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編訂群書,興文字獄 重視文化
乾隆皇帝統治期間,利用政府的力量,先後組織全國的學者進行了大規模的編修書籍和搜集、整理古典文獻的活動,從而使乾隆時期的文化事業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進入了有清以來最發達的時期。
乾隆是中國曆史上有著較高文化素養的少數民族皇帝。早在備位藩封的青少年時代,在其父雍正皇帝的關心下,乾隆皇帝即“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字”;“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鑒綱目》《史》《漢》八家之文”。滿、漢、蒙古文字無一不通,論、賦、詩、詞無所不能,七八年間,積稿盈尺,並先後將其匯編為《日知薈說》和《樂善堂全集》二書刊刻行世。同時,他還認真鑽研書法和學習繪畫,並且在這兩方麵都有一定的造詣。乾隆皇帝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係統的文化教育,使得他對漢民族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愛好。即位之後,他仍以“書生”自許,並經常與臣下講詩論文,數十年中,吟誦不絕,新篇迭出。據他自稱“若三日不吟,輒恍恍如有所失”。據統計,在他的一生中,以他的名義刊行的詩、文集有十二種之多,其中詩作竟達四萬多首,文章將近兩千篇。這些為數浩瀚的詩作和文章,不但在曆代少數民族皇帝中絕無僅有,即使在包括漢族皇帝在內的全部帝王將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乾隆皇帝對文化事業濃厚的興趣和愛好對他在位時期的文化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統治期間,一直致力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即位之初,針對長期以來儒生社會地位較低的問題,乾隆皇帝先後采取各種措施,提高儒生的社會地位。乾隆元年(1736)二月,他決定“嗣後舉貢生員等概行免派雜差”。同年九月又規定,職官及舉貢生監犯罪發遣,“一概免其為奴”;十一月間又下諭旨,嚴禁地方官擅行斥革生員。與此同時,他還適當提高了國子監和各省教職官員的品級,改變了過去教職人員兩官同食一俸的舊例,給予全俸;其中地位較高者,還給予頗為優厚的養廉銀。對於士子仕途,他也大開綠燈。除正常鄉試、會試之外,他還累開博學鴻詞科和各種恩科鄉、會試達十四五次之多,將一批又一批的封建儒生吸收到各級封建政權中來。此外,他還利用外出巡幸之機,對沿途進獻詩賦者進行考試,中式者特授舉人、進士並量授官職,以表示自己對儒生的重視。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對國家的教育事業也極為關心。他即位之初,即多次頒發經、史諸書於國子監和各直省官學,並先後多次擴大各地府、州、縣學的入學名額。爾後不久,又放鬆坊間刻書之禁,準予各種學術著作自由刊印和流傳。與此同時,隨著統一戰爭的勝利和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版圖的不斷擴大,在乾隆皇帝的關心下,邊疆地區的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東北三省、熱河、貴州、湖南苗疆、海南島黎族地區和新疆烏魯木齊地區也先後興辦了多所學校,全國教育事業因而得到進一步普及。
除學校之外,對於各地書院,乾隆皇帝也相當重視。早在雍正統治時期,雍正決定各省省城普建書院一所,但對其在當地教育事業中的地位及其和府、州、縣學之間的關係,卻一直未作出明確規定。乾隆即位後,即明確規定,各省書院,實際上是古代侯國之學,地位當在府、州、縣學之上。同時,為了切實發揮其在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中的骨幹帶頭作用,他還先後多次加撥帑銀,以供購買書籍及解決師生生活之需,並要求各省督撫仿效朱熹白鹿洞書院先例,設立規條,慎選院長、生徒,“居講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從遊之士,亦必立品勤學”。這樣,在乾隆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儒生的社會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教育事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學術研究氣氛漸趨活躍,整個社會文化事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麵。
乾隆皇帝重視文化事業的一個主要方麵,是他繼漢、隋、唐、宋、明曆朝之後,為了擴大政府藏書,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征求遺書的活動。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和個人的愛好,即曾多次下詔廣求遺書。如乾隆元年,為了續修雍正朝國史,他曾敕下八旗、直省,將雍正年間“諸王、文武群臣譜牒、行狀、家乘、碑誌、奏疏、文集”等“查明申送史館,以備采錄傳述”。乾隆六年正月和乾隆十五年二月,又曾兩次諭令各省督撫、學政采訪元、明以來各家儒學著作,“以廣石渠、天祿之儲”。除此之外,出於纂修書籍的需要,乾隆皇帝有時還特命有關官員采訪一些當代學者的學術著作。然而由於政務繁忙、軍事活動較多和缺乏求書經驗,這些求書活動時起時落,采訪書籍也相當狹隘、零碎,總的看來,效果並不理想。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皇帝再次頒布求書諭旨。諭旨中稱:
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來著作之手,無慮數百千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
與此前各次求書諭旨相比較,乾隆皇帝這次求書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將求書範圍擴大到全部現存古典文獻,可見乾隆皇帝的目的是要通過此次求書,對全部現存文獻進行一番總清理;二是加強領導,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半年多以後,乾隆皇帝發現各地督撫竟無一人“將書名錄奏”,是年十月,乾隆再頒諭旨,對近畿的北五省及書肆最多的江浙地方官員嚴厲指責。在乾隆皇帝的嚴厲督促下,安徽學政朱筠率先行動,在安慶、徽州、寧國、太平、鳳陽、潁州、廬州等地訪得唐朝以來遺書多種。此後各省相繼行動。這樣,一個由乾隆皇帝親自發動、由各省主要官員直接負責的聲勢浩大的征求遺書的活動全麵鋪開了。
