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限貿

18世紀,西方國家先後經過了社會製度的重大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為了擴大原料來源和商品市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越來越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在乾隆當政時期,西方國家對華貿易額急劇增長。據有關資料統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時,從歐洲輸入中國的商品總額已達白銀一百九十一萬兩,而從中國輸往歐洲的商品總額更高達三百六十四萬兩;而且,在此之後,還以每二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急劇發展。

隨著西方國家對華貿易額的急劇增長,清朝政府原有的各種對外貿易製度越來越不能適應西方國家的要求。首先是貿易地區的限製阻礙了中外貿易的發展。早在康熙皇帝統一台灣之後,曾經下令開放海禁,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處為通商口岸。由於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尚處在初期發展階段,對華貿易數額不大,因而通商地點習慣上還是集中在廣州這一地區。而到了乾隆時期,因為中外貿易的飛速發展,一口通商變成了中外貿易的障礙。

除此之外,清朝海關吏治敗壞以及清初以來一直堅持的行商貿易機構,也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中外貿易的發展。按照滿清政府的有關規定,西方來華商人,所攜貨物需交行商代售;采辦中國商品,也由行商代為購買。行商之上,又有粵海關監督管理其事。這樣,作為中外貿易的管理者和中介人,粵海關監督和行商幾乎控製了西方商人的命脈;西方商人前來貿易,不但關稅很重,而且在正常稅額之外,還要接受名目繁多的勒索。乾隆二十二年(1757)時,廣州行商已經發展到二十六家,對外商的控製更加嚴密。一口通商已使西方商人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滿清政府堅持的行商製度和粵海關對外商的大加勒索,更使外商極為不滿。

為了擺脫因此而造成的“生意平常”的局麵,在通商口岸上,距離中國內地較近、各種中國產品價格又頗低廉的寧波吸引了西方商人的眼球。除此之外,這些西方商人還企圖擺脫行商的控製,直接與中國民人買賣交易。因而,從乾隆二十年以後,一些西方國家的商船徑赴寧波進行貿易。與此同時,西方商人直接與中國民人進行貿易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對於這些新問題,乾隆皇帝不但不審時度勢,采取措施,擴大中外貿易往來,反而從鞏固自己專製統治的政治需要出發,予以嚴厲限製,並將其發展成為閉關政策,這對於當時和此後中國社會的經貿發展都產生了極為嚴重的不良影響。

乾隆二十年四月和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根據浙江地方官員奏報,先後有兩艘西方商船進入寧波進行貿易。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視,他說:“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近年乃多由專為貿易而至(寧波)者。將來熟悉此路,進口船隻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國家綏遠通商,寧波原與澳門無異,但於此複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內地海疆,關係緊要”,“浙民習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絕,恐將來到浙者眾,寧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

為了製止這種現象的繼續發展,乾隆皇帝諭令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照廣省海關現行則例再為酌量加重,俾至浙者獲利甚微,庶商船仍俱歸澳門一帶,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是年十月,他又頒旨給喀爾吉善,強調:“浙省隻有較粵省重定稅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來矣。”根據乾隆的這些指令,喀爾吉善製定了寧波海關則例:“將浙海關征收外洋正稅,照粵海關則例,酌議加征。”乾隆二十二年冬,兩廣總督楊應琚移督閩浙,乾隆皇帝又令他向外商宣布,如或夷商再來寧波,“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同時,還令繼任兩廣總督李侍堯將同樣內容曉諭在廣州的外商,西方商人開設新的通商口岸的企圖遭到了失敗。

乾隆皇帝嚴格執行一口通商的貿易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西方商人的利益。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英國商人洪任輝在繼續前赴浙江寧波進行貿易的同時,還“以邇年在粵貿易有負屈之處,特赴天津呈訴”。在呈詞中,洪任輝揭露,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利用職權“自買貨物,全不酬價”,以及行商黎光華拖欠外商巨額銀兩等嚴重問題。對此,乾隆皇帝認為:“看其情形,必有內地奸民潛為勾引,事關海疆,自應徹底根究,以戢刁風。而該商等在浙閩、天津處處呈控,亦不無挾製居奇之意。不知外洋貨物,內地何一不有,豈必借伊來貿易,始可足用!是在內地奸人果有為之商謀者,審出固當按法嚴治;而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粵向浙,情理亦屬可惡,不可不申明國憲,示以限製。”

於是,乾隆專派福州將軍新柱等人前赴廣州,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經過調查,發現洪任輝所控各款大都屬實。同時還發現了洪任輝勾通安徽婺源縣生員汪聖儀父子,“借領資本”,為其在寧波、江蘇各處“包運茶葉”以及四川民人劉亞匾為其代作呈詞等重要情節。在該案基本查清之後,乾隆皇帝諭令將李永標革職,查抄家產;將劉亞匾予以正法;將汪聖儀發遣,“以為貪利狡詭、潛通外夷者戒”。對於洪任輝,盡管所控大多屬實,乾隆皇帝也以其“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為罪名,下令將其“在澳門圈禁三年,滿日逐回本國,不準逗留生事”。

