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視同仁

對於那些素無政聲而且貪婪無比的貪官，乾隆的方針是嚴懲不貸，而對於與國有功的封疆大吏及江山社稷重臣，他是否會寬縱他們呢?從一些實際懲治貪汙官吏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曾經有功於國的寵臣，一旦沾染貪汙，乾隆也一樣會懲治他們，一視同仁。這充分反映出他對貪汙腐敗嚴加整治的決心，浙江巡撫盧焯及兵部尚書鄂善就是其中的典型。

乾隆六年(1741)三月十四日，左都禦史劉吳龍上疏糾參浙江巡撫盧焯貪贓枉法。這是一個科道官員彈劾封疆大吏的案例典型，最後判處以絞監候結案。但盧焯畢竟在地方上也有很大功勞，雖然得到懲治，並沒有被殺頭，不過也對那些有功之臣敲響了警鍾，警告他們不要因為曾經有功於國就可以貪贓枉法。

盧焯本人的確很有才幹，因為在地方為政政績突出，曾受雍正皇帝嘉獎。盧焯作為漢軍鑲黃旗人，通過捐納入仕的，最初授予直隸武邑知縣。武邑縣舊有均徭錢，按照田畝派斂百姓以供公差費用，造成當地百姓有雙重差費負擔。盧焯憑借才幹，上任之後巧妙地把公耗歸入公項開支，接著懲辦把持公務欺淩百姓的大莊頭，最終革除了這一弊端。雍正六年(1728),盧焯解餉進京，蒙受雍正帝召見，官職升遷到江南詫州知州。在任期間禁械鬥、清監獄，政績顯著，又被擢升為山東東昌知府，並在修築護城長堤、疏浚運河、賑濟災民等方麵，頗有建樹。於是又在雍正九年(1731)升遷為督糧道，移河南汝南道，

雍正十年(1732)授河南按察使，到雍正十二年(1734)時一經擢升為福建巡撫，成為一名封疆大吏。

乾隆初年，由於啟奏減福建邵武縣永安所、霞浦縣福寧衛屯田征米科則，豁免侯官諸縣額缺田地，減免平和、永安、清流諸縣所攤餘的丁銀，還教民養蠶絲織以及疏浚省會護城河等方麵的功勞卓著，因而盧焯受到乾隆的重視。

乾隆三年(1738),盧焯調任浙江巡撫兼任鹽政。在任上他奏請停止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所征歲修銀，減嘉興府所屬七縣銀米十分之二，並且請求禁止商人短斤少兩，嚴飭州縣追捕私鹽小販行為，減少擾民行為，特別規定不準逮捕肩挑小販，鹽場征收課稅不準使用刑罰追索。此外，盧焯還命令減輕食鹽價格，免征米稅，增廣學員名額，引起很好的社會反響；他還革除“官價買物之陋規”,使浙江普遍受到政策方麵的恩惠。

盧焯在水利方麵也頗有政績，譬如他奏請改海寧草塘為石塘，積極籌措資金、運送石料；尖山壩是浙江的水利屏障，時間長了將要坍塌，乾隆四年(1739)盧焯奏準修築尖山大壩，並且及時完工，對防護浙江百姓免遭水災起到積極作用。乾隆有感於此，親自書寫尖山壩建成碑文，稱讚盧焯“尖山壩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

大量事實說明盧焯的確是一名十分能幹的官員，一旦看到有人糾參盧焯的奏疏，乾隆在懲治盧焯貪汙上，無論如何也下不了決心。但此時畢竟正在處理山西學政、布政使貪贓枉法事件，對於盧焯貪汙案也不能格外寬容，否則他剛宣布的律條就成了空話，以後便無法去懲戒其他眾多官員。在看過左都禦史劉吳龍彈劾盧焯的奏章三個多月後，乾隆終於在六月十六日傳下諭旨：浙江巡撫盧焯解去職任，命令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針對參奏情節逐一查審具奏。

乾隆六年(1741)七月五日，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策楞參奏：“原任閩浙總督郝玉麟和調任巡撫盧焯，在任職期間並沒有什麽政績可言，並且都在福建省私自為自己建造生祠數處。”不準外任官員私自為自己建造生祠，這是乾隆一再強調的政策，如今有人就此參奏盧焯，就又少了一道維護盧焯的理由，看來對盧焯從嚴治罪也是必然了。

乾隆七年(1742)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會同題奏盧焯營私受賄一案。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紮勒奏疏中稱經過對盧焯罪情逐一審訊，分別擬出罪行，除了盧焯事後收受財物、求索借貸等輕罪不議之外，盧焯依照貪贓枉法議罪，“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批準執行。盧焯貪贓案件贓銀數量巨大，乾隆之所以沒有殺掉盧焯，是因為他的確是一位十分能幹的官員，在地方上頗有建樹，而判處絞監候，既起到了一定的懲戒作用，又保護了能臣，希望盧焯以後能夠改掉貪贓弊習，以這次事件為戒，再樹新功。