各級官員直接負責征求遺書,隻是求書能夠取得進展的一個方麵,更重要的還是在於藏書之家肯不肯獻出家藏圖書。為此,乾隆皇帝吸取了漢、隋以來曆代求書的經驗,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的求書諭旨中規定:
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隻係鈔本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
有了這些規定,書商和國家是平買平賣的關係,藏書人和官府是書主和借閱人的關係,藏書家的基本利益得到了保障,因此,求書活動才逐漸開展起來。
求書活動開展起來之後,主要問題在於能否求得善書。所謂善書,主要是指唐、宋以來的名家著作,學術價值較高的史學著作和一些海內孤本、名家手稿等。這一工作中的主要阻力是,藏書之家和經辦官吏有鑒於順治、康熙以來文字獄株連之廣和誅戮之慘,不敢搜求或獻出明、清之際有價值的史學著作和名人文集。此外,藏書之家還怕政府言而無信,背棄借鈔歸還的諾言而舍不得獻出自己累世收藏的善本書籍。所以,在這一時期,求書活動雖在表麵上熱鬧非常,但是實際所得,不但為數不多,而且就其內容而言,也多半是一些價值不高的“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
針對廣大臣民懼怕因文字獲獄而畏疑不前的心理,乾隆皇帝除從求書的大局出發,在求書**的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三十九兩年基本上未搞文字獄之外,還連頒諭旨,反複解釋:“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藏書之人乎?”“書中即有忌諱字麵……與藏書之人並無關涉,又何所用其畏疑乎?”針對藏書之家擔心書借出不還的問題,乾隆皇帝一方麵對那些希旨逢迎而逼迫藏書之家,聲稱願“以家藏舊書上充秘府”的官吏進行批評,指責他們這樣做是“未能深喻朕意”;另一方麵,又向各地藏書之家再次保證“所有各家進到遺書,俟校辦完竣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為了使這項規定能夠貫徹執行,乾隆皇帝下令,各藏書家書籍獻到之日,便於所進書籍麵頁加蓋清朝政府和翰林院圖章,注明進書年月、進書官員、書屬何家;此外,另造一冊,逐一登記上述條款,待發還之日,按照圖書登記冊上之內容和所進圖書麵頁上所載各項一一核對,“如有交發不明,惟該督撫是問”。
經過這麽一套複雜而完整的手續,使藏書家“仍得全其故物”。對於歸還借抄圖書,乾隆皇帝不但事先有規定,而且事後還有檢查。如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的一道諭旨中,便催促經辦官吏將應還之書“給還藏書之家,俾得將原獻書籍永遠珍藏,並嚴飭承辦各員善為經理,勿使吏胥等扣留需索”。乾隆皇帝的這些規定,解決了求書過程中經辦官員和藏書之家最關心的問題,因而,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以後,在各地官員和藏書家的共同努力下,大批珍貴圖書先後運集到了京城,這場由乾隆皇帝親自發起的求書活動至此才真正見到了效果。
乾隆三十八年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各地獻書的**時期。為了促使藏書之家獻出更多更好的書籍,在上述規定的基礎上,乾隆皇帝還絞盡腦汁,想出了許多促使人獻書的“好”方法。
其一,皇帝題詞。乾隆皇帝規定:“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俾收藏之家,益增榮幸。”在封建社會中,君主即是人間的上帝,能夠因進獻圖書而得到乾隆皇帝的親筆題詞,對藏書之家來說,簡直是做夢都不敢想到的恩榮!乾隆皇帝就是利用人們對封建帝王的崇拜和迷信的心理,以其廉價的題詞,從民間征集了許多好書。
其二,以書易書。乾隆皇帝在求書過程中,摸透了藏書家們的脾氣和嗜好,深知這些人大都嗜書如命,要想求得好書,隻能投其所好,以書易書。當時,幾部官修大型書籍剛剛印出不久,社會上一時很難得到。乾隆皇帝便采取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方法。在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的諭旨中規定,進獻書籍五百種以上的浙江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和兩淮的馬裕四家,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他進書百種以上的士民官吏,各賞初印的《佩文韻府》一部。這樣,藏書家們僅僅將家藏圖書借給朝廷一段時間,便可以得到皇帝賞賜的大部分書籍,不但在經濟上很劃算,而且還有榮譽,真是名利雙收。因此,也就更樂於主動地將自己的家藏秘籍獻給朝廷了。其三,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留名。封建社會裏的官僚和藏書家,大多都是熟讀“四書五經”的儒家之士。顯親揚名、光宗耀祖、封妻蔭子、榮前裕後的思想浸透了他們的每一個神經細胞。利用他們的這種心理,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上諭中宣稱:“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
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采訪所得附載於後。”
根據這一規定,獻書多的藏書家和求書得力的官員,都可以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留下自己的芳姓大名。在他們看來,這是萬古不朽的盛事,因此,這一規定也極大地調動了各地官員求書和藏書家獻書的積極性。
由於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民間獻書達到了**。截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各省進到圖書數量已在上萬種以上,而且此後還在不斷增加。經過層層審查,除其中部分書籍被禁毀之外,其他都複製了副本,有的還當即發刊於世,從而大大充實了國家的藏書數量,至此,乾隆皇帝發起的這次征求遺書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