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嚴明
在清朝的官場上,由於某種心理作用,高一級的官吏糾參下屬貪贓枉法是應盡的職責,而下屬官員如果糾參上司,皇上往往對案情持懷疑態度。早在康熙年間,江蘇巡撫張伯行彈劾江南總督噶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幸好張伯行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天下第一廉吏”,最後才得到保護沒受衝擊,而噶禮被革去總督職務。
乾隆也免不了會有這種心理上的毛病,當禦史糾參戶部尚書鄂善時,他並不相信鄂善會有受賄行為,後來在即使知道了鄂善果有受賄實情後,仍然有回護的意思,不幸的是鄂善沒有體會到皇上的苦心,當聽說皇上要賜死他時,不是請求寬免罪行,而是翻供,對當麵承認的受賄事實又給否定了,還說他之所以承認受賄,是為了皇上體麵一點兒。這就免不了會觸怒龍顏,被斥為“無恥喪心,至於此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乾隆即位二十多年後,仍然有類似的案件,雲南巡撫郭一裕彈劾雲貴總督恒文貪汙一案,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五日,乾隆傳下諭旨,派遣刑部尚書劉統勳查審恒文一案。四月十一日,他又諭令軍機大臣:為了徹底查實恒文貪汙案,等劉統勳到達定長處,這次諭旨內容讓他看一下,你們一同前往雲南。不要把這次行動目的事先告知滇省,以免泄露。恒文家人趙二是這個案件的要犯,應當嚴加防範,不要讓他聽到風聲遠避,一查明案情,就將恒文摘掉印信加以質審,一麵向朕奏報情況,一麵將雲貴總督印務交給定長暫行署理。從這次行動的方式上看,可見乾隆已經下了極大的決心,一定要把雲貴總督恒文貪汙案查實清楚,嚴肅國家法紀。
盡管乾隆以極其特殊的方式調查恒文貪汙案,他仍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跡,因為恒文給他的印象相當好。恒文是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初年以普通生員身份授筆帖式,做一些文書工作。以後接連四次升遷,從一個普通生員平步青雲,成為從二品大臣,對於一個並沒有顯赫家世的人來說,他憑借的是優秀的治政才能及善於交際的精明。
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征伐金川,恒文獻計策道:兵貴神速,臣以前在甘肅平慶道任上時,曾見提督以下各營,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挑選健壯勇敢的士兵,作為“援剿兵將”,並且預備旗幟器械及各種銀物。進剿貴州金川,應借鑒甘肅兵製例子,預先做好準備,提督駐紮安順,設置重兵,在府庫貯銀五千兩備用。由於此策比較切合實際,乾隆因此非常欣賞恒文的治事才能,就把他調到直隸做布政使,至乾隆十六年(1751)升遷為湖北巡撫,成為一名封疆大吏。在巡撫任上,恒文請疏開采銅礦,鼓勵冶金行業,建築武昌近城石堤,命令停止省城空道倉估價變賣,以備存儲協濟鄰省糧米,都得到乾隆的允許和支持。至乾隆十八年(1753),恒文署湖廣總督,授山西巡撫,乾隆二十一年(1756)擢升為雲貴總督。
恒文案被揭發的前一個月,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恒文尚在彈劾貴州糧道沈遷向屬下貪婪索賄,查實後將沈遷論斬。這一切事實都向乾隆證明,恒文不可能有受賄行為,正是認為他是能幹賢臣,乾隆才把他從一名小小生員一直擢升到一品封疆大吏。
不久,劉統勳等人查明,郭一裕彈劾恒文受賄確屬事實。乾隆為此非常惱怒,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一日他下諭旨說:“以前郭一裕糾參恒文勒令屬員通過購買金子,短少金價;巡視營務時,沿途縱容家人收受賄賂等情節,朕原以為恒文長期擔任封疆大吏,受到皇恩最重,應當不會有這類卑劣行為,所以派遣劉統勳會同定長暗中察訪,結果一切屬實。恒文身為封疆大吏,本應潔身自好,為屬員做出表率,如今竟然貪汙自垢,深負皇恩,因此將恒文革職拿問。案中關涉人犯汪筠、羅以均等人一並革職,嚴加審訊擬罪具奏。”
針對郭一裕糾參恒文受賄案,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三日,乾隆再次諭旨:“恒文身為封疆大吏,借口進貢,向屬員勒派,以短少黃金價格牟取暴利,固然難逃罪責。要是果然像恒文的口供那樣,郭一裕先把金爐式樣拿給他看,然後又以恒文購買黃金為據進行參劾,明知道向皇上進獻會遭到嚴厲譴責,現在又告恒文勒索屬員,不是在設置圈套誣陷恒文嗎?就是市井小人也不應這樣做呀。身為封疆大吏,竟然想出這樣的陰謀陷害上司!"