乾隆在處理兵部尚書鄂善受賄案時，也頗費周折，這也與鄂善一向是乾隆的“倚用大臣”有關。但國法不可不執行，鄂善最終還是被判處死刑。

乾隆六年(1741),在命令王大臣查審兵部尚書鄂善受賄案時，乾隆說：“鄂善是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仲永檀建議朕派人查審鄂善受賄事件，不知道應該委派誰才好。如果委派禁近小臣，這不是在說大臣不可信任反而小臣可以信任嗎?如果委派大臣要員去調查，怎麽能保證他們與鄂善之間沒有什麽私人恩怨呢?何況要是暗中派人訪察而朕不明言，把事端隱藏到心裏，就顯得朕事先沒有以誠懇的態度對待大臣。這件事關係重大，如果不明晰辦理，弄清楚是非原委，那麽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國家之事呢?”乾隆講了這麽一大堆話，無非是想找到合適的台階能夠查辦鄂善，同時還不傷害大臣們的感情。

最終，乾隆派遣怡親王弘曉、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及來保，共同審查鄂善受賄案件。此時，乾隆仍然不願相信鄂善真的有受賄行為，為此他說道：“審查確屬事實，則鄂善罪不容辭；如係虛捏，則仲永檀自有應得之罪，王公大臣必無所偏徇於其間也。”此時乾隆倒對參奏鄂善的禦史仲永檀有所不滿，鄂善畢竟是兵部尚書，位高權重，又是他的倚用大臣，怎麽能忍心被參倒呢?因而他接著說道：“朕所以廣開言路，原欲明目達聰，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謂風聞言事，不問虛實，紛紛瀆陳，徒亂人意，於國何益!”既然如此，他倒是願意把這個案件徹底清查，不便含糊結案，以“正人心風俗大端”。

諸位王公大臣會同審查鄂善受賄一案，結果出來後著實讓乾隆吃了一驚，兵部尚書鄂善受賄竟然完全屬實。是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為此頒布諭旨，又是長篇大論，主要闡明鄂善受賄案審理經過及判處結果，並且說明其中發生的曲折是非。

他在諭旨中說：“怡親王弘曉等七位國家重臣屢次認真審訊、探討，確定鄂善受賄確是實情。鄂善家人及交送銀兩的人都承認的確有此事，鄂善收納俞長庚的賄銀。乾隆在長諭中敘述了審訊經過，說他曾特別召見和親王弘晝、大學士鄂爾泰、吏部尚書訥親、刑部尚書來保協同鄂善進見，以便當麵對質。鄂善最初還有抵賴掩飾的舉動，他就對鄂善說，此事家人及過付之人，皆已應承。你若實無此事則可，若有，不妨於朕前實奏。”按照實情奏報，可以讓王公大臣從輕審問，把罪責歸結到家人身上，可以全國家大體。於是，鄂善當著他的麵，承認接納家人一千兩銀子是實情。

在長諭中乾隆說道：“鄂善承認了受賄事實，沒有什麽疑問了。他是朕及皇考平日深加信用的大臣，然而負恩如此，國法斷不可恕。若於此等稍有寬縱，朕將何以臨禦臣工。當時朕麵帶淚痕告訴鄂善：‘論罪你按律應絞，但念你曾為重臣，不忍明正典刑，然你亦何顏複立人世乎?’因此讓鄂善自裁。”

其實乾隆的確不忍心讓鄂善死，畢竟是國家重臣，是他“倚重之臣”,於是命王公大臣詳加議論。王公大臣詳議後奏稱：鄂善貪贓枉法，法所不容，人心共憤。皇上恩典令他自盡，並不算嚴苛。鄂善聽到讓他自盡的消息，突然翻供，聲稱他之所以承認受賄一千兩銀子，完全是為了顧全皇上體麵，因為以前皇上多次降旨，擔保滿洲大臣操守沒有問題，他作為一名滿洲大臣，既然被言官糾參，唯恐皇上辦理為難，是以一時應承，而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收納賄銀。

這樣一來，案情變得複雜化了。乾隆原先想的是如果鄂善誠心悔過，懇切哀求，可以免去他的死罪，監候秋後處決，寬待時日，就可以使死罪變活罪，活罪化免罪。現在鄂善竟然欺妄於他，出爾反爾，依法應當斬首，於是命令刑部嚴加審訊。

以前鄂善僅有受賄罪行，在皇上麵前認罪卻又翻供以後，加上欺君大罪，這次不應死也得死了。縱然如此，乾隆依然念及君臣之誼，命令新柱、五十七前往刑部，把鄂善帶到家中，命令鄂善在家裏自盡。

乾隆對盧焯、鄂善貪贓行為的懲治，表現出他整飭吏治的決心，雖然有私心在裏麵，但在總體上還是以懲貪為根本目的，以此警戒眾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