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執法
在封建官場上,朝廷官員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往往會出現官官相護的情況。某些官員的貪贓枉法每當被皇上查究,總有另外一些官員因害怕自己的醜行因此而暴露,便想方設法地為被糾參官員辯護。這樣做往往會欲蓋彌彰,欺騙得了昏君卻無法蒙蔽明主,因而是鋌而走險地玩火。對於一國之君來說,一旦發現有此類情形,就會毫不猶豫地給蒙蔽者戴上欺君大罪。乾隆當政也曾處理過多起這樣的案件,嚴懲了那些妄圖維護贓官的大臣,也使貪贓枉法者得到了應有的懲治。
乾隆處理雲南總督恒文貪汙案及山西巡撫蔣洲貪汙案南北兩案的同時,又嚴飭及懲治了庇護貪官楊灝的湖南巡撫蔣炳。
早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乾隆批閱了湖南巡撫陳弘謀彈劾藩司楊灝的奏折。陳弘謀在奏折中聲稱:“布政使楊灝在發買二十多萬兩補運倉銀時,每一百兩扣除了銀一兩三四錢到二兩六七錢不等,總計侵扣帑銀三千多兩,中飽私囊,為此請求革去楊灝的布政使職務,庫官周照也應處以革職懲罰,暫時委任按察使夔舒摘印署事。”對湖南巡撫陳弘謀留心察吏的舉動,乾隆大加稱讚,接著他降旨指示楊灝、周照都已經革去職務,他們貪黷侵扣帑銀情由及倉庫官員家人書吏,湖南巡撫已經查拿,審問清楚然後具體上奏。不久陳弘謀上奏,將楊灝處以斬監候,秋後處決。
問題出現在不久接替湖南巡撫的蔣炳身上。蔣炳上任後,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旨令,要楊灝在限定日期內繳清所有贓銀,罪行擬定為緩決,對此九卿科道官員沒有提出異議,三法司也表示讚同,於是就擬楊灝緩決,並且列入秋審官員罪犯的緩決人犯名冊之內。當年鄂善受賄千兩白銀即被賜死,而楊灝三倍於鄂善,卻予緩決,乾隆看到人犯冊子後自然極為憤怒。他認為蔣炳有意袒護楊灝,於是加以痛斥,要求必須斬殺貪汙犯楊灝。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乾隆頒旨稱:“在秋審人犯名單內,擬斬原來湖南布政使楊灝一案,又擬定為緩決,簡直錯謬到了極點。楊灝身為藩司,竟然侵吞克扣帑銀三千多兩,貪黷如此,敗壞國法,本應該立即正法,以彰國家律法嚴明,處以監候決已經是格外開恩了。現在人犯冊內妄自把楊灝歸入緩決。像楊灝這樣的藩司大員聲名狼藉如此,還讓他限期完贓,減輕懲罰,如此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克扣,肆無忌憚,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朝廷大臣等人遇到這類案件,不知道權衡輕重,竟然恣意欺妄,隨便給楊灝判一個罪行就想蒙混過關,將視朕為何主!朕臨禦二十二年,所辦案件,內外臣工所共見共聞,尚敢如此竊弄威柄,施黨庇伎倆,朝臣亦可謂有權!今日檢閱之下,不勝手戰憤栗。"
於是,乾隆要求把蔣炳交部從重嚴加議處,參與擬定楊灝罪行的九卿科道官員也都交部議處,同時還要追究在京大學土的過失。乾隆這時已經把楊灝案的處理重心轉移到與之有關的朝臣身上,堅決追究袒護貪贓行為官員的責任及罪行,以嚴肅綱紀。