乾隆懷疑郭一裕曾經製造金爐備貢,後來恒文又購買黃金,闔省引起喧嘩,兩位封疆大吏唯恐劣跡敗露,就暫時沒有進獻,而郭一裕先發製人,糾參恒文以脫罪責。情況是否這樣也是不可知的事情,於是接著就讓劉統勳等人進行調查,郭一裕是否有購買黃金製造金爐的行為。如有,買自何人,還未進獻的金爐放在什麽地方?這時,乾隆不但對恒文索取賄賂不滿,而且把視線轉移到了糾參恒文的郭一裕身上,認為他也有同樣的罪情。
接下來,乾隆緊緊抓住恒文的口供,稱與郭一裕商議製造金手爐一事大文章,並且把郭一裕以前曾經向他進貢一萬兩銀子的舊賬也翻了出來,硬說郭一裕是有意陷害總督的奸詐小人,還革去他的巡撫職務,責令欽差尚書對他貪婪苛民之事嚴加審查。
不過乾隆頭腦畢竟還是清醒的,他意識到對郭一裕的舉動有些過火,甚至很不妥當,因而就在革去他巡撫職務的第四天,又下諭旨:以前因為郭一裕口供稱製造金爐時是“照數發價”,除此之外有沒有贓私,因而還不能確定,所以傳下諭旨令劉統勳窮究緣由。劉統勳奉旨調查郭一裕有關情況,如果發現他也像恒文那樣違負皇恩,自然應當查封他的家財,依法治罪;如果並無此情,“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將伊任所貲財封禁,則是全不識事理之輕重矣。此事關於政體官常者甚大,必虛公研究,方能情罪允當”。他在此公開承認自己可能有失允當之處,這對於這樣一個封建帝王來說尚屬可貴。
畢竟乾隆有意責怪郭一裕在先,而在封建官場政治中,欽差辦案又往往是揣測皇上旨意行事,不久審訊結果即送到北京,奉旨審查郭一裕一案,訊明“郭一裕詐偽貪鄙款跡,按律擬流”,請求查封郭一裕的家產。但為了挽回對郭一裕的錯怪,乾隆在閱完奏報之後,卻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四日傳下諭旨,拒絕了已經確定的議說。他為此解釋說:“郭一裕與恒文,各有應得之罪,然而輕重有別。恒文贓私累累,證據確鑿,家產自應查封,以懲戒其貪黷之罪;而郭一裕隻不過讓屬員代替購買物件,短少價錢不到百金,並且已將原來物件退還給了原主,即便他命令屬員修造花廳,也隻占用銀數百兩,比較恒文,罪情自應有所差別,如果一律抄沒家產,怎麽能服人心呢?朕已經傳下諭旨給定長,讓他將郭一裕貲財照數還給,不必查封。”
如同處理鄂善時那樣,最後乾隆勒令恒文自盡,同時也革去了郭一裕的職務。恒文、郭一裕兩人原本企圖貢獻珍品以取悅乾隆,誰知弄巧成拙,尋福不成反惹禍。乾隆嚴厲斥責恒文,並且相應懲治了饋送總督賄銀的趙沁等十五名州縣官員,嚴煞雲貴貪風,整肅吏治,這樣做無疑是正確的。就懲貪而言,無論滿洲人還是漢人,也不分出身是否高貴,隻要貪橫犯法,就一律嚴加製裁,由此體現出乾隆秉公執法的一麵。
對於漢人官員郭一裕的處理最初雖有不夠公允的地方,後來還是進行了修正和補償——同年十一月,他又傳下諭旨,說:“郭一裕委派屬員購買黃金一事,也不能說沒有罪行,但是恒文借購買黃金斂取家私,確實是郭一裕揭發出來……郭一裕著加恩準其納贖。”幾年以後,乾隆賜予郭一裕三品職銜,授予河南按察使職務,這樣一來對郭一裕的錯誤判決總算有了交代。之所以在諭旨中仍然堅持郭一裕多少有些罪行,難免會有維護皇上之尊的成分,這樣做既為自己找了個台階下,又糾正了對郭一裕的錯誤懲治。
在處理郭一裕糾參雲貴總督恒文貪汙案的同一年,乾隆還命令刑部尚書劉統勳前往山西,查審了原山西巡撫蔣洲貪汙案。而蔣洲卻不同於恒文,此人很有背景。
蔣洲的父親蔣廷錫是以前雲貴總督蔣陳錫的弟弟,蔣陳錫是康熙朝的大臣,工詩善畫,以舉人、進士供奉內廷,事聖祖內直二十多年,後任至內閣學士。蔣廷錫更是受到雍正帝的賞識和提拔,短短六年的時間,就從內閣學士升遷到禮部侍郎,晉戶部尚書,兼任兵部尚書,拜授文華殿大學士兼領戶部,蒙受皇上賜予的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雍正十年蔣廷錫病故,雍正賜諡號“文肅”。
蔣廷錫為官秉公執正,政績突出,“明練恪謹,被恩禮始終”。而蔣洲的哥哥蔣溥,在雍正年間從舉人、進士直到入直南書房,承襲父親蔣廷錫世職,雍正十一年(1733)授予編修,後升遷為內閣學士。
乾隆五年(1740),蔣溥授吏部侍郎後,曆任湖南巡撫,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任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領戶部,身擔要職近三十年,政績突出,頗有建樹。
