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製書吏、幕友
書吏、幕友都是各級封建官吏的親信和辦事人員,一般是受各級官員的指令或委托,代替他們經管刑名、錢穀等重要事務。雖然他們沒有職銜,地位甚低,但是由於清代官吏多係科甲出身,沒有從政經驗;不許在原籍任職,對任職之地情況極少了解。於是一些書吏、幕友便乘虛而入,“借曆幕更事為名,始終占據一衙門。官有去留,幕無更易”,乘間滋弊,成為當地事務的實際主宰者。因此,在各種貪汙、虧空、違法亂紀案件中,往往都有他們插手。為了整頓吏治並加強對地方政權的控製,乾隆皇帝在采取措施加強對各級官員進行控製和在經濟上嚴懲貪汙、虧空的同時,又進行了限製和打擊書吏、幕友的不法行徑活動。
在乾隆即位之初,針對書吏“貽民害而蠱國事”的問題,即嚴令京城各機構稽查原已遞解回籍而又潛匿京師、營求做吏的書役,將之照例拘拿治罪;爾後不久,又對書吏危害國家政治和廣大百姓的情況進行了全麵地揭露。他說“書役之為害甚劇”,“其為小民擾累,何可勝言!故有訟獄尚未審結,而耗財於若輩之手,兩造已經坐困者矣;額糧尚未收納,而浮費於催征,中飽於蠱胥,已十去二三矣;其餘勾緝命盜、因緣舞弊、遇事風生、株連無辜、賄縱要犯,大率貼寫白役之為害居多”。為了對其違法活動進行打擊,他要求各地官員“將所有吏役按籍鉤考,其有私行充冒者,悉行裁革”;“倘有壞法擾民之事,立即按律重懲”。此後又連頒數道諭旨,著各地督撫、各省藩臬查核書役需索及舞文作弊、因緣為奸種種情弊,對於其中貪汙贓私證據確鑿者,則嚴加懲治,不稍寬貸。如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以在京兵部書吏及福建藩司書吏先後“用空白作弊”“冒領餉銀”“情罪至為可惡”,而嚴令該管上司“審明時即行正法”,“以為蠱役之戒”。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以湖北廣濟縣蠱書周錫璉等十二人輪充糧庫總書,自乾隆十四年(1749)以後,“歲歲加派,私征分肥”,傳諭湖北布政使富勒渾“詳細追究,從重辦理”。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以浙江長興縣庫書私增糧耗,派侍郎曹秀先等官員馳驛前往,查審具奏。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以浙江太平縣書吏黃元桂等“浮收銀米,匿地私征”而派人往查,嚴肅處理。除此之外,對於中央各機構中的役滿書吏,不遵回籍定例,“潛留原署或著役他處,誘騙攬辦,百弊叢生”的問題,也下令各衙門“嚴查逐出”。
對於幕友,乾隆皇帝也照此辦理,防範備至。乾隆六年(1741)六月,乾隆針對山東等地“上司幕賓往往借端出外,與各官往來款洽,串通信息,又或薦引親友,入於下司之幕”,“遇事則彼此關照,作弊營私,高下其手”,以致各級官員為其所用等現象,他於是告誡各地官員:“加意防範,嚴密稽查”,以“得幕賓之益,而不受其累”。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他再次要求各地督撫“關防扃鑰,概不得任幕友出署往來交結,以絕嫌疑而肅官守”。
乾隆皇帝為了防止各衙門幕友之間互相勾結,操縱長官,依倚為奸,他還先後做出各種規定,對幕友進行限製直至打擊。如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他下令各省督撫轉飭首府首縣,“將聚集省會之覓館幕友嚴行驅逐,倘仍聽逗留,即將該府、縣照不力行保甲例參處”,並規定“嗣後原官該省者,不得複在該省作幕。如經參奏或被首告,將延請之官照違例議處,營求作幕之人,嚴加懲治”。又如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嚴禁幕友於聘所攜眷置產。並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嚴禁上司幕友向屬下州、縣勒薦幕友。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九月,雲南布政使錢度與幕友葉木果通同貪汙案發後,乾隆皇帝又采取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對幕友的限製。除重申各地督撫不得於本省延請幕友外,還將幕主擴大到了督撫之下的所有官員,被聘幕友的回避地區也縮小到了五百裏以內。與此同時,還分別規定,督撫、司道、州縣幕友,皆須詳開履曆、住址,隨時報部;前任官員之幕不得留於後任;幕友在幕五年,即行更換。如違例延請及逾限不更換者,本官照隱匿不報例,降二級留任,幕友即行斥逐。對於各地上司、屬員幕友之間互相交接、聯絡聲氣的問題,則隨時稽查處理,並由該管督撫於年終向清廷匯奏,則成軍機處對其奏報情況進行稽查。對於縱容幕友往來交通、違法亂紀的官員,則嚴加處理。
如乾隆九年(1744)九月,以西安布政使帥念祖違例營私,縱容幕友、家人招搖納賄而將之解任。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以安徽太和縣知縣郭世儀將重價所買之妾轉送幕友——本管上司史魯璠的族叔史緯儀,而將郭世儀、史魯璠一並革職,並嚴令該各督撫確查“闔省州、縣如有延上司戚屬在幕者,立即查辦”。安徽巡撫馮鈐因為意圖徇庇,也受到了革職處分。
經過這樣一番整頓,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書吏、幕友對中央、地方政務的幹擾和影響,而且也對全國吏治的整頓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