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西藏

大金川戰爭剛剛結束後不久，西藏形勢又緊張起來。於是，乾隆皇帝又把注意力轉向了西南邊疆。

乾隆初年，主持西藏行政事務的是西藏貴族頗羅鼐。康熙、雍正兩朝統治時期，在反對準噶爾入侵與平定西藏地方勢力反清叛亂的曆次戰爭中，頗羅鼐累建功勳，因此而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賞識和器重，先後由一般的紮薩克台吉提拔為主持西藏行政事務的貝子、貝勒、多羅貝勒。乾隆四年，乾隆皇帝又以他“遵奉諭旨，敬信黃教，振興經典，練兵防卡，甚屬黽勉”,而將其晉封為郡王。

頗羅鼐在當政期間，依靠清朝駐藏大臣，團結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廣大僧俗人士，共同抵禦準噶爾分裂勢力的侵擾，在一個較長時期中，西藏地區出現了比較安定的局麵。為了酬答頗羅鼐為維護國家統一所做出的貢獻，乾隆

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特準封頗羅鼐一子為長子，“日後襲爵，總理彼處事務”。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頗羅鼐病故，乾隆皇帝又賜銀一千兩料理後事，並派大臣索拜前往祭奠。作為一個對維護祖國統一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藏族民族英雄，頗羅鼐將永遠值得後人懷念。

頗羅鼐死後，頗羅鼐次子珠爾墨特那木紮勒襲封郡王，主持全藏行政事務。因為他是以次子襲封王位，便把自己的兄長、主持阿裏克地區事務的珠爾墨特策布登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有必欲除之而後快之意。

為此，他先後多次向駐藏大臣誣告其兄欲圖殺害他所補放的官員，搶奪商賈財物，“用兵把守通藏道路，聲言欲來西藏”。為了維持西藏地區的安定局麵，乾隆皇帝頒布諭旨各加訓斥，責令其兄弟和好。對此，珠爾暈特那木紮勒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恩將仇報，遷怒於駐藏大臣和駐藏官軍，將其視為自己獨霸西藏的主要障礙。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駐藏大臣紀山赴拉薩上任，珠爾墨特那木紮勒倨傲不恭，“直至一月後始出見，頗有輕忽之意”;此後，又對駐藏大臣的活動嚴加監視，“廣布私人，凡駐藏大臣一舉動，輒偵邏之”,甚至還提出撤出駐藏官軍的無理要求。與此同時，他還采取陰謀手段，遣人刺殺其兄，詭稱其病死，以欺騙朝廷。對於反對他的這些倒行逆施行為的宗教界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第達等行政官員，不是懷恨在心，就是伺機報複，“誣捕抄沒，分給親愛之人”,以至“頗羅鼐所用舊人，殺害、抄沒、黜革者甚多”;“藏中有異己者，將盡逐之，勢且延及達賴喇嘛，為雄長一方之計”。因此，從他襲封郡王之後，西藏地方政權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一場武裝叛亂正在醞釀之中。

應該指出，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的分裂活動與駐藏大臣紀山的姑息縱容有著直接的關係。在擔任駐藏大臣期間，麵對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的分裂活動，紀山非但不對其加以限製，反而與其結交為盟。為了取悅於珠爾墨特那木紮勒，入藏之初，他即非常低下地與其設誓盟好，“甚至具折請安、奏事，皆與一同列名”。除此之外，他還饋送珠爾墨特那木紮勒八轎，並派自己的轎夫前往“教演番奴抬轎，以肆其誌”;時常和其一起“宴會觀劇，日在醉鄉”。尤其嚴重的是，他還出賣原則，泄露機密，欺騙朝廷，多次將乾隆皇帝關於西藏問題的許多重要指示泄露給珠爾墨特那木紮勒，並在上給乾隆皇帝的奏折中為其開脫，從而使乾隆皇帝無法得知西藏事態發展的真實情況。

乾隆皇帝為了加強對西藏的統治，於乾隆十四年年底將紀山調回，改派傅清、拉布敦二人為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至藏就任後，開始對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的不法行為進行限製。對此，珠爾墨特那木紮勒愈加憤恨。為了達到分裂祖國、自立名號的罪惡目的，他進一步加快了其組織武裝暴亂的步伐。他一方麵“潛遣其心腹堅參紮錫等通款準噶爾，稱策妄多爾濟那木紮勒為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為聲援”;另一方麵設計將四百餘名漢兵逐回內地，並聲稱“其餘若不知機早回，必盡行誅滅”。與此同時，他行令西藏各地“沿途漢、土兵民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一場大規模的武裝暴亂即將發生。