洪任輝事件發生以後,乾隆皇帝出於鞏固自己專製統治的目的,在堅持一口通商和公行製度的同時,他又陸續采取各種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對外貿事務的管理。首先是采取措施,加強對西方商人的防範。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兩廣總督李侍堯製定了防範外夷規條。其主要內容是: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借領外夷資本及雇請漢人役使,並應查禁”;四、“嚴禁外夷雇人傳遞信息積弊”;五、“夷船泊處,請酌派營員,彈壓稽查”。因為這些規定的目的無疑是在於防止和限製西方商人與中國民人之間的直接貿易,對乾隆皇帝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異常有利,當即被乾隆皇帝批準照辦。

其次是對出口商品的品種和數量嚴加限製。乾隆初年,除循康熙、雍正兩朝的舊製,禁止軍械、火藥、硝磺等物出口之外,對於其他物品,一般未作限製。乾隆七年以後,所禁物品擴大到了糧食。洪任輝事件發生後,禁止出口的商品越來越多。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乾隆皇帝首先采納禦史李兆鵬建議,禁止蠶絲出口。是年十二月,綢緞、絲絹也列入應禁範圍,“如有偷漏私販者,亦按斤兩多寡,分別科罪;失察文武官弁,照例議處”。乾隆二十九年,雖因外商懇請而將蠶絲弛禁,然而綢綾緞匹卻仍“禁止如舊”。對於蠶絲等禁止出口物品售賣斤數,也還另加多種限製。

再次是采取各種有效手段,杜絕發生“夷欠”,盡量減少中外貿易中的財物爭端。由於對外貿易全由行商壟斷,西方商人貨物到達廣州洋行後,行商既不能預定銷售的難易程度,又無力預墊資金,兼之以西方商人無法在華久住,久而久之,在對外貿易中,一些行商出現數目較大的積欠。

如乾隆二十四年時,行商黎光華積欠外商銀兩五萬餘兩。乾隆四十一年時,倪宏文欠英商銀兩一萬餘兩。後來,這種欠銀情況愈益普遍,數額也越來越大。如乾隆四十四年時,行商顏時瑛、張天球積欠英商銀兩高達二百八十餘萬元;乾隆四十九年,蔡昭欠銀十六萬餘兩;乾隆五十六年,平太行商吳昭平拖欠外商番銀四十多萬元;乾隆六十年時,石中和積欠外商貨銀數字更大,“除變產抵還外,尚欠五十九萬八千餘兩”。數目龐大的積欠往往會觸發各種不測事件。如乾隆四十四年時,為了索取欠款,英國、印度政府還曾派遣軍艦到廣州,進行武力恫嚇。直至清朝政府將顏時瑛、張天球兩人遣往伊犁,並責令全體行商攤賠之後方才罷休。

因此,對於夷欠,乾隆皇帝極為重視。他指出:“外國夷商販貨來售,內地民人與之交易,自應將價值照數清還;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緊嚴追給領,並將拖欠之人從重究治,庶免夷人羈滯中華,而奸徒知所懲儆。”對於積欠夷商銀兩較多、情節嚴重的行商,他多次下令予以嚴懲。如乾隆四十一年

(1776)倪宏文積欠案發後,乾隆皇帝下令:“轉飭該犯原籍,查產變抵,照數給予夷商收領;其不敷之處,勒限一年追清;如限內不能全完,即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審此案之府、州、縣官於養廉內按數攤賠。”對於倪宏文等人,則分別“發往伊犁,永遠安插,以示懲儆”。與此同時,他還頒發長篇上諭,指出:“涓涓不杜,將成江河。”告誡有關官員,此事關係甚大,而不得視之為“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要求他們“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嚴令他們將此入於離任交代,“令各後任永遠遵行,勿稍玩忽”。在這道上諭中,他告誡自己的後世子孫:“敬體朕訓,守而勿失,億萬年無疆之慶,詎不在是矣。”為了防止類似案件再度發生,在對各種夷欠事件嚴肅處理的同時,乾隆六十年七月,乾隆皇帝又進一步作出決定:“嗣後洋商欠拖夷人貨價,每年結算,不得過十餘萬兩。如有拖欠過多者,隨時勒令清還,即自今歲為始。通飭各洋商,一體遵照辦理。”

乾隆皇帝除了限製外商對華貿易之外,為了加強對廣大民人的控製方麵對於沿海一帶民人出洋貿易,也百般加以限製。中國人出海貿易,不許攜帶違禁物品。除此之外,還對船隻大小、人員多少、出海時間也都作出明確規定,違犯者即予處罰;對於在外娶妻生子者,還特別加以嚴懲。這樣,在海上貿易日益發展的18世紀,中國的海上貿易事業卻急劇地衰落下去。對於沿海一帶人民的生計,以及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從乾隆皇帝嚴格限製一口通商以及認真清理夷欠的各種言論看來,乾隆皇帝當時已經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了西方國家對中國潛在的威脅。然而,乾隆皇帝並不是以積極的態度發展對外貿易,增強國力,以對付西方國家的侵略野心;而是通過消極地限製貿易、盡量減少和避免中外接觸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和保護國家主權的獨立。

其實,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它嚴重地妨礙了中國人民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阻止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於閉關政策的推行,當時的中國雖然暫時地維持了其獨立自主的政治局麵,並且在表麵上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是不長時間之後,中西之間的實力差距卻愈益擴大。這樣,為了維護國家的獨立和統一,為了跟上世界先進民族前進的步伐,中國人民不得不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乾隆時期以來的這個曆史的教訓,永遠值得我們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