活動的影響麵顯著擴大,使其成為西漢以來政府組織的曆次文化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文化活動。

由於《四庫全書》卷帙浩繁,而且根據乾隆皇帝的旨意,該書需繕錄八套,如果再加上兩套《四庫全書薈要》也需人力抄寫,則其總字數約在八十億字以上,因而《四庫全書》的繕錄和校勘便成了該書編修後期最艱巨的工作。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繕寫質量和進度,“四庫全書館”在繕書處專設總校官四人、分校官一百八十二人,也就是說,全館半數以上的官員都直接參加了該書繕錄過程中的校勘工作。與此同時,在北四閣《四庫全書》抄寫時,以保舉和考試的方式先後招收書手二千八百二十六人;續繕南三閣三套《四庫全書》時,還專撥內帑一百萬兩,添雇書手一千人。此外,還規定了三個月一考核的《功過處分條例》,以進行督促、檢查。經過全館人員的努力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套《四庫全書》告成,隨即入儲紫禁城文淵閣;到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北四閣其他三套《四庫全書》也陸續抄寫完畢。乾隆五十二年,翰林院的副本和南三閣四套《四庫全書》也最後抄寫完成。從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館”開館,至乾隆五十二年八套《四庫全書》、兩套《四庫全書薈要》最後完成,其間經曆了十五個年頭。據統計,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裝為三萬六千三百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收入《四庫全書薈要》的書籍為四百七十三種,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裝為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一冊,二千零一函。也就是說,十五年的時間裏,國家藏書增加了近七十萬卷,這實在是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的空前壯舉。

在乾隆皇帝的關心、支持下,由人力抄成的《四庫全書》不但卷帙浩瀚,內容廣博,而且在紙張的遴選、書寫和裝幀的方式上也極其講究,以求盡善盡美。就所用紙張而言,八套《四庫全書》都分別使用了上等的開化榜紙和太史連紙;以書寫格式而言,又全部是在預先打好直行紅格的朱絲欄內端筆正楷書寫,每半頁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有注文的地方,則在豎格內寫雙行小字,有些書內還繪有精美的插圖;就裝幀而言,八套《四庫全書》近三十萬冊,全部都是絹麵包背裝,而且經、史、子、集各部中絹麵的顏色還各不相同,如經部是綠色(獨文瀾閣經部為葵綠色),史部是紅色,子部是藍色(文宗、文匯兩閣子部為玉色,文瀾閣子部為月白色),集部是灰色(文宗、文匯二閣集部為藕荷色,文瀾閣集部為灰黑色),以象征一年四季之色。每若幹冊儲在一個楸木匣內,名為一函。函麵上刻有函內所裝的書名。函內之書用香楠木片上下夾住,再用綢帶係緊。函麵之字、函內係書的綢帶和書的絹麵,顏色完全相同。用這種方法保存書籍,不但防黴、防蟲,而且形式上也極其整齊美觀,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同時,對於每種書籍在閣內架上的陳列位置,也都做出了有具體規定,並且專門畫出圖樣,名為《四庫全書排架圖》,對於學者入閣查書,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整個《四庫全書》的纂修活動中,乾隆皇帝本人為之花費了極大的心血。從征求天下遺書、搜輯《永樂大典》中的逸書到簡選負責官員,從《四庫全書》收錄書目、版本以至到編排體例、抄寫格式和建閣儲書,十幾年的時間裏,無論是盛夏還是嚴冬,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無論是留京還是在巡幸途中,乾隆皇帝先後就此頒布了上百道諭旨。正是由於乾隆皇帝的親自領導,使得這次《四庫全書》纂修活動成果輝煌,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首先是保存和傳播文化之功不可泯滅。由於該書的纂修是結合從《永樂大典》中搜輯逸書和大規模的征求民間遺書兩項活動同時進行的,這就使《四庫全書》在收書範圍和質量上都遠在前此同種書籍之上。各地藏書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抄善本書和失傳幾百年而文獻價值極高的珍本秘籍,都因此而化私為公、變零為整。而且,在《四庫全書》纂修中,還對其進行了分門別類的係統整理和反複的校勘、考證,並在修成之後分八處存放於東北、華北和江浙三地,不但在當時為保存和傳播古典文獻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也為後世學者研究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外交等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其次,《四庫全書》的纂修活動也對乾隆中期以後出現的整理古典文獻的熱潮以有力的推動。其中從《永樂大典》中搜輯逸書的活動、《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考證》的編修和刊刻,都對此後學術界中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考據等學科以極大的影響,至於以整理文獻為目的而編刊叢書者,更是不勝枚舉。

總之,《四庫全書》的成功纂修是我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大壯舉,作為這一巨大工程最高主持者乾隆皇帝,也對中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乾隆皇帝雖然通過纂修《四庫全書》對中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由於乾隆皇帝主持編修《四庫全書》的主要目的並非是為了保存和傳播古典文獻,繁榮、發展民族文化,而是將其作為誇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宣傳封建道德、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和民族壓迫以及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因而,該書纂修中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最為嚴重的是,乾隆皇帝借修書為名,查禁和銷毀了大量的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等價值極高的圖書。據前人估計,在《四庫全書》纂修期間,所銷毀的各種圖書總量約在三千種左右,六七萬卷以上,幾乎和《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總量大體相等,從而使中國古代文化遭到了自秦始皇焚書以來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圖書即使僥幸未被銷毀,也因為不符合乾隆皇帝規定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封建道德標準而被判入存目類,摒棄於《四庫全書》之外,有的甚至連存目類也不予登錄。此外,對於所收之書也因忌諱多端而對其進行多方抽毀和竄改,使得許多珍貴古籍,尤其是明、清之際的各種古籍或遭肢解,或嚴重失真。其次,由於該書是官修之書,最高統治者的目的是借此以粉飾太平,相當一部分纂修、校訂官員又將此作為仕宦的捷徑,對分工所修之書采取了敷衍塞責、極不負責的態度,從一開始到最終結束,能以認真、負責態度進行工作的隻有少數學者,因而,使得該書的學術質量也受到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其中主要者,如《永樂大典》一書,本為明初以前各種古籍的淵藪,隻要認真輯書,本可以輯出更多的書,而絕不止此次所輯的五百一十六種。但是由於館臣貪近就便,僅是信手抄錄其較為完全之書,對於其他稍需花費氣力者,則一概棄之不顧,更不用說將輯佚活動擴大到其他各種古籍了。又如該書的抄寫工作是《四庫全書》成書中的重要環節,無論抄寫人員或者校對人員都應認真對待,以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但是由於館中人員上下欺瞞,不負責任,竟使該書在繕錄過程中存在整篇、整卷甚至整部都漏抄者,如乾隆五十四年到五十五年(1789—

1790),陸錫熊到文溯閣校書,就查出漏寫書兩部、錯寫書三部、因錯漏太多需要重新抄寫者三部、匣麵錯刻或漏刻書名者五十七部。乾隆五十七年,紀昀重校文津閣《四庫全書》,僅經部書籍就查出空白和錯誤一千多處。乾隆五十九年,又查出文源閣《四庫全書》漏寫《鹽鐵論》卷末《雜論》一篇。其他南三閣《四庫全書》中類似問題也所在多有,無法一一列舉。所有這些,都使《四庫全書》的學術質量大受影響,因此,作為《四庫全書》纂修活動的最高主持者乾隆皇帝,也難辭其咎。盡管如此,在乾隆皇帝主持下進行的這場修書活動,畢竟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麵的清理和總結,因此,作為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的一次重要活動,纂修《四庫全書》基本上還是應該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