乾隆把話說到這份兒上,楊灝此時自然已是難逃死罪,而對於湖南巡撫蔣炳的處理也不謂不嚴。雖然蔣炳的過失隻是將楊灝的罪行稍微判輕了一點兒,但為了警戒各級官吏嚴格執法,乾隆連下兩道諭旨,旨在革去蔣炳巡撫職務及抄沒他的家產。
諭旨聲稱:“楊灝身為藩司大吏,貪汙盜取帑銀達數千兩,本來是應該立即正法的罪犯,等候秋審事後到來,絕沒有不入情實之理,湖南巡撫蔣炳竟然在秋審時將該犯判為緩決,錯謬到了極點,此非尋常蒙混瞻徇可比,因此要革去蔣炳職務,拿解到京嚴加治罪,查封其任所有字跡及貲財,同時抄沒他本籍家產,不準隱藏寄頓。"
及至九月十日,乾隆覺得對蔣炳事件批駁得還不深刻,又專門下達長諭,詳細論述蔣炳及九卿科道官員庇護贓官的錯謬,闡明這樣對國家的危害,旨稱:“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法之所在,所謂天討有罪,罔敢縱弛,誠有如是者……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言稱執法人員對於贓官隨意袒護,受害的隻能是“小民百姓”,贓官得不到應有的懲罰,與縱容官吏貪汙腐化沒什麽兩樣,這一批駁也算入情入理。
長諭中還說:“今蔣炳辦理此案,豈不知事理之不當如是,其意以為朕於前歲俱經勾到,今歲或當停勾,所有緩決諸多案,未必寓目,遂將楊灝擬入緩決,迨係明歲,則係已準緩決之犯,便可幸邀寬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實不可問……其楊灝一案,審轉之按察使夔舒,有專辦刑名之責,乃亦蒙混如此,著一並交部嚴加議處。為官相護之錮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由此可見乾隆之所以拿蔣炳開刀,懲治袒護贓官行為,目的十分明確,就是革除官僚們的官官相護之錮習。
在乾隆統治期間,類似蔣炳袒護贓官的事情時有發生,乾隆雖然嚴懲重辦也難以根絕。及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初,又有協辦大學士、巡撫莊有恭及陝西巡撫和其他袒護贓官案被揭露出來,兩位封疆大吏最後被處以斬監候的重刑。
莊有恭頗有一段輝煌的曆史,此人是乾隆四年(1739)殿試高中狀元,授予修撰,入直上書房,成為乾隆的一名機要秘書。接著他曆任光祿寺卿、內閣學士、戶部侍郎、江寧學政,乾隆十六年出任江蘇巡撫,成為一名封疆大吏;乾隆十七年莊有恭被擢升為兩江總督,第四年因丁憂回原籍,隨後署江南河道總督,因故奪職,乾隆二十三年再次被起用,出任湖北巡撫,剛一年又調任浙江巡撫,乾隆二十七年移任江蘇巡撫,乾隆二十九年擢升為刑部尚書,繼續兼任巡撫職務。乾隆三十年正月被授予協辦大學士,暫時留於江蘇巡撫任上,八月又奉乾隆禦旨進京。
莊有恭在兩江總督任上頗有政績,也能以清廉自勵。然而這位卓有政績的封疆大吏,剛過知命之年卻有意誌衰退、馬失前蹄的時候,這一失足在於他庇護了屬員段成功貪贓。段成功是蘇州一名小小同知,因為縱容家人詐擾民間被揭露出來。莊有恭因庇護段成功罪行,被牽連進去,終遭嚴懲。
乾隆是通過兩江總督高晉的奏折發現案情的。高晉在奏折中稱段成功因為患瘧疾不能處理案件,結果沒有發現家人龔玉等人詐擾民間婪取贓財的罪行。作為一位十分細心的乾隆皇帝,通過奏折中的小小漏洞,經過分析認為瘧疾並非重症,病狀是間歇性的,每次發作不過一二個時辰,蘇州同知段成功因此不能檢點案牘,簡直錯謬至極,明明白白是在聽任家人借勢橫行。而且承擔審理案件的官員有意替段成功開脫罪責,妄圖從輕完結此案,於是故意這樣書寫。