眼見“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情形，漸益昭著”,形勢異常險惡，傅清、拉布敦兩位駐藏大臣除將上述情形於乾隆十五年九月急報乾隆皇帝之外，還當機立斷，決定在沒有得到乾隆皇帝有關指示的情況下便宜行事：“俟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由打克薩回來接見之時，即為擒拿，剪除此孽。”

傅清、拉布敦於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以議事為名，將珠爾墨特那木紮勒傳至駐藏大臣所在地樓上，當即拔刃將其殺死。跟隨珠爾墨特那木紮勒前來的親信黨羽卓呢羅卜藏紮什見狀大驚，跳樓逃跑，傳喚同黨，聚兵圍樓，槍炮齊發。在叛亂暴徒的武裝進攻下，兩位駐藏大臣當場壯烈殉國。與此同時，叛亂分子在卓呢羅卜藏紮什的帶領下搶劫倉庫，大肆屠殺居住在西藏的滿、漢兵民，以致叛亂發生的當天，庫銀八萬五千餘兩被洗劫一空，駐藏滿、漢官員、兵丁、商民一百二十八人也一起遇害。

叛亂賊眾的暴行激起了西藏廣大僧俗愛國人士的強烈憤慨，他們迅速地團結在達賴喇嘛的周圍，並向叛亂分子發動了武裝反擊。十月十四日，達賴喇嘛組成臨時政府，收集餘兵，安撫人眾，著手進行平叛事宜。卓呢羅卜藏紮什等叛亂分子眼見叛亂不得人心，隻好四散逃命。十月十八日，達賴喇嘛傳令沿途台站“照舊應付官兵”,嚴禁殺害漢人。此後不久，叛亂頭子卓呢羅卜藏紮什等十三人先後被捉拿歸案。當月二十三日，叛亂賊眾已擒獲過半，所劫國庫銀兩也追回二萬餘兩，整個西藏形勢開始好轉，在駐藏官兵和西藏廣大僧俗人眾的聯合反擊下，這場叛亂極為迅速地被平定下去了。

乾隆皇帝收到傅清、拉布敦二人要求便宜行事、乘機除掉叛亂頭子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的秘密奏折時，已是當年十月初八。出於加強中央對西藏地區控製的目的，他對二人關於除掉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的建議表示同意，但卻認為他們選擇的方式“甚屬冒險”,並令其“不可輕動”。因為拉薩至北京路途遙遠，已經來不及製止他們的行動，為此，他飛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預調川兵，一旦聞知西藏事發，即刻率軍出發。十一月初，西藏叛亂和傅清、拉布敦殉國的消息傳至成都，策楞、嶽鍾琪當即揮師入藏。為了安定地方，乾隆皇帝指示他們“惟務搜除逆黨，以安地方。凡非親信逆黨，一無株及。被難民番，優加恤賞”。根據乾隆皇帝的這一旨意，策楞到達西藏後，團結廣大僧俗人眾，徹底清查叛亂分子餘黨，西藏形勢進達瓦齊像(準噶爾部最後一位汗王)一步安定下來。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西藏地方的控製，乾隆皇帝還乘平叛勝利的有利時機，先後指示入藏官員策楞、兆惠等廢除弊端甚多的藏王製度，“眾建而分其勢”,並采取措施進一步提高駐藏大臣的權力。根據這一旨意，乾降十六

年(1751)三月，策楞製定了《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款。其主要內容是：一、廢除實行十幾年之久的藏王製度，將其權力轉移至集體負責的噶隆之手；二、噶隆辦事，應在公所。所辦重要事務，皆須請示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鈐用達賴喇嘛印信、欽差大臣關防遵行；三、補放或撤換第巴等重要官員，皆須按規定辦理，並經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批準；四、增設管理軍隊的高級官員——代奔名額，以防專擅，並對噶隆、代奔等官員各給敕書，以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官員的控製；五、禁止各級西藏貴族隨意占有或役使一般平民等。

這些規定有利於進一步提高駐藏大臣在處理西藏事務中的地位。同時，也賦予達賴喇嘛以一定的職權，使得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控製有了進一步的加強。這對於乾隆時期西南邊疆的安定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產生了積極作用。

應該指出，在這次平定西藏叛亂的過程中，兩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正是由於他們不怕犧牲，當機立斷，先發製敵，才使這次叛亂的規模大大縮小，叛亂時間也大大縮短，從而使之成為乾隆時期多起平叛戰爭中付出代價最小、收效最快的一場戰爭。為了表彰他們二人為維護祖國統一所做出的貢獻，乾隆皇帝分別將他們追贈為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乾隆十六年四月，又在拉薩、北京兩地建立雙忠祠，以示全國各族人民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懷念。