有這樣一個顯赫的世宦背景,社會影響自然不比尋常。正是借助父親兄長的威望勢力及曆朝皇上對父、兄的恩寵,蔣洲從一個職位很低的主事,迅速升遷至山西布政使之職,而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擢升為山西巡撫。是年七月,蔣洲被乾隆調任山東巡撫,而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他東窗事發,山西現任巡撫塔永寧彈劾蔣洲稱其在山西任內侵占國帑銀二萬多兩,升於任時勒派全省屬員彌補他貪汙虧空國庫銀兩,並且賣壽陽縣木植賠補虧空。正在處理恒文案的乾隆聽到這一奏報,“為之駭然”,要求必須徹底清查。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十六日,乾隆諭旨軍機大臣說:“蔣洲任內,一切舞弊納賄之事,都是其幕友吳姓及管家黃姓、馬姓等人經手辦理,已經秘密谘文山東署撫,提押犯人解送山西。吳姓諸人均係此案要犯,著傳諭山東巡撫鶴年迅速嚴拿,委派官差解送晉省,交劉統勳嚴加審訊,務必嚴加防範,迅速解送,不要讓疑犯逃脫,或者畏罪自殺。”乾隆感覺到這宗案件牽涉不隻是蔣洲一人,於是著手重新調查,接著發現山西貪官實在太多,吏治敗壞,有進行大力整頓的必要。
至同月二十六日,劉統勳、塔永寧初步審訊結果送至北京城,奏稱:“平定州知州朱廷揚因為侵占肥私,使帑銀虧空二萬多兩,守備武璉損公肥私,使營銀虧空一千多兩。”乾隆十分震怒,當天接連下達四道諭旨處理山西群體貪汙案。第一道諭旨著重闡明要徹底查清貪官汙吏之詳情。諭旨中指出按照調查情況推知,山西吏治已經敗壞到不忍聽聞的地步,他為此說:“吏治至此,尚不為之徹底清厘,大加整飭,何以肅官方而清帑項!”要求劉統勳會同塔永寧“嚴行查辦,不得稍存姑息”。由此可見,乾隆對清查山西貪汙案的態度十分堅決。
在接下來的一道諭旨中,他著重宣布將原山西巡撫現任陝西巡撫明德革職查辦。原因是在蔣洲擔任山西布政使期間,明德身為巡撫,察吏是基本職責之一,屬員任意侵占帑銀營私,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作為上司的他卻渾然無覺或故裝作不知,當然違負皇上深恩,因而應當革職拿問,解送山西接受審訊,其任所貲財立即查封。在第三道諭旨中,乾隆主要解決的是平定州知州朱廷揚占用帑銀一案。旨令山西巡撫行文直隸,查封朱廷揚的家產,鑒於朱廷揚原籍是浙江紹興人,可以傳諭浙江巡撫楊廷璋,迅速訪查該犯家庭地址,查封所有家產,以補充虧空帑銀,不準稍有泄露,導致他隱藏寄頓家財。
最後一道諭旨則是命令劉統勳、塔永寧要秉公嚴審明德,不可稍有回護。要求把蔣洲貪汙案所牽涉各犯審查清楚,並防備他們自殺滅口。
十一月五日,乾隆傳下諭旨,宣布對蔣洲貪汙案的處理意見。諭旨中稱:蔣洲是原任大學士蔣廷錫的兒子,逐漸升遷,曆任職布政使、巡撫,不是思考著如何廉潔奉公,報答皇恩,而是恣意侵吞國家貲財,致使帑銀虧空嚴重,還勒派全省屬員替他彌補虧空,以為得計,這種貪黷行為實在是“玷辱家門,實出情理之外”。楊文龍身為監司,曲意逢迎上司,侵占帑銀,勒派下屬,行為不法到了極點,罪情實在不可寬宥。蔣洲、楊文龍即行正法,以顯示國法之威嚴;七賚幫助作劄催取,以知府迎合司道行為不法,罪情較楊文龍稍輕,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其他牽涉案犯,命劉統勳、塔永寧逐一查明,分別擬罪具奏;明德收納蔣洲及其他屬員古玩金銀等物,已經降旨革職拿問,接受審訊定擬;拖穆齊圖和蔣洲結納通關,收受古玩銀物,甚屬無恥,革職拿解來京治罪。
這是乾隆自即位以來又一次嚴肅整飭山西吏治,為此他極為憤怒,指出:“山西一省,巡撫藩臬朋比為奸,毫無顧忌,吏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恒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
綜觀此案及恒文案,乾隆整飭吏治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手腕不可謂不硬,方針是正確的,措施也很有力。乾隆能夠嚴厲懲治封疆大吏,能夠拿權勢重臣開刀的精神,雖不能根治腐敗,但畢竟為當朝吏治的清明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