這樣一來,乾隆首先就要追究兩江總督高晉的責任,他傳下諭旨說,高晉自從擢升為總督以來,承審案件,“意存瞻徇,巧為嚐試,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殷鑒”“何意竟敢姑息蒙混如此”!乾隆認定此案一定出自朱奎揚的謀劃,而這個人平素就非善類。於是,他在諭旨中稱:“高晉身為總督,放縱下屬到這種地步,本應該交部嚴加議處,但念及新出任總督,又是初次獲咎,而且在河道總督任上尚能實心任事,就免於追究,以後發現有類似過失而不知悔過,一定嚴懲不貸。”於是乾隆命令高晉傳諭朱奎揚,讓他小心。
在傳下這道諭旨的同一天,也就是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再下諭旨,命令江蘇時任巡撫明德迅速查實此案情節曲直,務必秉公辦理,將朱奎揚近來處理政務的情形據實陳奏。兩天後,即二十一日,他又命令在浙江審理案件的滿族侍郎四達前赴蘇州,會同總督高晉審理此案。
其實,高晉這次在奏折中出現謬誤,用心是深刻的。高晉知道,皇上看到這樣的奏報後定會追究責任,然後他就可以把案子的真實情況陳奏上去。後來江蘇巡撫明德的調查結果送至京城,奏稱:段成功家人龔玉出票擾累民間,段成功不但全部知情,而且有所染指,承擔審理任務的蘇州知府孔傳珂、主稿審轉的江蘇按察使朱奎揚,都知道蘇州同知段成功裝病而故意徇私不追究家人的罪責,擔心這樣會把他牽連出來。乾隆了解到這一情節後,憤怒異常,立刻傳下諭旨,命令立即革去孔傳珂、朱奎揚的職務,拿交刑部治罪。
就在這時,原江蘇巡撫莊有恭的過失才開始浮出水麵。孔、朱二人的職務被革後,緊接著高晉的奏折又送到乾隆麵前,奏稱:“莊有恭原參,即有段成功抱病被蒙字樣。”奏折之意是說原江蘇巡撫、現刑部尚書莊有恭有替蘇州同知段成功故意開脫的嫌疑,明知道段成功是裝病徇私的。乾隆聞奏之初感到非常驚訝,後來憤怒,遂下達諭旨,指責莊有恭道:“此等卑瑣居心行事,尚安得為純臣乎!莊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為此巧於市恩之術。是有心欺朕矣。”命令將協辦大學士、原江蘇巡撫莊有恭交部嚴加議處。
從一件小小的案件中,逐漸牽涉出這麽多徇私庇贓官員,乾隆如何不震驚呢?他由此知道莊有恭是在施展手段,企圖使用隱約兩可之計掩蓋一些猥瑣行為。他身為巡撫,敢於如此冒險行事,恐怕不隻是為了庇護下屬官員,一定有更深的隱情。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二十日,吏部議處案犯奏疏送到乾隆麵前,奏請莊有恭“巧為解怨市恩”,革去刑部尚書及協辦大學士職務,將兩江總督高晉處以降職調任處分。
案件的審理進一步展開,沒幾天欽差四達又有新的奏報:據原任蘇州知府孔傳珂供詞,段成功被參劾以後,對他進行審訊時,巡撫莊有恭曾經當麵諭示,如果段家人書役不供出段成功知道實情得到贓銀,此案就可以寬縱過去。根據按察使朱奎揚供認,莊有恭曾指授案件處理方式,蘇州府審理時隻承認家人得到贓銀,段成功咬定不知情,可以照此結案。欽差四達由此下結論道:“竊窺莊有恭意在從寬,遂亦不加深究。”乾隆下諭指責道:“莊有恭居心如此不良,故意欺詐,使此案之上下相蒙,俱由莊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如果對他姑息下去,何以正天下督撫!”
至此乾隆已經理清,這宗庇護屬員案根在於時任江蘇巡撫的莊有恭,於是諭示將他革職,拿交刑部,命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加審訊。莊有恭以前擔任學政時因為受到懲罰沒有完結的銀兩,曾經加恩寬免,現在要分文不少繼續追繳,另外還要查封他廣東原籍及蘇州寓所貲財,不允許隱匿寄頓。接著又揭示道:“莊有恭並非袒護段成功,而於保舉段成功之和其衷,則曲意為之瞻徇,因和其衷為新任巡撫明德弟兄,恐事發累及舉主,有礙顏麵,遂爾心存瞻顧。上司屬員,意會色授,各相喻於不言。”乾隆這頓批駁可謂入木三分,官官相護的醜圖躍然而出。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刑部議處的結果出來,莊有恭、孔傳珂、朱奎揚均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為了嚴肅官場風氣,宣布結果後乾隆再次降旨,闡明嚴厲處置莊有恭等人的意義,指出:“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護,積習最為惡劣,若不急為整飭,將啟黨援門戶之弊,於世道人心,深有關係。朕力挽頹風,遇有此等案件,唯有嚴加懲創以飭紀綱,內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湔洗,務使錮習一清,毋蹈覆轍。莊有恭身為巡撫,屬員視其趨向,自應依律問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朱奎揚、孔傳珂究係為從,著從寬免其死罪,發往軍台效力。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有關莊有恭的庇護贓官案已經結束了,但案中主犯之一的段成功因有另外一樁貪贓事件,使他的上司和其衷因對他有袒護罪也遭嚴懲。以前在山西陽曲縣做知縣時,段成功曾經虧空帑銀上萬兩,等到升遷至蘇州同知時,山西上司代替他彌補虧空,這個上司就是原任山西巡撫、現移任陝西巡撫的和其衷,新任江蘇巡撫明德的弟兄。乾隆命令江蘇巡撫明德把段成功押往山西,交山西現任巡撫彰寶收審。
彰寶把段成功在山西貪贓並受到上司和其衷庇護的案子查實後,向乾隆做了詳細奏報。針對這一情況,乾隆立刻下達長諭,嚴加斥責和其衷等人,命令革職究責。諭旨中指出:“上下關通營私欺罔若和其衷之甚者,實出朕之意料外,是其罪較莊有恭更重矣……和其衷明知屬員虧空盈萬,不但不參劾究治……掩飾彌縫,其玩法欺蔽之罪,尚可貸乎……和其衷著革職拿問,派四達前往山西,會同巡撫彰寶,將此案各情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
後經查明,段成功在山西陽曲縣任上僅有半年時間,就虧空庫銀高達一萬兩,替他彌補虧空的州縣官員達三十二人。在短暫的時間內,全省數十名官員為他及時彌補虧空帑銀,正如乾隆所說“苟非上司授意,焉能迅速齊全”,這與巡撫和其衷以行政命令解決虧空有直接關係。由此可見當時官官相護,“上下關通營私欺罔”的情形極為嚴重。
在此案中,和其衷也承認,以前到熱河陛見乾隆時,是段成功代替雇傭的騾腳,他還帶信命令段成功購買皮貨,用銀九百八十兩。而段成功本人也是一個交際能手,平時跟全省州縣官員都有交接,他又自行懇求幫助解決虧空問題,山西藩司、知府官員全都知情,還向太原府知府劉墉當麵催促兩次。這樣,山西通省官員共同舞弊行為再次曝光於天下。
乾隆嚴厲斥責和其衷等官員的結黨徇私行為,並且堅決嚴加懲處。最後擬和其衷以斬監候,革去山西布政使文綬、太原府知府劉墉的官職,發往軍台效力,而主犯段成功被處死。乾隆以嚴格的行政和法律手段處理了庇護貪贓官員,警戒眾官必須嚴格執法,不徇私,秉公處理政事,在一定程度上整飭了官場頹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